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西方中世纪的编年体史书起源于基督教会，早期的编年史家大多是生活在修道院的修士。如13—14世纪产生自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编年史被认为代表了中世纪教会修史的最高水平，堪称中世纪文化发展高峰的代表作品。圣奥尔本斯编年史由多位修道士接力完成，最初的开创者是温德欧弗的罗杰。

　　编年体史书的出现，源于教会历法对宗教节日的推算。为了确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日期，需要记录并且计算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各地修道院为此而制作“复活节年表”。教会的历法书吏有时也在“复活节年表”空白处加注当下发生的大事件（诸如：国王去世，新王即位，自然灾害与星象异常，宗教活动……），由此而产生了“复活节年表记事”。

　　公元4世纪，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撰写的编年史已经脱离了复活节年表而以独立形态存世了。尤西比乌记载的事件开始于以色列人部落首领亚伯拉罕诞生，结束于324年。尤西比乌编年史用希腊文写成，问世不久即由基督教学者杰罗姆译成拉丁文，并且续编至380年。杰罗姆的译本和续编促成了尤西比乌编年史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流传，罗杰编年史借鉴并且模仿了这部编年史的体例和内容。

　　罗杰编年史以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开篇，结束于1235年的记事。罗杰开始著书立说的时候，正值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统治时期（1189—1199年）。经历过国王约翰的统治，1235年是国王亨利三世在位的第19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罗杰记录了三代国王统治的历史。理查一世在位9年有余，其中大约4年时间在海外的十字军征战中度过。在罗杰的笔下，理查一世“勇武善战”，承载着“骑士风范的尊严与荣耀”。国王约翰的统治引发了国内诸多臣民的不满，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反叛行动。罗杰编年史详细记录了反叛行动的发起、策划、实施、后果，并且对约翰的所作所为做出评判。国王约翰在历史上留下的贪婪、无能、刚愎自用的负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罗杰编年史的塑造。

　　罗杰编年史关注的重点是“人”，全书自始至终“记录人之生死，以及降临于人的各种机遇，奋力书写天堂、尘世各种因素造就的奇人”，借此评判尘世间“各类行为，是善还是恶”。出于“教化后人并且向勤奋之人提供帮助”的目的，罗杰关于人生事务的记载堪称丰富多彩。过往发生的重大事件、王国的演变与历代统治者的继承嬗递、教会的财产权利以及其他世俗利益、罗马教宗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书信、国王发布给各地郡守的诏令、国王与各地贵族之间的来往书信、国王的军事远征行动、发生在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政治事件、教会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等，都在编年史中留有详细记载。

　　罗杰编年史开篇伊始简要叙述《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罗列的历史，显示出撰写一部世界史的意图。从447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第一次见诸英格兰历史记载开始，罗杰将记事的目光聚焦于英格兰，行文之间也论及欧洲大陆的事务，诸如罗马教宗、帝国与皇帝、国王与贵族诸侯。对于一位偏居于修道院一隅的编年史家而言，这就是目力所及的世界格局了。

　　后世研究者对罗杰编年史做出分析考订，辨认出全书各个部分的内容来源：（1）447年以前的历史叙述，除了《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的文字之外，抄录或者改写了罗马时期的作品，包括尤西比乌与杰罗姆的编年史文本。（2）447年至1189年的历史叙述中，大量内容借鉴各地修道士编纂的史书，其中包括伯里·圣埃德蒙编年史、比德撰写的编年史。（3）关于1189年至1235年将近50年历史事件的记载，出自罗杰本人的耳闻目睹，堪称全书最有价值的原创内容。抄录前人的文字内容，以此为起点续写编年史，在中世纪早期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书写方式，各地修道院的编年史大多以这种方式成书。罗杰在撰写编年史的过程中，受益于对前人著作的借鉴。他在编年史前言中如此陈述：书中的某些内容“取自值得信赖的天主教作家的书写，一如色彩斑斓的花朵采集自不同的园地，因色彩不同而形成了差异……”。这样的书写方式并非全无益处，对于那些原件业已散佚失传的著述，罗杰的抄录与改写也起到了保存文献典籍的作用。

　　在罗杰之后，修史的传统在圣奥尔本斯又延续了200余年。修道士们年复一年，把罗杰开创的编年史续写到1440年。从罗杰开始到1440年，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形成了一个编年史家群体，称为“圣奥尔本斯学派”。中世纪历代编年史家中，较为突出的是罗杰以及紧随其后的马修·帕瑞斯。罗杰将编年史撰写到1235年，马修·帕瑞斯续写至1259年。他们二人撰写的编年史以史实丰富著称，也因此被誉为“中世纪最为杰出的编年史家”。

　　如此众多的修道士，在如此漫长的时段内，连续不断地接力修史，在西欧中世纪历史上十分罕见。研究者推测，罗杰及其后续者从事的是有组织的群体行为，他们接受了圣奥尔本斯的指派，代表修道院书写编年史。这样的推测合情合理，但是并未获得文献史料的支持。现存史料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圣奥尔本斯的编年史家也是国王的御用文人。亨利三世曾经向马修·帕瑞斯下达指令：“准确并且完整地书写当下发生的事件，将之不可磨灭地记录于书册的显要位置，从而使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永久留存于子孙后代的记忆之中。”国王关注于史书的修订，显然是出于“资治通鉴”的目的。当爱德华一世在1291年提出对苏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利时，不仅在修道院编年史的相关记载中寻求支持，而且要求各地修道院将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利“记录于编年史中，作为永久的记忆”。

　　圣奥尔本斯编年史堪称一部鸿篇巨制，其中承载着非常厚重的文献史料。然而，修道士们何以获取如此广泛而丰富的信息用于历史著述呢？首先，本笃会修道院素有修史的传统，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不仅珍藏有文献典籍用于修史，而且有机会与同属本笃会的其他修道院分享传抄著史成果、交换信息。其次，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毗邻伦敦，得以分享伦敦作为经济、政治、社会中心带来的各种便利。在圣奥尔本斯过往、停留的旅客带来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各种消息以及他们自身的经历，为修道士们记录历史提供了素材。再次，圣奥尔本斯是英格兰最为显要的修道院之一，在英格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生活的修道士经常被国王委以重任，有机会进入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参与机要，直接从政府获取档案文献。

　　罗杰在编年史的行文笔墨中经常采用“花朵”一词形容美好的事物，他撰写的编年史以《历史之花朵》之冠名而为今人知晓，其中蕴含的丰富史料为后世研究中世纪英格兰历史留下了充分的佐证。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