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笔谈】   

　　■本期主持：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本期主题：百年回望敦煌学

　　主持人语  

　　从1909年算起，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回顾敦煌学的学术发展史，在多数时间段和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都是主力军和主导力量。仅在十年动乱期间，日本、法国等国的敦煌学一度超过了我们，以致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代敦煌学研究者焚膏继晷，奋起直追。现在，我们在敦煌学的各主要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完全取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和敦煌学研究的主导权。最近二十年，中国敦煌学界联络世界各国知名学者，相继在英、法、俄、日、美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策划并组织了二十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极大推动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这也是我国敦煌学界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奉献的一份大礼。

莫高窟第285窟飞天（西魏）。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改革开放前中国敦煌学的成就与反思　　

作者：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敦煌学，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09年至1949年。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纷纷前往伯希和住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并很快就陆续推出了《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有关文书的图版、释文、叙录和初步研究。因此，1909年一般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发端。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的敦煌遗书有限，主要是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写本与其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法国藏品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书，还有一些是罗福苌、罗福葆分别从日本人和美国人那里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释文。但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敦煌写本。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和编撰目录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释文在文字录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文本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资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四部典籍以及宗教、法律、地志和语言文学等方面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也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

　　1931年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和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阶段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尤其突出。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经史子集），热点在文学。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第二个阶段（1949—1978）也可以1966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与国外同行相比，前一时期，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四部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研究则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文革”时期中国的敦煌学已远远落后于日、法等国，以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

　　总的来说，大陆学者在1949年至1966年间及港台学者在“文革”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世人瞩目。首先是陆续推出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结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叙录》；总结变文研究成果的《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总结语言音韵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总结敦煌石窟艺术成就的《敦煌艺术叙录》，等等。这些带总结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数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集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陈铁凡对经部文献的整理和校勘、潘重规对敦煌赋的集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金维诺对敦煌经变画的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关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搜集尚不完备，释文还存在不少问题，研究也不无缺憾，但都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开拓了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再次，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郑良树对《春秋后语》的集录、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席泽宗对敦煌星图的研究、潘吉星对写经纸的研究等。以上所列多为单篇论文，自身价值或许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的领域或课题，可启发读者在相关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专题研究，为后来者之导夫先路。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以上三类成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推出一个领域带总结性的成果，等于给这个领域树立一座里程碑，开创某一领域或专题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过披荆斩棘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最早关注某一领域或专题的学者则是学术上的先知和引路人，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路径。

　　如何才能成为学术领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学术先知和领路人？从敦煌学学术史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几位学者来看，他们都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大多具有国际视野。如向达、王重民、饶宗颐、潘重规等，都有长期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或经常参加国际会议，与国际学术界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都对国外的学术动态了如指掌。二是都很注意查阅敦煌遗书原件。王重民、向达都曾较长时间在法、英等国专门查阅敦煌遗书。饶宗颐也多次到英、法查阅原件。特别是潘重规，工作扎实细致，精益求精，他发表的释文，都和原卷做过核对，往往能解决一些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三是关注领域比较宽。比如向达熟悉考古、历史和中西交通，王重民熟悉目录学、史学、文学，饶宗颐的成果则涉及历史、宗教、曲子词、白画等多个领域。这些学者在每个领域所取得的业绩都能达到当时的学术前沿。其成果的特色是视野开阔，能将具体的材料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所以往往能小中见大。四是都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在资料占有和学术信息占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如饶宗颐，具有家学渊源，自幼饱读诗书。其他几位也都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由于这些专家都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对国内外学术动态了然于胸，又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原材料，故而能够在课题选择的时候占尽先机。或者完成带总结性的成果，或者发现具有研究潜力的领域。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王重民，他不仅独立完成了带总结性的《敦煌古籍叙录》和《敦煌曲子词集》，主持完成了带总结性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参与了带总结性的《敦煌变文集》，又开辟了敦煌诗歌的研究领域（补《全唐诗》），可谓既是奠基者，又是学术先知和领路人。

　　中国敦煌学先贤成就的学术业绩，为改革开放以后敦煌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治学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传承。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