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新百喻》新版跋

2017-09-05 10:18 来源:文汇报 
2017-09-05 10:18:5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杨帆

  ■陈四益

  湖南文艺出版社准备为《绘图新百喻》再出新版,不禁感慨系之。这本初版于1992年的小书,转瞬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距我开始写这个系列,则已近三十五年。

  开始想起用浅近的文言写作这种寓言式的短文,是我1981年从新华社湖南分社借调到新华总社参与创办《瞭望》月刊之后。

  月刊工作节奏较为舒缓,那时又正值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言论颇有余地。工作之余,也写一些杂文给其他报刊。到了1984年,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瞭望》月刊改版成为新闻周刊。从一个月一本到一个月四五本,工作量骤增。我在文化编辑室工作,又参与创办《瞭望》周刊的一个文化副刊——《珍珠滩》,每周四页。依据副刊的特点,我觉得需要积储一些短小的、时间性不太强的文稿,以便于安排版面,有类于“补白”,又不同于补白。这样的文稿,最好只有几百字,但几百字的文章最难约稿,只好试着自己动手。最初的想法,一要短,二要抗压(这类稿件无法追求新闻时效,却须有较长的存在价值)。短,便试着用浅近的文言,免得的了吗呢、因为所以一大堆;抗压,便采用寓言体,不求事件的新闻性,但要贴近今日社会的热点。这样,便陆续写了十几则文言体的寓言。譬如,那时正号召认真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可是,有的领导却有意无意只选拔听自己话、为自己服务的岗位“代理人”。第一则《荐贤》,针对的便是这种情状。又譬如,针对正事不理、相互扯皮、内斗不休的现象,写了第二则《坠瓶》。写罢十七篇,送给一位负责人看,不料半月过去,“留中不发”。我想,或许寓言的针对性太强,令他犹疑吧。但那时我已由华君武先生绍介,约请丁聪先生为这些寓言作图,并蒙慨允,若《瞭望》迟迟不予刊出,如何交代?只好不动声色、主动撤回,那位负责人似也如释重负。于是,他不为难,我得自由,两蒙其休。

  我把这些寓言分别寄给《新观察》《方法》《中国青年报》《北京支部生活》等报刊,很快均予刊载,并继续索稿。这样,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也便得以继续了。

  1988年,曾彦修(严秀)、林文山(牧惠)二位先生应湖南文艺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严秀先生写信给我,要我把自己的杂文选一些给他们看看。二位先生都是杂文名宿,闻名已久,便立即把那时所写的二三十篇短文,连同已发表的二三十则文言体的“寓言”(总名之“杂说”)一并寄去。不久,得到严秀先生回函,说他同牧惠都已看过,决定收入《选粹》,为统一规格,让我自行斟酌,把文字控制在五六万字,但严秀先生说,“杂说”二十九则,一篇也不要删,这也可见他的喜爱。但碍于体例,不能收图。丁先生大度,未置一辞。

  《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于1988年10月印出,这是“新百喻”的第一次结集,也是这些寓言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第一次结缘。那时,我不在《瞭望》刊发的文字,均以“东耳”为笔名,以示不是职务文章,也没什么其他意思,不过是把“陈”字拆成两半而已。后来发现还有两位不曾谋面的朋友,或名“东耳”,或名“耳东”,大约也是姓陈吧,为了避掠美之嫌,便索性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了。

  1988年之后的一年,原先刊载“新百喻”的刊物,有些停办了。恰在此时,《读书》杂志赵丽雅君(扬之水)来找我,说是沈昌文先生希望我将“新百喻”这类文章交给《读书》杂志刊登。她说,这样的文字最适合《读书》。

  《读书》是当时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刊物,从发刊时的《读书无禁区》起,我便是它的热心读者,当然欣然允诺。于是,一面先将几篇也是由丁聪先生作图的《玩具杂咏》交给《读书》,一面开始续写“新百喻”。后来,沈昌文先生告诉我,吕叔湘先生看了《牵线偶》《爬梯偶》《泥僧官》等《玩具杂咏》后说,《读书》就应该登些这样的文章。前辈先生这样说,当然对我是一种鼓励。从1991年起,《读书》就将“新百喻”辟为专栏了。

  《读书》那时每月有一个“读书日”活动,作者、读者随意参加,来去无定,也无“主题”,只是随意闲谈。有一次我去时,已是高朋满座,丁聪先生正同几位老友闲谈。看到我去,就招手呼唤:“陈四益,过来过来。”等我过去,他便向几位前辈介绍:“这就是那个老头儿”。弄得我一头雾水。我那时五十刚过,未能称“老”。一时手足无措。丁先生笑道:“他们刚才问我:同你合作那个老头儿是谁?正好你来了。”大概“新百喻”用了文言,又是同丁先生合作,老先生们便想当然以为必是一个“出土文物”了。后来,王蒙先生也问我,怎么能用文言写作?我说,照猫画虎罢了。他笑道:照猫画虎也得看许多猫才行。我说,猫倒是看过一些的。

  绘图“新百喻”写到几十则,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欧阳强君便到北京来找我,希望将“新百喻”交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湖南是旧游之地,湖南的几位出版家如李冰封、钟叔河、朱正、弘征等先生也都是亦师亦友的前辈,欧阳也是熟人,在湖南时就认识,便一口答应下来,也向丁先生作了报告。待到百喻数足,欧阳又来,便将文稿、画稿一并交付。欧阳心细,又拜访了丁先生,请教封面、开本、版式、文图如何安排为好。丁先生是大行家,一一指示,欧阳也一一遵命,所以这本《绘图新百喻》的开本、版式、装潢,都别有趣味。加之严文井、王朝闻、方成三位前辈都欣然为此书作序,更令此书增价生色。

  初版印了一万册,这在那时已是很可观了。但还是看到的未必买,想买的未必能看到。有位读者抱怨跑了多家书店买不到书,结果后来在少儿类书架上意外看到。这大概因为有文有图,又是异型开本,颇类儿童读物的缘故吧。又有一次,在福建一家著名寺院的法物流通处,发现《绘图新百喻》竟与佛经一道,赫然在目,颇感意外。后来想想,当初发意用文言体写新百喻,本也受到《百喻经》的启示。寺院大德不弃,使鱼目得以混珠,实为大幸。

  到了1997年,“新百喻”写到二百有余,终于带住,又蒙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出《绘图双百喻》,收入“璧合丛书”。

  不久前,欧阳强君自长沙来,告知拟出新版《绘图新百喻》,嘱我作跋,便想起了作者、编辑、出版社、读者的这些因缘,权以充“跋”。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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