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开始打工时，还没有“打工”这个词。那是1976年，我高中毕业，通过熟人介绍跟着一位有名的画家学画画。拜师学艺，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吃穿苦还好说，咱一农村娃子能耐受。可是学画画要笔墨纸砚、要买画布油彩，开销吃不消。

　　那时，师傅的画室刚好在一家影剧院的隔壁。影剧院又开始播放一些曾经遭到批判的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洪湖赤卫队》《女飞行员》《舞台姐妹》等接连上映，十年文革单调的文艺生活，使人们看到老影片，就如饥饿的人扑向面包，每场电影都爆满。

　　一天，影剧院的经理来找师傅，提出让他画电影海报，并拿来印刷的海报样子。师傅是专攻国画花鸟的大家，不擅长也不屑于画这种水粉宣传画，就推辞说没时间。经理是个精明人，看见我这个徒弟在旁边，就留心看我的作业，看了一会，他就问我，你能画这个海报不能？我不敢应声，看着师傅。师傅倒爽快，马上说，我这徒弟画这海报一点问题都没有。经理急忙说，那好那好，你就画吧，画不好让师傅再改改。师傅笑着说，我画可以不要钱，因为我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我这徒弟是个学生娃，你得给点生活费。

　　那时不比现在，各个单位都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人头、钱头都是紧巴巴。经理犹豫再三，说，咱不按天算，画一幅海报，给五块钱。

　　我心想，我学画画自己买不起画布、颜料练习这么大的画，人家拿钱给咱机会练手，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哪成想还给这么高的工钱？

　　第二天，我就跑过去找经理，在一个仓库房里钉画框、张画布、打九宫格，然后就拿着炭条临摹放大统一印发的电影海报。画的是孙道临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我的素描功底好，加上情绪高涨，半天时间我就画好了基本彩样轮廓。中午快下班时，经理专门到仓库看我的进展，从他的表情，我看出了他的喜出望外。下半天，我用心的调色、细心的点染、耐心的修正，终于完稿。我主动找经理验收，经理看后又叫来师傅把关，师傅很满意。经理没想到我能画得这么好，但也没想到这么一天就画好了，给五块钱有点后悔，说，我这大经理一月才五十元，一天还不到两元。师傅说，这是艺术，不是搬砖头，你画个试试？

　　最后，经理还是高高兴兴地把海报挂在售票室上方，悄悄给了我五块钱。

　　没想到，这幅海报是市里几家影剧院率先挂出的大型手绘海报，其他的影剧院多是张贴印发的小纸张海报。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人围观，夸奖画得真“像”，给电影上的李侠一模一样。影院的票房噌噌窜升，人气爆旺。

　　本来觉得给我五块钱后悔的经理，这时又为自己的英明而喜形于色。特别是市里文化馆的名画家尹先生，以画油画出名，路过影剧院时特意看了海报，说，放大临摹的型很准，色彩处理不很丰富，但干净利落。经理这一下又来了神，专门跑到我们师徒那里，海夸一阵“名师出高徒”，并提出让我继续画海报，老价钱。

　　第二次，我画的是《女飞行员》。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画的从容，一天半画好，先叫师傅看后再交活。这次经理不打“背儿”，立马给钱，立马挂出。

　　（二）

　　上高中时，我才十五六岁。算是未成年人，在农村出工干活也是个“半劳力”，挣的工分也只有成人（全劳力）的一半。那时还不知道自己能打工挣钱。

　　我们学校旁边要修一条柏油路，公路段的经理现场监工，刚好在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我虽然是学生，但我爸爸是教师，所以我就也随爸爸在教师食堂吃饭。当然，就可以接触公路段的叔叔。一来二去就熟络了，偶尔还和他们对阵下下军棋。

　　快暑假了，我要回老家度假。叔叔们有点不舍得我这个玩伴，也是想照顾我，就问我愿意到工地干活不，我说愿意就是不知能干什么。叔叔们就说试试干吧。

　　我被安排在炼柏油的池子旁边，拿着一个特大号的铁笊篱，不停的搅动，防止柏油加热后起泡沫，溢出来。这活轻松，但危险。一不小心掉进滚烫的柏油池子，那可就没命啦。所以，上岗前，叔叔们千千万万的叮咛交待。特别是上夜班，总交待同班的人注意我，千万不能打盹。

　　我记得这份活，没干多少天，挣了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一次半夜起来接班，懵懵懂懂迎着灯光走，没注意碰到一根斜拉的铁丝，拦胸一挡，把我摔了个仰八叉。腿痛了好几天。

　　（三）

　　上高中时，学校在火车站旁边，班里也有铁路子弟。

　　高二暑假，我经人介绍到铁路工务段打工。由于年龄小，身板也瘦，就被安排在家属们组成的杂工组。干的活主要是整理铁路两旁排水沟，把杂物、杂草清理干净，整理铁道的基石，用框子抬运石子。活不算重，但压根没干过，没经验、劲不顺，比如，用钢叉翻腾石子，就跟我在农村用铁锨翻腾粪土不一个劲儿。

　　用荆条编的筐子抬运石子，在石子窝里倒腾，肩膀磨红、磨肿倒在其次，关键是特别费鞋，我穿的是妈妈给我手工做的布鞋，一天下来，鞋底就磨得起毛。这如何是好？打工挣几个钱搭进几双鞋，那就不合算啦！还是父亲有办法，他拿我的鞋到街上找个钉鞋的，给鞋底加钉了厚厚的橡胶皮。这一下好了，耐磨，还不硌脚。

　　家属们在一起干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嘻嘻哈哈逗乐多。一群半老徐娘，嘴是闲不住的，家长里短、儿女瓜葛、吃喝拉撒，撤起来没完没了，津津有味。当然，少不了裤裆里的话题，而且是最生动的、参与度最高的话题，故事性也最强。工间休息时，还会打打闹闹，动手动脚。带工的是位老头，我是一毛孩子，十几个人中就这俩爷们儿，老头就成了他们戏弄的对象。一次，一个家属和老头骚情逗乐，不料她的男人下工路过撞上，当时就面有怒色，悻悻而去。第二天，那女的没来上工。一下子成了当日头号话题，各种版本的故事演绎纷纷出笼，带工的老头被人挖苦调戏的大动肝火，几乎要动手打一个娘们儿。结果，大家不欢而散下了工。

　　这次打工，最大的收获，不是工钱。而是看足了火车，近距离的观察过往火车的每一个细节。以至于后来我凭听声音就知道是客车还是货车，是上行还是下行，是刹车还是起步。

　　（四）

　　1978年高考，本想考美术专业，也进入复试，也可以录取，但只能上个中专。文化课还好，可以上个大学，老师就劝我放弃美术，去上中文专业。

　　暑假回来，觉得应该找份工打打，挣点学费。可是画海报、画油画的技术活找不到。晃荡几天，刚好一家基建队要沙子，我就去河滩挖沙子，按立方数付钱。我带着弟弟，扛着铁镐、铁锨、筛子，开始在艳阳高照的河滩安营扎寨。

　　先得选择沙窝，按水流的走向寻找沙窝，再开挖、过筛。最初，不得法，进度缓慢，还感觉特苦特累，铁镐有时挖到石头上，震得胳膊发麻，铁锨铲沙子磕着石头，握锨的手掌会挫得生疼。尤其是酷暑天的河滩，无遮无拦，无风无云，太阳能把人烤熟。不几天，我的脸就晒得跟非洲人似的，手也磨得起了血泡。情绪有时沮丧，有时急躁。弟弟毕竟还小，吃这份苦也很不情愿，有时就偷懒怠工。一次，在指挥失灵的时候，情绪也就失控了，照着弟弟的屁股踢了一脚。弟弟哭了，我夺过铁镐自己发狠的刨沙，刨着刨着，汗水流进我的眼睛，鼻子一酸，汗水泪水合流一起。我后悔对弟弟的粗暴，整个一下午，我再没有说弟弟，只是拼命的又刨又筛。弟弟看我这样，也不敢说话，只是挣着多干。收工时，长长的沙堆，使我们哥俩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夏天的河滩，酷暑难耐倒在其次，最怕河水突涨，那时相当危险啊。滔滔洪水，汹汹奔流，吞没着、冲毁着河滩上的一切。我们辛辛苦苦挖好、筛好的沙子，当然也不能幸免。我们虽然每晚都争取拉走筛好的沙子，但还是被冲走过一次。那是听了天气预报说近期无雨，就放松警惕，谁知上游下了大雨，我们这里艳阳高照，但河水却陡然大涨，远远的就可以听见嗡嗡的水声，一看浊浪排空而来，我们拉上工具撒腿就跑，哪还顾得上什么沙子。等我们跑到安全地带，生命无忧时，才开始心疼那劳动成果：唉，可惜一大堆沙子，一天的辛苦呀！

　　一个暑假，我都在河滩上挖沙不止。总共挣了140元钱。这是我长那么大挣的最多的钱，也是我那时见过的最多的钱。

　　开学了，我带着我的劳动所得回到校园。

　　（五）

　　1981年的暑假，我到一家工厂打工。这是我毕业分配前，最后的一次打工。

　　打工干什么？其实就是杂工，当天派当天的活。今天用架子车去推沙子，明天拉几块砖，活不算累，但工钱也少，一天一元二角。那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戴个眼镜，行政科的人也不把我当真正的民工看，派活时虽无关照，但还是客气许多。

　　一天早上，一上班行政科长就冲我说，你一会儿去水厂拉一个窨井盖子，我让他们先联系好，你听通知就去拉。我就坐在厂子的树阴下等候。但这位科长没给他手下那位办事员讲清楚是拉几个窨井盖，也没说是用什么运输工具。水厂那边电话打过来，通知可以去拉窨井盖，那位办事员就想当然的通知车队派车，大解放牌卡车立马就到，司机是位大胡子，一下车就喊，谁去装车？办事员指指我，他去。我麻溜的攀上卡车。司机看我的身板瘦弱又戴个眼镜，疑惑的嘟囔，这一个行吗？

　　车到了水厂，司机一问，原来就一个窨井盖，水厂早已放在大门口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看着大卡车说，水工厂就是牛，拉个窨井盖都来个大卡车，你们工资肯定高吧。本来司机还有点不高兴，嫌弃行政科大车小用，自己屈才，但听老头这么一说，反而自豪起来，说，我们是中央企业，哪像你们这些小企业，工资、奖金，都好着呐。

　　回来的路上，可能司机自豪过了头，一不小心蹭着一辆架子车，把架子车的车辕弄坏了。这架子车的主人又恰恰是城中村的农民，难缠，那就麻烦大了，一群人围着司机拦着车，狮子大开口的要求赔偿。司机一看，眼珠子一转，对我说，你看着车和东西，我去取钱处理。得，一帮人不知我是个打工仔，就放走了司机扣下我。等司机走后，我就实话实说，我是民工，当不了家，主不了事儿。

　　眼看时近中午，几个人围着我不让走，肚子咕咕叫，饿了。恰在这时，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路过，看见我，问清原委，就说他家离这里不远，让我去他家吃饭，并告诉围我的人，看住车子就行了，看人不管用。我就随老师去他家里吃饭。巧的是，大学的一位同专业不同届的女同学也在老师的家属院里住，我生怕人家笑话我这狼狈相，结果，人家压根就没认出我。

　　饭后，到车旁，司机叫来了交警，按事故条例秉公断案，赔偿100元了事。

　　一个窨井盖，用一辆解放牌卡车拉了一整天，还被罚款100元。当事人几个互相埋怨的很厉害，科长说科员猪脑子，科员说科长没说清，司机骂行政科是大爷，行政科说司机开车手潮。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误会，我被误伤。我的打工到此为止。结帐，走人！

　　作者：杨建平，现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