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二十岁的邵洵美不期而遇

2018-02-11 08:25 来源:文汇报 
2018-02-11 08:25:46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胡连娟

  左图:二十岁的邵洵美

  右图:A.C.慕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任命照,摄于1937年

  刘群

  这是一帧诗人、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8) 的老照片,摄于1926年的巴黎,今藏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 A.C.Moule (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以下通译“慕尔”) 档案,编号MS Add.7648。

  与这张二十岁的邵洵美的不期而遇,是从对另一个人的追寻开始的———

  2015年10月下旬剑桥访学即将结束之际,收到来自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主管Frank Bowles的邮件:有关A.C.Moule的资料,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未显示于馆藏电子目录系统(Janus Catalogue) 中。若有兴趣,可预约来查。

  当然有兴趣。预约到回国前两天的28号,在图书馆三楼西北角的手稿部等待不过十分钟,工作人员即将7648取出———一只有年岁的大木箱!轻轻用力打开,箱内“沙市恒泰昌”红色印记,清晰表明它出自中国老字号。一件件翻开来,匆匆过目、拍照,慕尔的手札、明信片、著作等等,突然,一张七寸黑白照片跳入眼帘———邵洵美! 西装革履,侧身而坐,发型一丝不苟,手握一本书,眼神望向前方,柔和而坚定,端的是“美丰仪”!

  细细凝视亚光质感的照片,右上角竖写题赠:任道先生及尊夫人。落款:洵美,十五,巴黎。右下角则印有照相馆的名字,及“Paris”字样。

  “任道先生”自然是受赠者慕尔先生,应为其循中国文人传统所取字号 (档案中其著作藏书章“任道藏书”可知)。慕尔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父亲G.E.慕尔 ( 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1850年毕业于剑桥基督圣体学院,1858-1911年在中国传教,是华中教区第一位圣公会大主教。终年84岁的慕尔一生五十余年在中国,其与这片土地的深度关联可以想见:七个子女有两子两女均在中国做过传教士,其中就有A.C.慕尔。

  A.C.慕尔1873年在杭州出生,后回英国接受教育,1892年以公费生身份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95年获学士学位,后于1919、1933年分获硕士、博士学位。1898-1903年,慕尔以建筑师的身份在中国工作。1904年与事务律师之女玛贝尔·贝纳特(Mabel Benett) 在杭州成婚。此后在山东传教,大清国为其颁发的传教许可护照用名“慕亚德”,不难让人想到“仰慕亚圣孔子的德行”之义。此应非虚言,现存档案中有不少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札记,而其取自 《论语》“任重而道远”的名号“任道”亦可见一斑。

  作为传教士的慕尔在中国的工作大约终止于1908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健康原因。据剑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艾超世先生介绍,慕尔因少年时生病切除掉一个肺叶,留下了病根。1909年,他回到英格兰做牧师。慕尔一生最为卓著的时期应是在剑桥:1918-1933年,任剑桥南郊Trumpington (邵洵美译为“脱秉登村”,以下通译“创平顿”) 教区牧师达十五年;1933-1938年,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历史教授 (系剑桥第三任汉学教授,前两任为威妥玛和翟里斯);1937-1947年,任母校三一学院院士。

  1957年6月5日,慕尔在英国东南部海滨小城St.Leonard-on-Sea去世,享年84岁。与其父同寿,不知是否冥冥中的巧合。去世次日报纸刊登的讣闻称,慕尔在创平顿教堂史、中国鸽哨与乐器、西安府景教铭文历史及意义、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等诸领域造诣精深。慕尔与妻子无子嗣,先妻子而去。

  1925年初,邵洵美乘船赴欧,最终于4月抵达伦敦,次月由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 (Emmanuel College) 院长矍尔斯先生 (Peter Giles,1911-1935任院长) 介绍入住慕尔家中,直至1926年5月回国。与其同住的,还有在伦敦偶然结识的刘纪文,此人曾留学日本,时在剑桥政治经济系旁听,后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邀邵洵美任秘书长,但仅仅四个月洵美即辞职回沪,因为对“骄傲成性”的诗人来说,实在忍受不了官场“种种的侮辱”,“不如归去”! 此为后话。

  正是慕尔任创平顿教区牧师期间,邵洵美寄住其家。邵洵美的记忆中,慕尔夫妇生活简朴,餐食简单,吝啬而严厉的牧师太太给他吃的总是“几片冷羊肉和马铃薯”之类,吃到叫人生厌。有一次牧师太太给了一小瓶辣酱,洵美看大约只够两次吃,一次就倒空了一半,吓得她惊叫:预备你半年吃的,你怎么一次就一半? 此后洵美几天没吃,牧师太太问起,他回答,“半年后再吃一次”,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对苦哈哈的生活幽上一默,这般秉性,自然让人想到日后洵美办 《论语》 时对“幽默”的大力提倡。

  吃得不好,膳宿费却不低 (每周七镑,约合大洋120元,而剑桥其他人家通常两镑),还要忍受牧师太太的气 (洵美不信教,常被其骂为“异教徒”),但邵洵美坚持住了下来———“为了学问的打算”。慕尔,不仅是他的房东,也不只是布道的牧师,还是和善而博学的学者,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不只精通汉语,还精通希腊、拉丁、德、法、意等文字。这学习条件确乎难得,时至今日也没有几个留学生有此幸运!

  在剑桥,不过二十岁的邵洵美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倾心的文学世界。他泡图书馆,总“在诗歌的架子边上徘徊”;在学院图书馆台阶上,一边看池塘的鸭子一边构想诗作,有时候又到墙外的马路上沉吟;在寝室里,看到窗外草地里的苹果树,隔壁礼拜堂后面的墓碑,感觉自己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到真理”……种种情绪都换成了押韵的句子,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1925年11-12月,剑桥入学备考的间隙,邵洵美先后写下了《花姊姊》 《恋歌》 《明天》 等初试诗作。

  邵洵美热衷淘旧书,与书铺老板相熟,还曾重金购买19世纪末英国唯美-颓废风格的杂志 《黄面志》(The Yellow Book,1894-1897,共13期,国内2017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 全套。他狂热地迷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搜罗萨福诗歌的英文译本,边读边译,还以萨福身世为素材写了一部名为 《莎茀》的诗剧。洵美“积极的变化”慕尔先生看在眼里不言语,只是“会心地微笑”,过不久竟在一个周六下午,冒雨带他去拜访希腊文学专家、耶稣学院教授J.M.Edmonds (洵美译“爱特门氏”),后者告诉洵美:若不能读萨福原诗又想领略萨福的美,可以去读史文朋 (笔者注: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 的诗歌,他运用萨福诗格作的英文诗很成功。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激动不已受益匪浅的洵美日记中记下了慕尔给他的这“意外之喜”,回国几年还特别感念爱特门先生“一席话使我得到了不少益处,尤其使我现在还感激他的,便是他同时使我知道了史文朋的名字。”而爱特门先生的家,笔者在耶稣学院档案馆查询其资料时确认其确切地址并专门探访,现为私宅。

  洵美也随慕尔参加一些本地活动,比如1925年5月25日的帝国日(Empire Day,现已取消),慕尔受创平顿小学之邀出席,洵美作为嘉宾跟随参观并合影,该小学的要闻记录簿、《剑桥独立周报》 等对此均有记载。按图索骥,经创平顿地方史专家、《创平顿今昔》  (Trumpington:Past &Present) 一书著者Shirley Brown女士指引,我找到了至今完好的小学旧址———就在教堂斜对过的街角,现为一家日间托儿所。高耸的烟囱,高大的外窗,与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有人或许要问:在剑桥念书,为何照片摄于巴黎? 那是因为,邵洵美并未全天候在剑桥,而是间或去伦敦,或巴黎。不到一年他去了巴黎三次。第一次是1925年暑假,他在巴黎结识了徐悲鸿、张道藩、谢寿康等人,并加入了以他们为核心成员的非正式组织“天狗会”,四人并结拜金兰。还结识了画家江小鹣、常玉等人和第二次欧游时在巴黎的徐志摩。与画家的交往不仅提升了洵美的艺术修养,也铺垫了其回国后的交游与事业拓展。而与志摩的一面,则直接影响了他弃经从文的志业转向。

  “在巴黎是绝不会使你感到空闲的”,洵美这样形容他的巴黎之行。看书学法文,逛公园博物院,泡咖啡店影戏馆跳舞场。而他最感兴味的是,带上画夹和木炭去画室画画,人体写生。另一嗜好,则是跑旧书铺,塞纳河边、Odeon旁边的书铺,都留下了洵美的行迹。

  12月中考试结束后,邵洵美再赴巴黎。此行短暂,大约过了圣诞节就回了剑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1926年3月到5月。这是巴黎最好的季节,有最迷人的天气,春天令人诗情萌动,巴黎让邵洵美诗思勃发,他一连作诗数首,尽享“南北东西流荡的浪漫之风”,感知萨福、史文朋所言“罪恶的甜蜜”之况味,不无惆怅地感叹“几天不见巴黎,巴黎的风也老了”,“巴黎我底巴黎,我几时曾忘却了你? 我昨夜又梦见———梦见你便是茶花女。这样可爱的你,我怎愿人人来恋顾?”(《病痊》) 三年后的洵美又撰文 《巴黎的春天》,怀恋那段“除了花在画苑里,便是走着旧书铺”的巴黎春光。

  天有不测风云,沉浸于巴黎艺文生活的邵洵美,此时收到家中发生变故催其回国的来信,邵洵美只好回剑桥告于慕尔先生。至此,我们可以说,这张照片应是当此之际向慕尔夫妇道别留念而赠。

  回到上海的邵洵美,很快进入创作高峰期,在文学圈声名鹊起。192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诗集 《天堂与五月》,收录留学至回国期间的诗作;1928年3月,创办金屋书店,出版文艺评论集 《火与肉》,这是对“五位天才”(莎茀、史文朋、乔治·摩尔、戈蒂耶、迦多罗斯) 的致敬。同月出版包括上述几位和罗塞蒂兄妹等十位诗人的译诗集 《一朵朵玫瑰》;5月,金屋书店出版第二本诗集 《花一般的罪恶》;7月,编辑出版 《狮吼》 半月刊复活号;9月,发表以剑桥和巴黎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处女作 《搬家》。不俗的成绩无疑是邵洵美留学收获的果实,而慕尔先生的从旁指点,对在异国自学文学的他,影响自不待言。

  再来看照片,左手无名指的环戒,暗示邵洵美出国前已婚约在身。未婚妻是其外祖父、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手里拿书,则似是洵美拍照的习惯,此时不免想问问他:那,是谁的书? 史文朋、魏尔伦、波德莱尔,还是他“灵魂的爱人”萨福? 或者第一次去巴黎时随身携带的剑桥诗人鲁珀特·布鲁克 (Rupert Brooke,1887-1915) 诗集?

  谈及邵洵美与慕尔的关系,邵洵美本人与研究者通常均说其单方面的受益于慕尔先生。而笔者阅读慕尔专著 《基督徒在中国:1550年前》 (麦克米伦公司1930年初版),却在该书前言看到了慕尔对邵洵美的特别感谢,并致谢经由洵美从那些不知名的中国人处所得的帮助。该书出版于洵美离开剑桥四年后,不难想见洵美是慕尔写作此书过程中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印着朴素谢辞的纸张已泛黄,二人亦师亦友的情义却因此长久留存,邵洵美若有缘看到谢语,会不会也像先生当年看他那样,露出“会心的微笑”?

  这张照片,2015年底回国不久后我曾邮件发给邵洵美之女、《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作者邵绡红女士,她回复说:家中没有此照,之前也未在其他地方见过。看得出来,他到剑桥才一年多,外貌、神情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说明有了学识的长进,精神修养不同于以前。此照片,可以说是洵美文字述说其剑桥生活的有力佐证。她很高兴,将之收入其新著《乐爸爸所乐》 (南京师大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中,可惜尺寸较原照缩小不少。是作此文说明照片“出土”的前后,也让更多人得睹“传奇”邵洵美的韶华风度。

  本文相关资料及图片,获得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三一学院莱恩图书馆、伊曼纽学院档案馆、耶稣学院档案馆授权,特此致谢以上各馆给予帮 助的馆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Susan Daruvala院士、剑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 Charles Aylmer教授、剑桥郡地方志协会前主席、历史学家Mike Petty先生、《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作者Nicholas Chrimes先生、创平顿地方史专家Shirley Brown女士对本文亦有助益,谨致谢忱。

  2018年1月青岛

[责任编辑:胡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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