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戏缘

　　“平中”的校园戏剧

　　作者 孙崇涛

　　“平中”风水确实很好，吴尚节真的没有夸张。

　　校园建在平阳城郊“孔庙”旧址，坐东朝西，背倚松柏叠翠的凤凰山，面临清流漫延的宕垟河，学校被夹抱在青山绿水之间。站在校门口，一眼可以望穿通透、整齐的校舍建筑。

　　入门处，有一潭旧学宫遗留的泮池，清泉活水，绿波轻荡；状似半月，又称“半月池”。池跨石桥，径通中轴，笔直地贯穿到校舍尽头。高中部教学楼“红专楼”、初中部教学楼“求是楼”、行政办公楼“跃进楼”、教工宿舍“实践楼”，依次排列。中轴两厢，是东、西操场和学生宿舍、图书馆、体操房、礼堂、食堂等公共设施，布排井然有序。

　　“半月池”清泉活水，绿波轻荡

　　我多年所住的“实践楼”，在校园尽头。一座二层洋式楼房，贴山而建，拾级而上，显得突兀而高耸。清晨，窗口最早拾取朝霞；晚间，房檐挑起半空星月。我长年枕山而卧，与松涛、蛙声、虫鸣、泉音为伴，还时时听到鸡啼狗吠，牛嗥羊叫，乃至狼嚎。推窗眺望，可见花木扶疏，鸟雀攀枝，塔影绰约，村烟袅袅……，直如置身桃源世界。楼旁淌着一泓山泉，日夜淙淙作响，学校用竹筒将它引灌到远处的厨房，供师生饮用。

　　或许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理有关，我感到“平中”跟母校“瑞中”校风不太一样。

　　“瑞中”是百年老校，校舍长年借用城内卓公祠、天王寺等寺庙旧舍，房屋破旧，环境逼仄，没法开展更多课余活动。创办人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倡导的“甄综术艺，以应时需”的办校宗旨和瑞安历代文风鼎盛的传统，使“瑞中”长年延续勤奋、务实、争强的校风，师生中人才辈出，名家济济，如今是全国“百强”名校在列，校名还被国际小行星冠名。

　　“平中”有更多可以施展拳脚的环境，师生比较活跃，学校色彩相对多样，加之教师中善歌能舞会编的能人肯用心引导，文体活动向来兴盛发达。1956年8月，由“平中”教师编舞、作曲的《春之舞》，在参加北京全国青年集体舞创作比赛中，曾荣获一等奖。这对僻居浙南一隅的县级中学来说，很不容易。“平中”音乐教师上课堂，不仅教歌，还要求学生带胡琴来学琴，所以“平中”学生会拉琴的不少，课余饭后，琴声、歌声在校园四处悠扬。

　　通透、整齐的“平中”校园。我在这“红专楼”内讲了十多年的功课

　　我在“瑞中”上高中时，“平中”还未设立高中，班里有不少“平中”考过来的同学，我明显感到两校同学风格的差异。“瑞中”学习尖子多，尤其数理化，总体水平高于“平中”及别县学生。“平中”学生文体骨干多，他们爱拉琴、唱歌、编演文体节目。毕业参加高考，报考文科的，“平中”同学居多，“瑞中”同学几乎全报理工科。我的数理化成绩不在文科之下，却报考了文科，算是特例。

　　“平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担任班主任的教师，要担任跟学科相关的学校课余活动导师。我升任高中语文课程后，不任班主任，语文教研组就给了我两项课余工作任务。

　　一项是辅导所谓“语文兴趣小组”，就是带领学生业余文学社团。具体工作是组织、辅导学生文学阅读与写作，定期给大家讲课和组织研讨作品与习作。

　　报名参加社团的学生，是各班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中不少人，毕业投考大学文史系科，选择了跟我相似的人生职业。如社团里的骨干、63届的李成榜，考入我的母校母系杭大中文系，毕业先在外地教书，后调任平阳县文联副主席。62届的徐宏图，就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回乡教中学，后经我引荐，借调省里编辑《戏曲志》，工作任务完成后，留在省里从事戏曲研究工作。还有就读浙江师院中文系的63届陈敬洪、杨异慧等，去向不明。

　　再一项任务是让我主编校园刊物《平中文艺》。这个刊物创办已有相当久的历史，到我手里，不知已是第几任主编。刊物没有编委、编辑部之类，组稿、改稿、编辑、校对、付印、发行等等，所有工作全由主编一人独挑。数十年后，在我保留的一册旧笔记本中，居然还夹有当年的两份“收款凭证”，说明我这个主编还得兼管刊物售后的零钱收缴。

　　我这个“主编”还兼管零钱收缴

　　刊物免费赠送教师、班级及部门。少数文学爱好者也会自费购买。每册定价7分人民币。稿源从投稿中遴选，还请语文教员推荐班级优秀学生作文。作者除学生之外，还有教职员中的写作爱好者。

　　学校会记孔庆云，是孔夫子后代，年近花甲，高度近视，戴副厚玻璃片眼镜。他性格内向，平日沉默寡言，而在埋首触鼻账本同时，却常会诗情涌动，偏爱以“母爱”为主题写新诗，在《平中文艺》上屡屡发表大作，抒发他“爱呀”、“亲呀”的深情。文学是心灵的通道，诗歌最能窥视作者的灵魂真实，透过诗，我看到在平静掩饰下的孔庆云有颗对亲情和孝道无限炽热、敬重的心。

　　我作为主编，也得亲力亲为，就用“飞云”笔名，在刊物上连载了《鲁迅的童年》的系列散文，内有《长庆寺拜师》、《外婆家看戏》一类小题目。想不到一年前我在绍兴鲁迅故居的见闻，这时候还能派上用场。

　　1966年，“文革”来临，全国开展“大批判”运动，清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流毒。这份手刻、油印的小刊物《平中文艺》有幸也被列入“文艺黑线”，遭到师生大字报批判。我这个主编难逃罪责，被归入“黑线人物”，跟“三家村”、“四条汉子”这些国家级别的黑线大佬们挂上钩，说办的刊物是被他们的黑手牵着鼻子走。

　　拙作《鲁迅的童年》不用说被批成是对鲁迅伟大精神的抹黑。孔庆云的“母爱”新诗，被定性为“模糊阶级观念”、“宣扬人性论”思想的“大毒草”，把老实、胆小的小孔夫子吓出一身冷汗。

　　从此，《平中文艺》寿终正寝，我成了刊物的末代主编。——在我离开“平中”之后的日子里，有没有人让它“死灰复燃”，再续香火，不得而知。

最近刚发现的《平中文艺》（图片由“平中”校友陈岳正提供）

　　学校音乐、美术专职教师陈高声，地位跟我相似，教课之余，兼管学生课外文艺宣传活动。他琴、书、画、篆刻样样拿得起，会拉一手好京胡，我和数学教师曾昌勋等几个京剧爱好者，有时会找他拉琴唱戏。跟他混熟了，他要求我给他编的曲谱填首歌词，或者给学生排演的小演唱、小歌舞编点词儿什么的，我都有求必应。

　　学生会文娱部长李赛赛，能歌善舞，是我任教的一名女生。为了组织同学文艺演出，她要求我给创作一点小节目，我当仁不让的答应完成。她毕业后，回“平中”接任陈高声音乐课程，兼管学生文娱活动，为完成校内外文艺创作演出任务，再次找到我，于是我们又再度合作。

　　学生会文娱部长李赛赛能歌善舞

　　（李赛赛饰歌剧《洪湖赤卫队》女主角韩英）

　　学校为了配合政治运动，或结合宣传中心，或为各级文艺调演、竞赛准备自创节目，节目的文本创作任务，时常会落在我这个中文系科班出身的青年教师身上，于是我的“写中心”任务，长年接连不断。我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嘛，写作这些“遵命”文字，责无旁贷。

　　我到“平中”一年多后，1963年春天，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运动，学校文艺演出热情高涨。应李赛赛约请，我给创作了一本两幕话剧《少年雷锋》，供校话剧团演出。剧本根据雷锋生平素材加以构想和创作。记得第一幕是将雷锋祖父与母亲被地主先后逼死的两段经历，捏合成由少年雷锋目睹的地主谭老四来家逼租和雷母自尽的场面。第二幕写孤儿雷锋担任儿童团长的斗争生活和他争取参军的情况。

　　这些大胆的戏剧构想，完全是为迎合青少年学生爱看热闹、爱看大喜大悲的特点，着意制造戏剧冲突和剧情大开大阖，带有活报剧性质，想不到演出效果还不错。一些小女生还满以为台上演的全是真人真事，一边看戏，一边拿手绢使劲擦眼泪。

　　我自己也被自己胡编的剧情深深打动，使我这个半拉子“剧作者”感到，人活一世，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自己搜索枯肠编出来的东西被人拿去演，感动了看的人，也连带感动自己。“文艺力量”，原来如此。

　　参演话剧的学生是各年级调集的文艺骨干，我自己也会亲临排练现场“调教”。主演雷锋的那位初中小同学，叫黄锦涛，伶俐可爱，很有表演天分，是学校的小明星。后来他没有朝演艺方向发展，这是平阳地方小、跟外界闭塞的限制。女主角雷母扮演者，是我高中同班、大学同校（化学系）同学彭道兴的妹妹彭梅柳。这使我感到，平阳、瑞安两地和“平中”、“瑞中”两校的世界其实很小。扮演地主谭老四的丁国平，我教他高二语文课，平时让背课文，又轮眼珠又搔脑壳，下句不接上句，上台表演起数快板、诵诗文、背台词什么的，无论怎么长，都如流水滔滔。这事使我更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兴趣和爱好。丁国平后来参军和复员，先后成了部队和平阳县的业余文艺表演骨干，人的爱好、特长，又像人生的“指南针”，确定了人的生活与事业的取向。

　　“平中”文工团三骨干（左起）：陈高声、李赛赛、彭梅柳

　　1963年全国各地开展“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活动。上海戏剧学院陈耘编的话剧《年青的一代》，紧密配合当时教育形势，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各地话剧团纷纷上演。“平中”师生在吞咽了一顿用米糠捏制的“忆苦饭”后，也投入这个话剧片段排演。

　　因是政治运动所需，学校特别看重这回排演，调集了全校优秀的师生表演人才。女主角林岚，由“才女”兼“美女”学生王楚华扮演。男主角林育生的扮演者，是个很阳光而充满激情的男生，已记不起姓名。林父由语文老教师周彪饰演。

　　这回没有我的任务，可以静心地坐在台下，欣赏周彪老师仰脖子看天花板的朗诵式的“对白”，看王楚华清纯、羞涩、忸怩的表情，还有“林育生”一惊一乍的夸张台词和大动手脚的表演，感到很轻松，很享受，也很好玩。心想当个观众真好。

　　文革“复课闹革命”后，我从县机关调回“平中”教书，担任班主任，学生文艺演出活动关乎班级荣誉，马虎不得，节目得自己亲编亲导，就没有当观众那么轻松了。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正掀起学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热潮。“样板戏”唱段曲谱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占据了报纸的大幅版面。学习、宣传“样板戏”成为全民政治任务，人人都得热情投入。学校教师政治学习，先由音乐教师给大家教唱“样板戏”。组织师生观摩“样板戏”影片，是学校不可缺少的思想教育环节。

　　一回，我跟随高三学生参加农忙劳动，田头休息功夫，五音不全的班主任不愿意就这么歇着,要我利用时间给学生教唱“样板戏”。于是一群男女青年跟着我大声地合唱起“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声宏气壮，很像大兵们踩着军步齐唱《打靶归来》。中国戏曲得到亿万群众如此厚爱，是中国千年戏剧历史的空前待遇、世界戏剧史上独一无二的一道辉丽景观。

　　为了配合学习、宣传“样板戏”，1970年我给自己班级编排了一个《人人都唱样板戏》的化妆彩唱节目，把全班五六十名学生全部赶上了台。把小女生编成一组，表演《红灯记》李铁梅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高个女生编成一组，表演《智取威虎山》小常宝唱段“八年前，风雪夜”。男生编成一队，表演《沙家浜》新四军伤病员唱段“十八棵青松”。最后全体上场，表演革命歌曲《毛泽东文艺思想万岁》。演出队伍庞大，声势压倒各班，得到全校师生称赞，班里学生高兴、自豪，我自己也乐得屁颠屁颠。

　　平阳某山区电话接线员潘德永，在电话线路被台风刮断、找不到接线的紧急关头，以自己身体当导线，保证了抗台指挥部的信息畅通。事迹经纸报报道后，感动了许多人，也激起了我的作诗冲动，就仿照当时流行的“欧阳海赞歌”、“雷锋赞歌”一类英雄赞歌样式，给写了一首长诗《潘德永赞歌》，长达近百行。

　　诗歌油印本流传到校外，一些搞写作的“平中”老校友看到后，给了很多赞美，说情感真挚感人，诗句优美流畅，乡土气息浓郁，等等。一位写小说的矾山矿区业余作者，也因看到这首诗，来学校找我要资料。后来他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红线畅通》，发表在复刊不久的《浙江文艺》上。

　　学校决定让学生排演我这首诗，参加一个跟邻县中学联合演出的晚会，在平阳剧院公演。结果非常失败。题材令作者我感动，诗歌使读者感动，朗诵者学生也感动，就是剧场观众一点儿也不感动，这是采用了不恰当的艺术形式。在普通观众只爱看热闹、没心思听人动嘴巴念诗歌的场合，演出这样的节目，无异瞎子点灯白费蜡。一位我不认识的舞台监督，在节目进行到一半时，直率地对我说：“可惜呀，老师，你用错形式了。”

　　对照以前排练演出的“革命样板戏”唱段表演、《红灯记》片段“刑场斗争”、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万泉河水”等节目，自己不着一字，剧场效果反倒意外的好。这使我对“思想内容第一，艺术形式第二”、“内容决定形式”的文艺理论公式，产生了疑惑，而认为有时艺术形式是重于、大于内容的。剧场艺术尤其如此。我很懊悔自己怎么就没想到把这诗改编成“诗剧”来演。

　　打此之后，凡自己创编或别人要我创编的节目，我最先考虑的是艺术形式，把艺术形式确定为创作的首要前提，然后去构思内容。这是“形式决定内容”，是舞台艺术的一条规则。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口诛笔伐，学校搞节目创作，参加庆祝汇演。音乐教师李赛赛找我编创节目，我便问她打算采用什么形式。她说，用“小歌舞”。经过二人交流，确定采用演员边歌边舞、边模拟作画的表演形式，将“四人帮”罪行，一一演绎成歌舞语言，节目称作《画四丑》。剧场演出效果还不错。这是我离开平阳之前创编的最后节目，也是告别“写中心”的最后创作。

　　小歌舞《画四丑》（1976）：我在“平中”最后的一个“写中心” （“平中”档案馆提供）

　　我参加的“平中”文艺活动，还有模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朗诵词，给毛泽东诗词朗诵演唱会和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清唱会编写串词，满纸“啊啊——”、“呵呵——”的，认为非如此不足以“大气磅礴”、“铿锵有力”。我还给学生开设文艺讲座，介绍热门小说。自己有时也凑个热闹，登台朗诵或演唱。当年年轻，思想解放，呆子爬山不怕高，凭股憨劲，什么都敢试试。后来老了，回首这些曾经的癫狂已无法复制，倒感到值得珍惜。

　　刊物《平中文艺》，“文革”间已付之一炬，不知有没有别的“平中”校友把它“窝藏”至今？我的那些“写中心”涂鸦文字，“文革”前的，全在红卫兵“破四旧”的大扫荡中，连同我的所有书籍与文稿，一起被扫得无影无踪。“文革”后的一些刻写油印本，随着“写中心”演出任务完成，失去留恋的兴趣，就任其散失，不想收集、保留了。

　　除了今天的回忆，我在“平中”以及大学期间的那些“创作”，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们留给我的“遗产”，是使我体味了一把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创作的甘苦。这种体味永久地溶进我的血液，滋养我的神经细胞，成了我日后转动戏曲研究学理车轮的润滑剂。经历的意义，不光在于它留下什么，更在于它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