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中的改良与渐进

2017-09-21 10:55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9-21 10:55:47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责任编辑:杨帆

  乔修峰《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结构独特,是一本充满新意的著作。全书共七章,各章分别以卡莱尔、乔治·艾略特、狄更斯、罗斯金和穆勒的著作为背景,讨论“文人”“社会”“责任”“贫穷”“财富”“绅士”“自由”七个关键词。看得出来,修峰是受到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中译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的启发。上述几位作家深感很多词语用得多了,蜕变为没有意义的空话(即卡莱尔所说的“cant”),他们希望通过关于词语的讨论针砭时弊,重塑价值,给快速发展的社会一种方向感。在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中,19世纪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而英国又是现代世界的发源地,[详见艾伦·麦克法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麦克法兰认为英国总是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也就是说,“众声喧哗”恰好是英国的特点。追求纯而又纯的“英国特性”(Englishness)大概也是枉然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对本国各种社会、文化问题的商讨、辩论,对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本书“绪论”说,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和话语层面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引起文人的焦虑。诚哉斯言,但是我想在此略作补充:“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往往也是创造力的象征。假如当时的英国社会缺少讨论问题的氛围和必要的公共空间,排斥异端思想和话语,一些真正开新的学说就不可能产生。且以维多利亚时期的伟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例。《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单行本)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行时没有署名,1850年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登载《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杂志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宣言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宣言》的最后的文字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斗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1849年8月从欧洲大陆移居伦敦,在那里生活写作,直至1883年3月去世。没有伦敦以及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优质服务,《资本论》的写作是无法想象的。[19世纪的伦敦是欧洲各国流亡者汇集之地,现任《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讨论过这一现象。见布鲁玛著《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三联,2007)第六章《革命的墓地》。]如果英国实行的是早年马克思嘲笑的普鲁士式的报刊检查制度,马克思的著述生涯就不得不中断了。马克思绝大部分著作用德文写成,它们的英文翻译有一个较复杂的过程。我的英文版《资本论》是1930年的人人丛书版,由牛津大学学者、社会主义者G.D.H.科尔作序。人人丛书版图书售价便宜,影响大。那一年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已波及英国,但是英国政府部门对人人丛书版的《资本论》不加干涉,无意限制这本划时代巨著的阅读范围。今年大英图书馆为配合一次特展还出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售价一英镑。可见这份文献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想乘此机会添加一些与修峰这本书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而提出一两个问题,供读者思考。先说一说英国宪章运动。1838年5月8日,宪章派公布准备提交议会的法案“人民宪章”,包括六项内容: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卡莱尔早在1839年就写了《宪章主义》的长文,第一章的题目即《英国状况问题》。“英国状况”一时成了流行词。

  恩格斯于1842年秋冬之交从大陆到英国经商后,悉心观察英国。他在这一年的11月29日为《莱茵报》写了短讯《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第二天写了颇具规模的报道《国内危机》,谈的还是宪章运动中动荡的英国。这一年年底他为《莱茵报》写了文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宪章运动正值高峰时期,在这次旷日持久的运动中,领导层内部出现道义派和暴力派的论争,游行请愿队伍一度配备了枪矛、棍棒等武器,政府方面甚至出动了军队,不过应对大致得当,没有出现失控的流血事件。[详见R.G.甘米奇著《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张自谋校,商务印书馆,1979年。]恩格斯看到英国工人有着难以克服的“守法观念”,不免失望,他提出批评,又表示乐观:

  在工人和宪章派心目中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原来就是宪章派的——就是合法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他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只要四五个龙骑兵每人把住一个出口,就拦住了几千个集合在广场上的工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每个工人,当他一旦把自己的积蓄用光因而就要挨饿的时候,就又开始工作了。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卷,第550页至551页。]

  由于种种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工人阶级的罢工、游行示威未曾中断,不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并没有到来。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出版后,恩格斯1844年1月立即写了评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发表,他建议德国人把这部著作译成德文,紧接着这篇颇具规模的评论,恩格斯写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维多利亚时期的圣哲担心声音庞杂,其实声音庞杂也有其好处——社会毕竟需要在各种批评的声音中前进。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1845年问世,以后不断翻译成各种文字。要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必读之书。从1845年到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英国非但没有爆发欧洲大陆上常见的革命,反而通过零零碎碎的渐进式的立法、改革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非凡成就。尽管恩格斯对诸种英国式的尤其是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以为意,[E.P.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派到革命者》(1976)详细讨论了恩格斯对莫里斯(1834-1896)的批判,并对莫里斯的社会主义主张和艺术实践有所维护。]他还是为半个世纪里工人运动每一次小小的成功所吸引。

  英国渐进式改革之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它之所以行得通,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首先,如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2001)所示,英国工人坚信自己享有“生而自由”的权利,不断斗争,争取合法权益,通过种种令人同情、认可的形式向统治阶层施加压力。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1848)描写的就是曼彻斯特工人的艰苦生活,工人决定反抗,年轻的工厂主被暗杀,但是作者是把它作为不幸事件来呈现的。其次,在英国统治阶层中,也出过像罗伯特·欧文那样善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总体上来说也知道妥协,有着适度“对正义和仁爱让步”(恩格斯语)的雅量。英国是一个讲究习惯、惯例(cus toms)的国家,大量民众维权行为总以和平方式收场,不会闹得不可收拾。[我在《习惯的力量——评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一文(收入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的《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讨论了这一问题。]屈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曾强调,在18世纪的英国,阶级对立并不像法国那样严重,因而法国大革命不可能在英国发生。到了19世纪,阶级矛盾加剧了,然而社会主流的声音绝不利于矛盾的激化。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找得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盖斯凯尔夫人的《北与南》涉及劳资对立问题,但是主调却是阶级之间的理解、调和。乔治·艾略特小说《激进主义者菲利克斯·霍尔特》(1866)以议会改革法案通过的那一年1832年为背景,主人公霍尔特主张选举制度的积极改革,同时他又是秩序的维护者。1867年8月,第二个改革法案通过,这一年11月下旬,乔治·艾略特应约翰·布莱克伍德之邀以霍尔特的口吻写了《致工人》,在著名的《布莱克伍德杂志》1868年一月号发表。《激进派菲利克斯·霍尔特》后来再版的时候都将《致工人》作为附录收入。这篇长达三十页的致词声情并茂,自始至终论证和平手段的意义,很有说服力。乔治·艾略特珍爱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教育工人阶级也是她的“责任”。在19世纪的英国,议会通过大量跟工人利益相关的法案,这些法案的有效执行,确保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至因种种矛盾和冲突而停止。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是1892年下半年出版的,恩格斯在作于这一年7月21日的该版序言又写道:“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前结束的国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他们现在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不能置之不理了。”为什么?因为在1892年的选举中有三位工人入选下议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页。]英国工人拒绝与两个旧的政党保持联系,恩格斯抑制不住他的欣喜:“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保持任何联系,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1892年的选举中他们第一次了解到自己的要求并且提出了要求。”(同上,第34页。)可惜恩格斯三年后就去世了,五年后即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1906年改称工党。随着工党的出现,恩格斯所说的两个旧党轮流执政的“跷跷板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了。

  到了20世纪初期,宪章派当年提出的六项要求中的五项全部实现,政治权利的扩展其实远远超过了宪章派的想象,如妇女获得普选权,一切选民的参选年龄由21岁降到18岁。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技术上操作太难,没有被公众采纳。英国所走的逐步改进的道路非常值得研究。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就是以渐进为原则,宣言由萧伯纳撰写。费边社标榜社会主义,积极参加英国工会组织各种争取权益的活动,汇聚了一批文化界的精英。《英国工会运动史》(1894年,商务1930年出中译本)的作者就是费边社的核心人物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英国知识界一些人士(如比阿特丽斯·韦伯)出身富家,可贵的是他们完全背弃家庭的利益,献身于争取社会正义的事业。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整个国家逐渐就如何确保全体成员的福利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于1942年11月公布《贝弗里奇报告》,这份里程碑式的调查报告奠定了英国战后福利社会的基础和具体的实行方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已于2004年出了报告的中文本,收入“社会保障译丛”。[福利社会会不会让懒人利用?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些不那么勤快的人。比如王梵志诗里有一首《世间慵懒人》:“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著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出语嘴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原无床,无氈复无被。他家人定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未肯起。”英国现行福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审核申请人的资格,虽有不尊重人格之嫌,还是必要的。]

  《巴别塔下》关于穆勒的一章专门谈及一个社会如何通过公共事务的“讨论”(discussion)来获取并传播真知。我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讨论还是非常充分的。让我也来引用穆勒这段话:“讨论,或质疑公认的观点,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实际上是一回事。当所有观点都收到质疑时,就能最终发现哪些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古老的信条可以获得新的佐证;而那些一开始就不正确的信条,或因时过境迁而变得不合理的信条,也就被抛弃了。这就是讨论要做的事。正是通过讨论,才能发现并传播正确的观点。”只有“质疑公认的观点”,才能迎来开新的学说和创新型社会。乔治·艾略特1846年翻译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质疑圣经上所说耶稣生平的真实性,过了不久,达尔文进化论(也可以译为演化论)从根本上动摇、颠覆了创世论。宗教的式微也使很多维多利亚时期作家、诗人无所适从,而“信仰”一词渐渐被“责任”和“文化”所取代。本书数次提及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如有机会再版,建议修峰增添专论阿诺德“文化”观的一章。前面提到的威廉·莫里斯也值得一写,他的关键词是“艺术”。

  英国社会没有压制挑战旧说的著作和理论,这种开放、自信的襟怀令人感佩。严复《天演论》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掀起一场文化上的地震,社会却因此获益。可以说,没有“物竞天择”的思想和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翻译界沟通中外的不懈劳作,救亡图存的意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中国文学就难以产生。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事业是与文化反思、文化自我更新结合在一起的。严复在1906年的一次题为《教授新法》演讲中,鼓励听众发扬讨论、质疑的精神。他认为读书治学必须做到于不疑处有疑,新式学生必须敢于“荒经、蔑古”:“苟而同之,犹无益也。请言其不同之实。譬如今课经学而读《论语》至‘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其理诚然。顾其理之所以诚然,吾不能使小儿自求证也,则亦曰:‘孔子圣人,圣人云然,我辈当信。’无余说也。又治史学读《项羽本记》,写巨鹿之战,如火如荼,然其境象,万不能使学者亲见之也,则曰:‘太史公古称良史,其书号为实录,所载自宜不差。’亦无余说也。由此二者推之,我辈所读一切之书,所传一切事实,莫不如是。岳飞主战,乃是忠臣;秦桧主和,故为奸相。凡皆以枯骨朽肉之定论,主张我辈之信心。……至若其事经皇帝所折中,昔贤所论断,则惟有俯首受教,不敢有违。违者或为荒经,或为蔑古。荒经、蔑古,皆大罪也。”[《〈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至71页。]幸好批判性的创新思维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迅猛生长,一百多年来也融入了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其生机勃勃的一部分。如果当时的读书人都是“俯首受教”的因循之徒,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进程和继往开来的全新知识结构。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我在这篇序言的末尾还要向这个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的文化机构致敬。好像是拉扯远了,其实不然。商务自创始之初就出版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作品以及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各种词典、刊物和著作,同时又不忘国本,大力普及传统经典。商务出书,意在引起讨论。陈云曾是该馆职员,他在为同仁写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指出:“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当然,各方面的观察是不同的。我希望每个亲爱的商务职工,参加讨论,坚决地破除往昔中国人民普遍‘不谈政治’的现象。”[《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1926年记事。]如《巴别塔下》各章所示,维多利亚时期作家关于词语的讨论与我们也切切相关,我们不妨展开对于这些讨论的讨论。

  (《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乔修峰著,本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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