三十六年前的细节——补记顾颉刚先生

2017-07-18 14:34 来源:文汇报 
2017-07-18 14:34:20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杨帆

  郑重

  历史学家顾颉刚逝世之际,我写了《当他远行的时候》 为他送行,刊登在1981年1月7日的 《文汇报》。

  看望顾颉刚先生,已经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那一次去看他,不是访问,访问前我是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的,那次只是受朋友之托临时的看望,所以毫无准备。说实在的,顾先生也是我在计划中要访问的学者,想和他谈疑古的问题,他曾经说过:“欲清扫战国而下之蔀障,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当时也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过,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都知道,顾先生对商周以前的历史表示怀疑,有很流行的名言:“大禹是一条虫。”还是在“文革”期间,我对中国的考古已有浓厚的兴趣,跑了一些考古发掘现场,夏之前的文化就引起了议论。我就想了解一下,对众多考古成果的出现,不知道顾先生的史学观念有什么变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虽然买到顾先生的 《史林杂识》,但他的其他著作没有读过,所以并不敢贸然采访他。

  1980年11月24日,我去看望的当天晚上,顾先生就住进医院,从此没有出来,直到他病逝。顾先生是因为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在病房里还能做些研究,后来突发脑溢血而病逝。顾先生病逝,我很伤感,就写了 《当他远行的时候———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刊之报端。因为是新闻通讯,不可能像副刊文章写出许多细节。三十六年的时光流逝,这些细节并没有忘记,流动在我的脑海里或在日记中,现在还是抑不住地要溢出来,流在纸上。

  那年冬天,北京的雪下得很大,我在白石桥卫星研究院采访,每天的采访都作了安排,11月24日趁着没有采访任务,我去了顾先生南沙沟寓所。当年俞平伯、钱锺书等著名学者都住在这里。我已经去过俞先生家多次,对这里的房子并不陌生。顾先生家的客厅也不小,我走进客厅,顾先生的夫人张静秋忙里忙外在收拾。顾先生在书房里,书房的门是关着的。我在客厅等待,看到商承祚写的一副金文对联,不懂金文,我不知道对联的内容。看书房的门,只见门上贴着会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子。我知道这是提醒来访者要自觉遵守时间,也是夫人用来保护顾先生的武器,我担心自己会被这武器打中。书房门开了,我走了进去,我又看到墙上贴着和书房门上内容相同的字条“五分钟”,这应该是对顾先生的提醒了。

  顾先生把我带去的那幅 《松鹤图》展开在书桌上,很有兴趣地看着,喃喃地说着我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解放之初,顾先生在上海办大中国图书局,出版教育挂图和史地小丛书。顾先生爱才,把初到上海的刘旦宅聘用到书局画教育挂图,承名世担任史地小丛书的编辑。顾先生所说的老朋友,应该是这一段历史。顾先生说罢又把承名世的信看了一遍,信上写着笔者爱好书画,顾先生就要笔者磨墨,准备给笔者写一幅字。我刚要磨墨,顾夫人走了进来,对顾先生说你身体不好,还写什么字,转而对我下了逐客令:超过了会客时间,你该走了。

  看看顾先生的表情,他示意要我留下;再说像我这样当记者的人,怎么会轻易就被赶走呢。我继续站在书桌边,这样可以和顾先生聊天,也可以看到铺展在书桌上的稿纸写的内容。在顾先生的书房里听到的和看到的,基本上都写进这篇新闻通讯了。

  当时我就想,这也许是对顾先生采访的开始,需要和他有感情上的沟通与亲近,就对他说:你很早就是我们 《文汇报》 的作者了,我在1946年 《文汇报》 副刊 《史地周刊》 上读到过 《宝树园杂记》。他说:那是应王伯祥之约写的。徐铸成很开明,学术副刊都是请报社之外的学者主编。我这时也壮起胆子向他提出疑古的问题,“大禹是条虫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是鲁迅给我戴的帽子,从此许多人就一叶障目,封我为疑古派,其实那只是研究中的一片叶子,不是主干,你以后看了我的文章就清楚了。”刚说到这里,他的夫人又第三次走了进来,说:好啦,以后再谈吧。

  回到客厅,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和顾夫人攀谈着。她是徐州人,和我的口音一样,也许她感到是一种乡音吧,对我并没有拒绝。这时我认识了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还有顾湲,她在内蒙古插队还没回城。顾潮介绍我认识她们的大姐,是顾先生和前夫人生的女儿,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这天的日记中我还写了一句“采访最麻烦的就是遇到秘书和夫人”。

  顾先生逝世之后,我就着手搜集他的资料,去北京时我也会到他家去看看,顾夫人也向我谈了一些顾先生前夫人病逝之后,他们在重庆结婚的事。顾潮、顾洪对我很热情。这时顾洪还是顾先生的研究生,她带我去干面胡同的老宅子看顾先生的藏书。顾洪向我介绍,这座四合院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住宅,他们一家住宽大正房,两侧住的是高士其和贺昌群,张政烺住在后面。后来,我在北京大学和张政烺先生谈过考古问题。顾先生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线装书较多,顾洪说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宋刊孤本,都是常用的。顾洪就住在这里,我曾多次来这里,看了顾先生的一些手稿和一部分日记。除了顾潮、顾洪的帮助,顾先生的助手王湜华也帮助复印了许多资料。那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我的女儿,有时跟着跑来跑去,她居然写了一篇 《寻找顾颉刚》 的文章,刊发在 《文汇读书周报》。

  读了顾先生 《古史辨》 二集的 《自序》,我才了解他的疑古史学的来历。他说:

  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人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人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是不放弃,也是我辩论的支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术假设,深得他的老师胡适的赞许:“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 (连尧舜) 都送上封神台了!”并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几年之后,胡适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

  经过这样的学术思想梳理,胡适的学术思想在变,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也在变,我逐渐地明确了要为顾颉刚写一本学术评传,主要讲他的学术思想是如何衍变的。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他的著作,搜集他的资料,访问他的学生谭其骧、杨尚奎和徐中舒。直到1990年,我买到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编著的 《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并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1990年10月中,由蜀入京,忽心血来潮,妄想作顾颉刚先生文学传,随去三里河南沙沟拜访女公子顾潮,又去干面胡同旧居访问女次公子顾洪。23日又去社科院观看颉刚先生藏书,数代书香集于一室,以作颉刚先生传之开端,空口无凭,立此存照也。10月 23日晚于东便门灯下。”东便门即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所在地。后来读了李学勤著 《走出疑古时代》,仍然是以顾颉刚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更感到写顾先生学术思想衍变这本书的必要了。

  白首灯下,伏案已经积累的一些资料,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本书呢? 说不出原因,心中有些愧疚,也无法回答。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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