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

2017-10-16 09:39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10-16 09:39:21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责任编辑:杨帆

  《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王希、肖红松主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一版,69.00元

  2014年初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在河北保定联合举行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来自两校的30多位历史学者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研究,交流在中美高校讲授历史课程的心得体会,并针对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之后,与会学者对论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即是这次国际学术合作的成果。

  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知识的分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讲述的方式不断翻新,讲述的材料也更为丰富多彩,所有这一切对传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历史叙事,甚至价值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也迫使历史学家反思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就相关问题,本报近日采访了该书主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

  如何应对“信息革命”的冲击

  中华读书报: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史学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在您看来,这些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史学研究与教学面临的挑战是否有所不同?

  王希:最大的挑战我想应该是“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我这里指的“信息革命”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史料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的变化。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所有历史学家都感到了电子化、数据化带来的影响。过去的学者做学问,一辈子所需要的材料可能在图书馆或私人藏书中就可以解决,现在就不太可能了。材料变得多元化了。材料包括原始史料,还有同行的研究成果,过去要一网打尽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则变得唾手可得,所以,原创研究需要参考的信息大大增加。现在的博士生写一篇关于美国革命史或美国民权运动史的论文,可以直接到美国图会图书馆甚至美国的地方档案馆网站直接读原始材料,或通过数据库下载材料,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学生写论文,如何有效地消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是一个挑战。

  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无法长期保留的材料现在通过数据化的处理可以保存,无法见天日的史料可以被“复活”并在异地获得。史料的种类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物质文化、地理、声光、影像和自然景观等也通过数据化成为容易获取的史料。“信息革命”不但会影响研究问题的设置,而且也对传统的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提出了挑战。

  “信息革命”也开始冲击专业史学的生存底线。专业史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和范式,即便曲高和寡,似乎也在所不惜。但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历史学家不再垄断历史知识的生产,要求参与到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来的人与日俱增。他们不会等到历史学界的接纳,而会主动利用“信息革命”的便利来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有远见和有责任感的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未来。其实所有的专业历史学家都需要思考,是继续抱残守缺,死守一亩三分地,还是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将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与史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结合起来?

  我们在准备《跨洋话史》这本书的过程中,深感中美大学历史系面临的专业挑战越来越相似,尤其是在教学方面。老师“垄断”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时代正在过去,在信息貌似过剩的时代,学生需要的是对史料的筛选和判断能力,需要去粗取精的甄别能力和融会贯通的批判能力。孙艳萍和费凯伯(CalebFinegan)两位教授在书中谈他们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教世界古代史,应该对我们很有启发。

  令人瞩目的“跨国史”转向

  中华读书报: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焦点和边界的历史研究占据主流位置,但近年来,力图突破和跨越这种传统分界的主题研究正蓬勃兴起。请问,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相比,“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视野有何不同,意义何在?

  王希:的确,国内外史学写作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史”研究或转向(transnationalturn)。这个“转向”实际上在美国学界至少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且类似的研究以前也有,只不过不这样称呼而已。关于跨国史,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一是它并不与民族国家史研究冲突,不存在谁要取代谁的问题。两者关注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使用的材料也不完全一样,都是“正宗”的历史研究。跨国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史的衰落。绝不是这样。

  根据入江昭教授的解释,所谓“跨国史”关注的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国界或范围的事件、思想、运动、人物或发展,这些内容可以与民族国家内部历史有深厚的联系,也可以成为一种有自己内部逻辑的研究主体,而如果是后者,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在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我所熟悉的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题目,如奴隶制史、废奴运动研究、社会改革思想等,很早以前就有历史学家采取了今天被称之为跨国史的研究方法。但新的跨国史有着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关注点,更注重对商品、体制、思想和组织等在“国家”范围之外的政治和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及其活动的结果与影响力的研究。当前跨国史的兴起,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交流的频繁推动历史学家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并关注共同的命运。从哲学意义上讲,跨国史研究是对传统的“国家”及其依附它的上层建筑的挑战。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并不具备人们所赋予它们的那种不可怀疑的政治神圣性。跨国史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外国历史、自然历史和非国家史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阻止我们过分地迷恋民族国家的“神话”。

  跨国史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是真正的跨国史研究,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跨洋话史》中海安迪(AndrewHazelton)的文章是一个跨国史的作品。他讲的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劳工领袖如何企图建立跨国劳工工会的故事。另外,卢淑贞(SooChunLu)和包安廉(Al anBaumler)在他们对美国冷战史和美国的中华民国史的史学史梳理中,也举了一些有意思的跨国史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跨国史的主题之一是关注那些带着文化、思想、技术和习惯在不同的“人类社区”之间穿行和生活的人群。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思。这不正是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被普遍感受到的现象吗?我觉得,做跨国史需要一种特殊的研究本领和技能,那就是,研究者必须熟悉其他国家的史学史,需要掌握多种语言,需要使用多国档案,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用多种思维方式来解读材料,不然,一个人可能是在做“跨国史”,但实际上是带着“民族国家”的心态在做跨国史。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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