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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大河流过,大树繁茂

2018-12-12 09:26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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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既是孤独的,也不是孤独的。因为支撑文学的还有读者。我会与文学、与读者相伴终生。”今年10月, 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76岁的冯骥才走上领奖台,聚光灯下,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恒星。

  这不是冯骥才第一次在小说界折桂,他的《雕花烟斗》《啊!》《神鞭》都曾获得鲁奖的前身——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三十多年之后,他在《俗世奇人》(足本)获奖感言里的这番话,让了解他的人不免动容——多年来奔波于大江南北,投入大量精力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似乎疏离了自己挚爱的文学,能够再一次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于他是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

  冯骥才出生于天津,却始终与故乡——宁波江北的慈城有着无限牵绊。

  东汉开国名将、“大树将军”冯异是冯骥才的先祖。冯异文韬武略、战功卓著,却不慕名利。每当打了胜仗,众将论功时,他总默默避于大树背后。将士们敬佩其为人,敬称他为大树将军。

  两千年以后,冯骥才以“大树”作为自己画馆的名字。冥冥之中,冯氏族谱上相隔超过百代的两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将家国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一行人为大树画馆送去冯骥才的新作《漩涡里》。站在书画前,面对这棵“大树”,仰之弥高,更多了几分敬爱和心疼。

  1966-1976

  身在冰河,无路可逃

  1966年夏天,“硝烟”渐渐弥漫于天津街头。

  青年冯骥才高大帅气,有很好的家庭文化熏陶,热爱世界经典文学和音乐,在绘画方面已展露不凡的资质,却因“出身”问题而未能进入美术学院。24岁时,他在一家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文革”一来,不仅单位的所有古画、临本、范本被当作“四旧”查抄,连他自己收藏的名画和图书也未能幸免。

  那段时间,令这个脆弱的家庭恐惧痛苦的“砸门声”此起彼伏。人性的另一面,让原本沉浸在文艺、美好之中的青年冯骥才,瞬间堕入茫茫黑夜,不知尽头。

  在1967年新年来临的前夜,冯骥才与相处了多年、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友顾同昭结婚了。两人都生在书香门第,又同是书画社的王牌员工,本是天作之合,此时结合,却多了几分相互取暖的意味。两家人在饭店吃了一顿简单的晚宴,算是举办了结婚仪式。一切低调从简,新娘子甚至连红衣服都不敢穿。酒桌上,岳父举起酒杯,低声说句“祝贺,祝贺”,一家人低头吃饭,仍小心翼翼怕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回到家,院子里一群红卫兵正在喊话,拿手电筒往楼上住户的窗子照射。这对年轻夫妇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婚房里,在随时可能有人破门而入的恐惧中瑟瑟发抖,战战兢兢地度过了新婚之夜。

  转年又到冬天,儿子出生了。冯骥才和妻子给儿子取名“冯宽”。一个“宽”字背后,不知包含了多少的希冀与祝愿。

  “文革”是冯骥才“甩也甩不掉”的记忆,恐怕也是长久难以愈合的伤口,但站在他浩浩荡荡的生命大河边,回望来处,恰恰也是这段痛苦的经历,推着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一种用文字书写时代的使命感,从此扎根于青年冯骥才的脑海中。他要写下来,写下时代最真实的故事、最真实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渴望。

  工作之余,冯骥才除了阅读千方百计寻来的各种文学著作,也开始了自己的秘密写作。他从身边的人和故事写起,也写表述胸臆的诗歌,怕被发现,便把作品用极小而工整的字体誊抄,卷成纸卷儿,塞进自行车的一个个车管里保存,最终为了家人的安全,又不得不悄悄掏出来销毁。“文革”高潮过去后,他开始和李定兴合作创作《义和拳》,期盼终有一天可以发表。

  1966-1976这十年里,有人祸,也有天灾。有睦南道58号里,这对善良的年轻夫妇为保护友人不惜牺牲自己,又劫后余生时那发自心底的笑声;也有长沙路思治里,在大地震后房子塌毁,家当尽失,幸而一家平安的悲欣交集。在布满荆棘的路上,在混乱的时局中,冯骥才走得艰难,却始终保有自己“文学的良心”。

  1977-1979

  凌汛初来,春回人间

  深秋的天津大学,草木摇落。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位于天大青年湖畔,舒朗的建筑线条颇具现代感,在秋风和满树红叶的映衬下,更显宁静优雅。

  院内有大片清浅的水池,上百条红色锦鲤游来游去,不时激起层层水纹。

  2013年夏天,北京几位好友前去拜访冯骥才,聊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搬迁”一事,说到冯老当年还帮人文社盖过房子。大家感慨他与人文社的故事太多了,人文社编辑脚印随即约稿,“期望能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下来”。冯骥才欣然应允,于是便有了《凌汛》一书。后来冯先生每年增添一部,四年完成了“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记录下长达半个世纪的弥足珍贵的文化史。刚刚出版的《漩涡里》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本。

  1977年,春天的讯息已经来到。经过严格的挑选和推荐,一批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住进人文社,进行“借调式”写作。所谓“借调式”,就是出版社把好的作家“苗子”临时调到出版社写作、改稿,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稿子达到出版要求。冯骥才就是这些“好苗子”中的一个,他得到总编辑韦君宜的赏识,借调到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开始了他正式的“写作生涯”。

  作家多了,房子不够住,社里便决定在后院盖一个折尺形四层红砖小楼。盖这座小楼有一半的活儿是由作家和人文社的编辑们干的。冯骥才改稿之余,参与抬沙拌灰也是常事。小楼很快建了起来,冯骥才是最先入住的人之一。

  在人文社的日子快乐而忙碌,作家、编辑之间不断进行思想交流和碰撞。作家写就的稿子,编辑不满意,就让拿回去重改,有时候编辑也动手,严苛到像是对待自己的作品。冯骥才每改完稿,都要被责编送到总编辑韦君宜那里过目,总编辑“韦老太”也一遍遍修改。

  那时社里仍保留着集体劳动的传统,闲暇时组织去郊区割麦子,时不时还有篮球比赛等活动。有当过运动员的大冯在,人文社的篮球队一下拥有了“超级巨星”,能和外交部等机关的强队过过招儿了。那时冯宽已经慢慢长大,暑期妈妈上班没法带他,他便常来北京陪伴爸爸。儿子睡床上,冯骥才干脆就用报纸铺在地上打个地铺,倒也凉快,父子俩怡然自乐。

  “唯有时光倏忽去,后辈一片皆成人。”恍惚间旧日已隔四十年,冯宽也已到知天命的岁数,而这栋红砖小楼,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1977-1979年,在人文社的两年时间里,不仅是冯骥才扭转人生、重新开始文学之路的转折期,也是整个国家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冰河解冻,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文学也渐渐复苏,一切蓄势待发,即将崛起。

  1979-1988

  激流奔涌,不可阻挡的文学时代

  大树画馆里摆放了许多冯骥才的画作,除了一幅他年轻时凭超凡的记忆力和绘画功底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其他多为色彩绚丽的近年新作,灵秀自如,意味深远。

  稍加留心,会发现这些饱含情感的画作大多是描绘秋天的景象。我们问他的助手:“冯老师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吗?”她会心一笑,说是的。大家聊起观画的感受,猜想着,是不是大家眼中永远积极乐观、精力饱满,给人感觉也如春风化雨的冯骥才,内心深处还是最向往恬静,或许也有一丝秋天般的惆怅?

  1979年11月,又是秋冬时节,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之后,冯骥才回到天津,而他的生活和文学事业一跃进入了“火热的炎夏”,一如“激流中雪白的浪花”闪耀起来。

  80年代初,随着《铺花的歧路》《啊!》等小说的发表,冯骥才在全国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度和喜爱。天南海北的读者来信一次次塞满冯骥才的信箱,有的读者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只在信封上写“天津,冯骥才收”,也多半可以寄到,因为邮递员对冯骥才的地址实在太熟悉了。

  回忆起这些来信,冯骥才心中仍十分感动。读者把他当作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向他感谢,向他倾诉,甚至向他忏悔,请求帮自己平反。有的信展开时有“沙沙”声,字迹时而模糊,他知道,那是写信人在信上滴落的眼泪。

  读者的热情更加激发了冯骥才的写作,这种跨越千万里的心灵相通,也让他领悟到了文学的意义所在。可就当他信心满满、灵感迸发,准备创造一个文学奇迹的时候,身体却突然给了他当头一棒——用脑过度、精神高度紧张,加上抽烟过多,让他生了一场大病,所幸在妻子的悉心照料和长期调理下,慢慢恢复了过来。

  除了大病痊愈的欢喜,更添了友情带来的慰藉。冯骥才在《激流中》里写道:今天“仍然感受到那些留在岁月里昨日的情谊,叫我心动”。

  他还保留着当年生病时朋友们的问候信件。王蒙、刘心武、李小林、屠岸、李陀、蒋子龙、高莽、阎纲、路遥、严文井、李炳银、张洁、谌容、郑万隆等好友,要么写信安慰,要么登门拜访,陈建功甚至因为他去世的谣言而痛哭一场。这些作家在当时的文坛都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因为文学而相识,也始终保持着真挚纯粹的友谊。

  身体恢复后,文学创作也重新开始。那是一个有着无穷的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人们热爱文学,介入文学。冯骥才与李陀、刘心武等人就“问题小说与人生小说”“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等文学问题的探讨,一度引起了整个文坛的关注和震动,也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改革和前进。

  在文学和艺术之外,1982年,另有一件事闯入了冯骥才的生活——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了。从此,他要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又一重责任。

  又过两年,《神鞭》出版,这部在文体上颇具现代意味的小说,从题材和语言上,开始展现冯骥才对天津的乡土情结。

  也是在这一年,经过多番周折,他们一家终于得以从思治里那间冬冷夏热、曾遭地震损毁,又常有人推门而入的小房子搬出,搬到了胜利路云峰楼的新居,虽然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单元。拿到钥匙的那一刻,夫妻俩开心得声音几乎颤抖。直到那时,冯骥才的家中也没有什么像样儿的家当,除去锅碗瓢盆,多半是书。

  冯骥才说,1984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拐点”。一本小说为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一个新居,让他和家人在16年后,终于过上了久违的安静生活,从此更对未来的美好充满憧憬。

  1990至今

  在漩涡里,一边陷落一边升腾

  上一次拜访冯老师是在2017年5月,他带我们参观了研究院的一间陈列室,这里除了存着海量的文化遗产保护资料,还有许多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研究生论文。自2001年成立,研究院内一直设有硕士点,其中有不少是冯骥才亲自带的研究生。

  冯骥才曾说,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他的“四驾马车”。“我的四驾马车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因为我车上的事较一般的车多四倍。”

  在为人所熟知的大作家、大画家、著名文化学者等身份之外,冯骥才在教育界的成就也非同寻常。年初,冯研院和脚印工作室整理了冯先生入选各种版本语文教材的文章,汇编为《冯骥才语文课》一书出版,发现全国竟有上百种教材选用了冯骥才的文章。《珍珠鸟》《挑山工》《刷子李》等文章的阅读量要以亿为单位计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最普及的语文课本到国外知名大学的汉语教程……

  借用王蒙的话说,大冯的成就,远不止这“四驾马车”。当然,压在他身上的重量也就可想而知。

  90年代初,冯骥才回到了表达自我的绘画领域。相较于文学,绘画似乎更是属于个人的事。他的画展从天津到济南,再到上海、宁波、重庆,最后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跋山涉水,从北到南,每一个画展都反响巨大,每到一处都是观者如云。

  也正是在办画展的这两年里,冯骥才接触、了解了藏在大好河山里的众多名胜古迹,同时发现了在改革浪潮席卷下,正在发生的可怕现实——在山东东平县“一线天”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几个孩子举着锤子高喊:“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这样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冯骥才。当时类似的事情一再上演,这也促成了他一转身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去。

  不论在哪个领域,冯骥才都有着非凡的行动力。在他的画展最火爆的时期,为了筹集保护文化遗产的资金,他毅然选择了卖画。善良的妻子也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夫妻俩挑选出最好的精品画作义卖。在故乡宁波,他自己卖画为宁波文联筹措20万元,重修了贺知章的祠堂;游历周庄,他甘愿自掏3万元,只为留下一栋精致古朴的“迷楼”……90年代初,那些数字对于个人而言显得太巨大。

  从1995年赶在天津城市改造之际修建老城博物馆,到1996-1997年奔赴敦煌,朝圣一般写就《人类的敦煌》,再到1999年站在估衣街的废墟前的泪流满面……20世纪的最后一个时段,留给冯骥才的不尽是美好,也有痛心、愤怒以及一次次的失望。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后来达到数百万销量、又收获鲁迅文学奖的《俗世奇人》出版,冯骥才也当选了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席。只是“纵入漩涡”,似乎再不能自已——他一半的精力都转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了。

  关于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不是这篇短短的文章可以讲述的。这二十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崎岖坎坷,总会有许多人不理解,阻力巨大,其背后的辛酸可想而知。

  我们问他:有没有某个瞬间,让您觉得欣慰?

  冯骥才笑着讲起,有一次他到徽州一个村庄,当地人想让他看一下村落的保护情况。走进村里,忽然看到一根电线——房顶是灰色的,墙是白的,原本白色的电线被涂成了灰色,和房屋十分协调。他问,这个线是谁涂的?村民说,这不是您的观点吗?

  那一刻冯骥才是欣慰的,“文化遗产保护者跟作家一样,最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古建筑的保护要注意每一个细节,他这些年一直呼吁的观念,真如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终引起气势如虹的大风,吹过万里,吹进寻常百姓家,被理解,被接受。

  告辞时,冯先生下楼送我们。在电梯口,他指指自己的腿说:“最近腿有点疼,以后可能没办法总到外地去了。”一句话说得我们心中都有些难过。

  我想起他在看到众多民间文物流失到国外,而自己的努力不能阻止时,痛苦地说:“我们太糟了……”

  我想起他在极力呼吁国家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面向领导讲:“民间文化在拨打120,向我们紧急呼救!”

  想起在汶川大地震后,他组织抢救羌族文化遗产,在废墟之上振臂高呼:“他们文化的存在就是他们民族的存在!”

  想起他在自己开展传统村落保护的起点——后沟村的动情演讲:“人生也好,事业也好,会有无数次的起跑,但这次起跑是非凡的……”

  站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河之岸,冯骥才就像两千年前先祖躲避其后的那棵大树一般,枝繁叶茂,蓬勃盛大。而树荫之下,土地坚实稳固,生灵安稳生长。大河流过,深入大树的生活、生命深处。(王蔚)

[责编: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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