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丁景唐先生的信

2018-02-11 09:08 来源:解放日报 
2018-02-11 09:08:29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胡连娟

  原标题:给丁景唐先生的信刘锡诚

  与他相识于“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

  我偶然从网上得知,丁景唐先生于去年12月1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我和他相识于1981年12月18日,我俩作为以黄药眠为团长、唐 |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团成员,赴香港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二十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丁先生对我而言实在是旧友新知,此前,我对他在40年代和一帮诗人在上海组创中国民歌社,继而被迫移居香港的那段经历有过一些研究。在香港相处几天回来后,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到他逝世前,整整有36个年头。

  相识那一次,丁景唐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四十年代初期上海鲁迅研究概观》。他属于重返香港,立即受到香港《明报》记者杨怀之的注意,于1981年12月22日发表的长篇报道 《自上海来香港讨论现代文学 丁景唐整理左联史料有成》里说:“丁景唐与香港发生过关系。在40年代末期,他曾住在香港,常在《华商报》《周末报》刊载文章。1945年出版诗集《星梦集》……他的最大兴趣,是搜集文艺史料,最初他整理民歌资料,出版过《怎样收集民歌》(1947)、《南北方民歌集》(1950)。1957年后,他的兴趣在左联的史料,整理了两本史料集;他的评论集有《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回京后,我立即把刚出版的拙作《小说创作漫评》寄赠给他请教,他于1982年1月31日给我写了信,还提到血压不好卧床,他欲寄给我的书过几天发出。

  我于1983年9月调离中国作协,到属于中国文联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先后承担《中国原始艺术》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997年退休。这期间与丁景唐先生的来往少而未断。《中国原始艺术》 是他担任领导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 因写作上海40年代中国民歌社等与他有关章节,多次跟他和与他相关者联系。可惜这一段时间的书简,没有保存下来,至为遗憾。2004年4月,他的《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托人寄给我一本,并于同年12月2日给我寄来一信,还随信给我寄来了《文学故事报》上发表的他的旧作《歌谣中的官》的复印件。

  关于成立民歌社的史实

  收到这封信后,我于12日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就他文集中的一些往事进行对话和讨论:

  ……从去年起,一时兴起,想把自己的零星写作先搁下来,拣起我曾经从事过多年的民间文学这一行当来,写一部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希望能对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学科添一块砖加一块瓦。谁知,一上手,就觉得力有不逮,不仅路子没有人趟过,连最起码的史料都要从头找起。以你们那批进步诗人在抗战胜利后组织的民歌社为例,就是那些“标准的”或“民俗学派”的民俗学家们所不顾的,自然也就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抗战胜利后,流亡大西南的许多学者,陆续由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回到原来教书或写作的城市。30年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社团比较活跃的广州、上海、杭州、北平、厦门等地,由于团体溃散,人员流失,后来除上海、香港、北平三地仍然有俗文学派的作家和学者创办并坚持的报纸副刊,如赵景深在上海《神州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在《大晚报》编的《通俗文学》周刊和在《中央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在北平《华北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分别被俗称为“沪字号”“平字号”“港字号”的俗文学周刊外,已没有什么有学术活动能力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社团了。除了这些俗文学家们的活动(主要是编刊)外,一批进步青年文艺家(诗人)在上海成立的“民歌社”,几乎可称得上是国民党统治区里唯一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存疑),但它的宗旨,显然有别于30年代那些民俗学社团,或曰不同流派吧!正如您当年所说的:“在这个苦难的国土上,学术的花朵是常被当作野草般践踏的,近些年民歌的研究工作益发显得沉寂了,即使有些可敬的先导者在默默地耕耘,除为生活的负荷所胁迫外,还得忍受孤独的寂寞。自私自利的市侩气在学林中也不是不存在着的,成批的歌谣材料无人肯承担出版,连报纸期刊上也很少能偶尔发表,于是珍贵的材料散失了,偏爱的人索性秘藏起来,而从事于民歌收集的研究者要想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也颇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苦楚了。”这也许可看作是你们要成立民歌社的初衷吧。

  我写史,史料要凿凿有据。可是这些材料,却并未悉数收入您的这部六十年文集中。我理解,那些文稿,在您的文学生涯中,也许并不占主要地位。而您在民间文学和左联研究两方面的活动与写作,过去我都是颇留意的,并几乎都有收藏,特别是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怎样收集民歌》和稀有品种《妇女与文学》,但经过了这么多的政治运动、下放劳动、调动工作、屡次搬家等变故,现在全都不知去向了。如今用起来才懂得叹息……

  你们的搜集方式主要是“征集”。在这一点上,你们并没有超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思想。其原因,一方面是受时代和政治形势的限制,不可能走出去,另一方面受作家文学的思想和理念的影响。同时代,延安的、苏北新四军的文艺家们,都已经走出文艺小圈子,深入到民间亲身去搜集记录了。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局限。您以为如何?

  当时你们虽名为“民歌社”,搜集范围却不限于民歌,民间故事也包括在内。这一点很重要。薛汕是诗人,他并没有带走故事资料。你们编的《南北方歌谣集》也没有收入故事。我纳闷的是,你们所征集到的那些民间故事发表过吗?余者流落到哪里去了?

  您年轻时就曾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并做过搜集与研究,写过不止一篇文章。在浙东的搜集更不一般。中国的文艺家中有这种经历的人委实不多,不仅表现出一个文艺家的写作风格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可惜您那本编好的浙东地区的民歌集子没有出版。我写这部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史,除了“民歌社”本事外,还要写一段您的民间文学理论。您的《六十年文集》中,已经收了您在《妇女与文学》中的两篇文章,特别是那篇论述妇女与歌谣的长篇论文,不用我再找原著了。那本未出版的民歌集子的序言无疑是一个重要材料。有便时复印给我吧。

  随信寄给我的几封老出版家和老编辑同行给您的信件的复印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浓重的情谊令我产生共鸣……

  一丝不苟与一往情深

  2013年12月,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其中写到丁景唐与关露的关系,他给我写来一信,就我文章中的错讹之处与我商榷,指出两点不确――

  刘锡诚同志:

  在关露同志三十一周年忌日,读到你写的《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心情很激动……但文中也有两点不确之处,特商榷。

  一、你文中写到我是“关露的侄子……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历经生死考验,几经炼狱而信仰弥坚的关露同志怀着莫大的敬意,‘把她视作我姑妈与姨妈一辈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关露并不是我的姑妈。我是一个幼失怙恃的孤儿,我有一位思想先进的(当)小学教师的姑妈,把我抚养、教育。我把关露视作我尊敬和眷念的姑妈一辈的有文化素养的长辈。

  我和关露同志因为给她编辑的《女声》写稿而认识。1943年―1945年8月,我担任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工作委员会的宣传调研工作,领导几位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学青年向《女声》写稿。我们采用散兵作战的方式,楔入敌伪报刊,写一些有意义的作品,举凡小说、散文、诗、杂志、影剧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都有。我个人在《女声》写了五十六篇作品,并编了一部诗集《星底梦》,受到关露赞赏和鼓励。关露编辑的《女声》是荆棘丛中的一块绿土。

  二、关露长期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先是受党指派打入敌伪76号魔窟,搜集情报和策反,后又因编辑《女声》被恶意攻击、蒙上“文化汉奸”的罪名,都没有被敌人追捕投入监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妄图以文化汉奸的罪名逮捕关露之前,由周恩来同志关照先期到达上海的夏衍、梅益同志设法帮助关露从上海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今年是关露同志106岁诞辰,在她31周年忌日,读到你的纪念文章,请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意。

  我当即回信感谢。

  ……文章发表的当天,袁鹰同志打电话来,说很感谢我写了这篇文章,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关露了。他对我说,丁景唐不是关露的侄子,您写错了。说您现在住在华东医院,身体很好,你们常通电话,声音还是那样洪亮。和您一样,袁鹰同志也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我也知道你们是很好的战友。前年十月,北京文坛的好友们为他举行八十八岁米寿聚会,是我主持的,我在致辞时还讲到他为您的《犹恋风流纸墨香》写的序。袁鹰同志的电话后,我就想在报上发更正……

  ……1989年我离职以来,放弃了文学评论,转向相对比较稳定的民间文学研究。九十年代我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课题“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写成《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98万字)。四十年代您组创“中国民歌社”我也写了。读了您的“续集”中《中外民间故事选》序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之《史料索引卷》(第204页),知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胸怀对民间文学的深情,十分敬佩。在此,我想就我萦绕在心的一个问题向您讨教。文学研究会发起者和骨干会员,如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朱希祖、刘大白以及台静农等都是关注、重视民间文学的,郑、沈先后办的《文学旬刊》《文学周刊》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民间文学文章,沈雁冰写了神话论著,郑振铎写了俗文学史及民间文学论文……鲁迅在北京时期,成立新潮、未名,都有不少人提倡民间文学……北方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提倡歌谣之前,是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神话”一词。启发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是他在留美时的同学、后来加入了“学衡”的梅光迪。第一篇关于神话学的文章,是蒋智由在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第36号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后来的民间文学运动,也多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们。40年代的解放区,延安边区,新四军所在地盐城,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以及上海的一些文人初学者,都重视民间文学……解放后成立全国文协,茅盾任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把民间文学算做文学之一部,发民间文学文章不少,但后继者们就把民间文学弃之不顾了……

  我的上述见解,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思索,他在2015年5月17日的回信中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批评,而是留了一个开放性的启示――

  你注意到的“左联”缺点之一(贬斥民间文艺),是一个可研究的大问题。但后来文学家不重视民间文学也不可归置“左联”的遗风。这方面肯定有诸多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诸因素。……迟复为歉。像提及的问题,容我也反思与思考一番,共同探讨。

  未料,这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成了我们长达36年交往的结束语,给我留下了无尽怀念。

[责任编辑:胡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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