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文学而言,神话所昭示的精神是起点也是终点

2017-08-16 09:26 来源:文汇报 
2017-08-16 09:26:0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杨帆

  汪涌豪

  中国古代神话作为先民的认识史,以一种强大的统摄力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原始的精神动力,成为民族习俗、信念和制度的来源。

  那些在神圣空间创造出的人物与故事中,有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

  说起来,中国原无神话学的研究传统与范式,“神话”一词也是从日本舶来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是由俄国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于1892年完成的。在 《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 一书中,他最早提出“中国神话”的概念,并对其产生、演变和分类,其与五行的渊源以及与儒道两家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提到了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但自1902年梁启超 《论历史与人种》 一文首用“神话”后,从王国维、夏曾佑一直到章太炎与周氏兄弟,无不对之倍加关注,进而把它用为启迪民智的工具,引入历史与文学领域,用来张扬中华民族的发源广远与创造力、想象力的博大。所以其意义不仅在增进了对上古文化遗产和先民集体无意识的了解,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神话一样,那些在神圣空间创造出的人物与故事,因反映了人最深刻的诉求,暗示了人对自身命运及世界秩序的根本认知,当将历史认知与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作重新审视,是可以看得到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与行为方式的成因,以及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不仅制约着文学创作的精神性品格与创作方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学的未来方向,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再认识与再出发以及融入与应答世界,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唯此,尽管其面上看去纷乱无统,甚至如康有为所称“茫昧无稽”,“古史辨”派仍将其从古史圣王体系中析出并还原,更仍有人从其原型与母题中不断汲取营养,予以创造性重写。而究其实际影响而言,从《诗经》 的 《商颂·玄鸟》 《大雅·生民》、屈原的 《离骚》 《天问》 与 《九歌》,到 《庄子》 的 《逍遥游》、曹植的 《洛神赋》、陶渊明的 《读山海经》组诗,一直到李白、李商隐等人对神话意象的运用,无不受其沾溉。唐以下小说创作取用其故事就更多了,明清两代趋于鼎盛。鲁迅 《故事新编》中 《补天》 《奔月》 《铸剑》 和 《理水》 四篇,则代表了现代小说利用神话故事进行再创作所达到的高峰。

  今天,立足于跨文化交流的语境,通过创生改写,以期发见其当下意义的“重述神话”工程在全球范围都有展开。如2005年,在“新神话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下,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就发起过重构神话的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李锐和阿来分别以孟姜女寻夫哭长城、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白娘子报恩被收和格萨尔称王四个经典神话为蓝本,通过拟写、颠覆与重构,创作了 《碧奴》 《后羿》《人间》 和 《格萨尔王》 等四部小说。其成功的实践固然基于作家过硬的写作素养,但神话作为创作之源,其内容的丰富、主题的神圣与格调的崇高,无疑为这种新的阐释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想到,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当下,中国作家的神话改写,乃至中国文学对本民族神话的汲取与发扬如何做得更好更到位,实在是一个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传统神话提供的既是一种“家园感”,更是神圣而浪漫的精神体验

  众所周知,作为孕育欧美文学的母体,希腊罗马神话对西方文学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文艺复兴开始,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一直到肖伯纳、厄普代克等,都曾以此为素材展开创作,或借以比喻、暗示人物的命运,大量神话用语、典故,像“阿基里斯之踵”“潘多拉的盒子”和“特洛伊木马”,更成为彼人的日常用语。但基于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方神话终究具有不同的特质。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神人是否同形同性与神系是否分明上,乃至不仅体现为一多创世神话一多英雄神话上,上述区别对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乃或民俗学研究非常重要,但落实到文学创作,以下的区别似更值得重视。

  譬如,西方神话中众神大抵不以道德的化身出现,相反都有凡人的欲望与情感———宙斯的风流,赫拉的嫉妒,赫尔墨斯的虚荣与美狄亚的背叛,都提醒人神实具有很强的世俗性,这使得那里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更像“人话”。但中国古代神话中诸神具有与生俱来的恒定神性,是人所敬畏的高媒与初祖,像盘古开天辟地,死后眼睛变为日月,手足身躯变为大地、四极与五岳,血液变成江河,头发变成星辰,所带出的浓厚的神秘色彩,使其显得更像“神话”。

  与此相联系,西方神话通常崇力,赞美“力拔山兮”的力者,他们血统高贵,通过力战取得王位。中国神话不同,神大多没有高贵的血统,也不太在乎出身,《山海经》 载“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身世可谓显赫,但神话对此不多夸饰,而更崇德,专注于神的严以律己,洁身自好,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救世拯民的情怀和克己奉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通常不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而多是美德与贤能的化身。当然,像盘古、夸父等都具神力,但就神话的关注点而言,大多在大禹新婚四天离家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然后通过禅让继位的德性上。以至即使共工、蚩尤等凶神,也少有西方诸神那样严重的道德瑕疵。

  还有,受地域特质与海洋文明的规定,古希腊神话多写自然对人的惩罚和人对神的抗争,神三番五次想毁掉人类,而人偏能为大自然的伟力反激出不屈的斗志,在此过程中,一种“人神对立”的观念得以逐渐形成。相比之下,封闭的生存环境与农耕文明使得顺天而行、与天合一与天道循环、和谐有序成为华夏初民的思想主宰。大自然幻化的诸神在其眼里,首先不体现为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更多成为可以给人带来福祉并能促进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道德力量。因此,在这里人神并非截然对立。

  再有,古希腊神话截然以男性为主角,虽说有代表智慧的雅典娜,但女性更多与自私与欲望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妖魔化的另一面,依然可见女神对自身特质与权力的张扬。前及喀尔科斯国王之女美狄亚,还有美神阿弗洛狄忒,或敢爱敢恨,或善用自身的美,那个代表贞洁的处女神阿尔忒弥斯,以终身不嫁昭示自身尊严不可干犯。至于美杜莎更启示了女性的命运悲剧,引发了后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但中国古代神话,虽有女娲补天,成为救世主,又抟土造人,功绩不亚于盘古。女魃也可称是女战神,追随黄帝杀蚩尤有功。但更多的是遵行仁孝,服从集体,并不能决断或独担大事,甚至还受到压抑。如湘水女神娥皇、女英,《列女传》 《博物志》 就记录了她们美好的德行。至于常羲纯粹是一个妻子。以后演化出的嫦娥则犯错失意,清寂终身。更重要的是,女娲经历了独立母神向配偶神的形象演变,西王母则从人兽合体到仙女形象的演变,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女神的独立性也逐次降低了。

  凡此中西对比之于今人汲取神话资源创生重构无疑深具意义。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汉王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为例,近九亿字的内容,至少三亿与神话有关。故全球化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崛起的“中国梦”,当然可以从传统神话中获得“家园感”,从诸如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到精卫填海、后羿射日这样的灵迹神话中,获得一种超越世俗平凡的重要助力。但基于前文所述,在汲取与重构过程中,如何处理“天神”降为“人祖”以及人祖形象的扁平化问题,如何处理“神话历史化”过程中神性的丢失,以及“崇德尚群”的道德加冕后神的精神发扬之与今人的实际接受问题,如何处理人与神、人与自然实际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利弊得失问题,还有神话中两性对待所体现出的偏差与互歧问题,都是文学创作需细加琢磨、认真体会的地方。显然,这种探索有难度,但也因此提供了一条路径一个机会,让今人得以真正在当代语境中,为完成当下的任务,疏浚和拓殖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主脉;在符合当今世界普遍真理的前提下,既高扬了日渐被遮蔽的人性,又蕴蓄了刻刻在流失的浪漫,从而在一个特殊的时刻,让自己经历一种真正称得上是神圣而浪漫的精神体验。要之,对今天的文学而言,神话所昭示的精神既是它创作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又是它的终点。这或许正是传统神话之于今天文学创作的魅力之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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