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有收藏贺年片的癖好，他在1926年1月28日出版的《紫罗兰》第1卷第4期写有《贺年片话》，历数了程小青、何海鸣、王天恨、丁慕琴、谢之光、胡亚光、周瘦鹃、程瞻庐、范烟桥、徐卓呆等作家、画家各式各样的贺年片，既有来自海外的，又有中式古朴的，既有“在笺纸上寥寥画上几笔，然后再在上面写字”类的，也有“供自己专用的花笺，写上几句贺词”类的，让人目不暇接，“周瘦鹃富审美观念，所以他的贺片也是美丽绝伦，那文字为‘天地易纪日月更始起动安宁所至利喜周瘦鹃恭贺新禧’，用仿宋字，红色印的，左角为紫罗兰图，花娇叶亸，真觉纸上生香呢”。

　　戏剧家赵景深也有集藏的癖好，作家的书信、结婚帖、名片以及贺年片等都在他的收藏之列，单是贺年片一项，就有一打。他1947年1月1日写有《现代作家的贺年片》，生动介绍了他所珍藏的徐志摩、刘梦苇、吴芳吉、孙席珍、郑振铎、李健吾、徐调孚、焦菊隐、施蛰存、黎锦晖等作家、艺术家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贺年片，“最好的一张是徐志摩的‘海滩上种花’，这是用宣纸印的一幅线条画，还是徐志摩自己画来制锌版的，画的是一个女孩在海滩种花，旁边署著‘徐志摩拜年’五字。徐志摩自己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做《海滩上种花》，大约收在《自剖》文集里，后来又曾被收入中华书局的初中《国语与国文》。倘若这拜年片被当年的徐蔚南看见，他准会收进他那部插图本的《创造国文读本》里去”，“黎锦晖的最为别致，是用注音字母写的红字凸出，边线也凸缓，极为美观”。

郑逸梅《贺年片话》（局部）

　　《钱玄同贺年柬跋》，是刘半农“仿照罗振玉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的笔法，为钱玄同的贺年片戏作的考古文字”（张耀杰），颇为好玩，不妨全文照录，“此片新从直隶鬼门关出土，原本已为法人夏君樊纳携去。余从厂肆中得西法摄景本一枚，察其文字雅秀，柬式诙诡，知为钱氏真本无疑。考诸家笔记，均谓钱精通小学，壬子以后变节维新，主以注音字母救文字之暂，以爱世语济汉字之穷，其言怪诞，足滋疑骇，而时人如刘复、唐俟、周作等颇信之。……柬中有八年字样，论者每谓是奉宣统正朔，余考钱氏行状，定为民国纪元，惟钱氏向用景教纪元，而书以天方文字，此用民国，盖创例也。又考民国史新党列传，钱尝谓刘复：‘我是急进，实古今中外派耳。’此片纵汉尺三寸，横四寸许，字除注音字母外仅一十有三，而古今中外之神情毕现，可宝也。”

　　老舍1931年在《小说月报》连载的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中为我们描述了小坡送给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贺年片，“全世界的小朋友们！你们可曾接到小坡的贺年片？也许还没有收到，可是小坡确是没忘了你们呀。小坡的父亲在新年未到、旧岁将残的时候，发了许多红纸金字的贺年片。小坡托妹妹给他要了一张和一个红信封。一只小白鸟噘噘着小黄嘴巴儿，印在信封的左角上。片子上的金字是‘恭贺新年’和小坡父亲的姓名。小坡把父亲的名字抹了一条黑道，在一旁写上‘小坡’两个字；笔上的墨太足了，在‘小坡’二字的左右落了两个不小的黑点儿；就着墨点的形象，他画成一个小兔和一个小王八，他托哥哥大坡在带着小白鸟的信封上写：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小坡的贺年片是在年前发的，可是你们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你看，他的红片儿也许先送到太阳上去，也许先送到月亮上去，也许先在地球上转一个圈儿，那全看邮差怎么走着顺脚。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简直的没有准儿！可是，你们只要忍耐着点儿，早晚一定能接到的。假如你们看见天上有飞机的时候，请你们大家一齐喊，叫它下来，因为也许那只飞机就是带着小坡的贺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还有一层：小坡的信封上，印着个黄嘴的小白鸟，并没有贴邮票，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粘了半张香烟画片，万一邮局的人们不给他往外送呢！但是，据我想，这倒不大要紧。邮局的人们不至于那么狠心，把小坡的信扣住不发。他的信是给全世界的小孩儿的，那么，邮局的人们不是也有小孩儿吗？他们能把自己小孩儿的信留起来不送？不能吧。”

　　朱自清1933年回忆他逛伦敦的加尔东尼市场时，“快散了，却瞥见地下大大的厚厚的一本册子，拿起来翻着，原来是书纸店里私家贺年片的样本。这些旧贺年片虽是废物，却印得很好看，又各不相同；问价钱才四便士，合两毛多，便马上买了……我口袋里那册贺年片样本，回国来让太太小姐孩子们瞧，都爱不释手；让她们猜价儿，至少说四元钱。我忍不住要想，逛那么一趟加尔东尼，也算值得了”。

　　丰子恺在1936年1月10日《新少年》创刊号上写有《贺年》。范用在《我爱穆源》中回忆，“自己做贺年片，是丰子恺先生教的。……丰先生给《新少年》半月刊写了一系列《少年美术故事》，头一篇的题目叫《贺年》，讲了个做贺年片的故事……看了丰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做贺年片”。

　　贺年片一般是用来新年祝福的，想不到它有时候还具有别样的宣传效果。陈望道回忆，“1921年新年，陈独秀建议我们到外面去拜年。贺年片上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作家们的贺年片也理应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学术课题之一，借助于贺年片，我们可以梳理现代作家之间的交游史。“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黄虎痴），现代作家们的贺年片也当如是观。

　　作者：宫立（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5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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