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刊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是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月刊。“砥砺思想，宁静心灵”是我们的追求，“知识人写给知识人”、“名家作品名家看”，已被这本杂志坚守38年。

　　商榷

　　这样评价关羽有主观臆断之嫌——从《博览群书》二〇二二年第十一期说起

　　◎ 伏雪芹

　　《博览群书》2022年第11期刊登了一篇名为《关羽失荆州是因为“大意”吗》的文章，作者北塔认为关羽失荆州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傲慢的性格，直言“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关公死于他自己的傲慢性格”。此外，文中认为关公作为“义”的化身，是刘备集团的精神支柱和道义象征，但关羽和刘备集团不还荆州，是其在道义上的破产，所以关羽是因为“失义”而失了荆州。再者，文中很多地方对小说和关羽形象的解读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偏差，有明显的主观臆断和解构之嫌。介于此，本文也想谈一谈关羽失荆州的原因，并就荆州的“借”与“还”及其信义问题以及当下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关公形象做一讨论。

　　关羽失荆州的根本原因

　　关羽失荆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于关羽本人的性格问题。当然，这一观点流行至今有其历史根源。陈寿最早在《三国志》中批评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自此便定下基调，后世多宗其说，认为关羽骄傲自负，擅自北伐，麻痹大意失了荆州。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认为荆州之失在关羽的“伎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曹”，破坏并葬送了孙刘联盟。诚然，关羽作为镇将，对失荆州负有直接责任，“刚而自矜”确实是他性格的一大缺点，与他后来的败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据此将全部责任推到关羽身上，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荆州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决定，孙、刘两家对荆州势在必争，有荆州问题的存在，吴蜀便不能结成巩固的联盟。荆州“地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实乃“用武之国”，而“有识者所必争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就刘备方而言，诸葛亮早在《隆中对策》中就确立了“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战略路线，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占有荆州，若无荆州，焉有北伐？没有北伐，又何谈“兴复汉室”。就孙权方而言，荆州“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实则东吴之门户，而江陵之重镇。立足江东，占有荆州，是东吴君臣策画已久的既定国策，鲁肃、甘宁、周瑜、陆逊等人都曾建议孙权图取荆州。荆州的归属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孙权若得荆州，便可全据长江，与曹操抗衡，失了荆州等于失了门户，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若得荆州，可藉此而居，以待天下之变，失去荆州便只能坐困益州，放弃两路北伐。自赤壁之战以来，吴蜀双方在荆州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兴师北伐，斩将掳兵，威震华夏。关羽若北伐胜利，刘备集团更为强大，其在荆州的势力会对东吴造成致命威胁，这是孙权集团所不能容许的。孙、刘的矛盾，在当时乃是公开的秘密，司马懿和蒋济给曹操献策说：

　　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三国志·蒋济传》）

　　孙权见时机成熟，断然毁盟，联结曹魏，偷渡长江，袭取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失了荆州，败走麦城。“这就是当时斗争的总形势，一纸同盟条约怎能掩盖这生存攸关的利害冲突？”（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孙刘联盟“外亲内疏”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破坏孙刘联盟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孙权的毁盟，并非关羽的刺激，而是出于对时局的把握和战略需求的考虑。范文澜先生曾说过：

　　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取得益州之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 （《中国通史简编》）

　　东吴不会允许西蜀势力存在于荆州，即使是部分存在也不允许。所以，只要蜀汉北伐，孙权必定趁机偷袭，孙刘联盟终将破裂。说到底蜀汉丢失荆州最根本的原因是三国鼎立形成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造成的，与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并无直接关系，三国之间的形势与相互关系，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左右的。

　　作为荆州守将，关羽对失荆州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一，由于他“刚而自矜”，未能处理好与孙权及东吴的关系。孙权联姻，他不仅拒婚还辱骂其使，后来又在围攻襄樊时，擅取吴国的“湘关米”，此二事成了孙权进兵的借口。

　　其二，由于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不能团结部下，导致内部叛变。关羽平日里就轻视麋芳和傅士仁，待及北伐二人供给军资不及时。关羽扬言要治二人之罪，导致二人最终叛变。由于二人的叛变，吕蒙几乎是兵不血刃夺了南郡。

　　其三，对东吴丧失警惕、疏于防范，是其作为荆州镇将所犯的致命失误。关羽当时“但务北进”，对东吴丧失警觉。轻信吕蒙称病还建业，撤兵倾师北伐，导致后方空虚，给东吴以偷袭的机会，导致了最终的败亡。

　　荆州的“借”与“还”及其信义问题

　　北塔在文中还从小说的题旨和关羽本人的道德形象出发，讨论了失荆州的原因。指出关公作为“义”的化身，是刘备集团的精神支柱和道义象征，但关羽和刘备集团不还荆州，是其在道义上的破产，标志着刘备集团从此丧失了继续发展的道德基础，所以关羽是因为“失义”而失了荆州，并主张这也是小说作者罗贯中的用意所在。我们暂且不论小说的题旨和作者罗贯中的用意，先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刘备集团不还荆州是否就是“失义”。

　　首先，从道义层面来讲，有借就要还，但“借荆州”是一桩历史公案，历来争论不断。“借荆州”之说最早见于吴国国史《吴书》，继而见于晋初虞溥所作《江表传》，陈寿撰《三国志》沿用“借荆州”之说，遂使此说成为定论。《三国志》虽沿用“借荆州”之说，但仅见于《吴志》中的《鲁肃传》《程普传》和《吕蒙传》，而不见于《魏志》和《蜀志》，“借荆州”之说皆出自吴人语。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撰有“借荆州之非”专条，怀疑“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并且反驳：“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既然并非孙权之物，又何来“借”一说呢？事实上，荆州七郡原为刘表所据，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得江北三郡。赤壁之战，曹操溃败，刘备夺得刘表旧部的江南四郡。所以，刘备所得荆州，是从刘表旧部和曹操手中所得，并非借自孙权。退一步讲，即便真如《吴书》所载，东吴所借荆州者，也只是南郡部分土地，并非刘备所得荆州之全部。赤壁之战后，周瑜率兵占据江陵，为南郡太守，刘备率军回师江滨，屯兵公安，与周瑜隔江相望，双方共据南郡。刘备以刘表吏士多来投奔，所占地狭小不足以安民为由，从权借荆州数郡，孙权听取鲁肃的建议，从南郡撤兵，承认刘备为荆州牧这一既成事实。所以，“所谓借荆州一事，实则仅仅涉及南郡一郡之地，其余诸郡都是刘备在戎马征战中从曹操和刘表旧部手中夺来的”（杜建民《刘备实未“借荆州”》），但东吴将其夸大演绎为“借荆州”，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次，荆州的归属，本来就是吴蜀双方之间的博弈与较量，并不关涉信义的问题。自赤壁之战以来，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前后引发了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等一系列纷争。吴蜀对荆州的争夺和分割，其实是双方实力的较量与利益权衡的结果。第一次荆州之争发生在赤壁之战结束不久，刘备经赤壁之战实力大增，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孙权采取妥协政策，答应从南郡撤兵，允许刘备都督荆州。孙权从南郡撤兵，虽名之曰“借荆州”，实则是以联合抗曹为目的，在权衡双方实力与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选择；建安二十年，东吴以“还荆州”为由，讨要荆州不成，便派吕蒙武力夺取，双方兵戎相见，战争一触即发。后来迫于曹魏的压力，刘备主动求和，吴蜀协商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而治；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东吴担心北伐胜利，会对其造成威胁，所以联结曹魏，两面夹击关羽，关羽败走麦城，蜀汉由此退出荆州。回顾吴蜀荆州之争，双方因“利”而离合，荆州的“借”与“还”其实是双方为了争夺荆州的博弈与较量。再者，地域的占有，实则是强权的产物，所谓“借荆州”不过是双方势力之间的一种妥协平衡，“借”与“还”都只是说辞和权宜之计，以“借”得之，以“还”夺之，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这种“借”，就不会轻意“还”（朱绍侯《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力的形成》）。借荆州的实质和要义，并不在于这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通过“借”与“还”的纠纷展现孙、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最后，在荆州问题上，吴蜀双方是对立的，还荆州一事，在谈信义之前，需要明确立场问题。从东吴的立场出发，有借就要还，还了荆州是为信守承诺，不还则是失了信义，所以鲁肃曾斥责刘备集团和关羽“贪而背义”。但从蜀汉的立场出发，还与不还，实则是“小义”与“大义”的取舍与抉择。归还荆州意味着蜀汉势力全部退出荆州，刘备集团便只能坐困益州，被迫放弃隆中路线，于刘备集团而言是为“小义”；不还荆州，虽然会失信于东吴，但能守住荆州，继续两路北伐，最大限度地维护集团自身的利益，是为“大义”。从集团利益出发，蜀汉只能舍“小义”而取“大义”。同样，作为荆州守将，关羽代表和维护的是刘备集团的利益，面对东吴的索要，如果答应让地，于东吴而言当然是“义”，但对刘备集团而言，将荆州拱手让人，不仅是镇守失职，更是对集团利益的严重损害。作为刘备集团的成员，他的立场和身份决定了他只能守荆州，而不能还荆州。所以，不区分立场问题单纯从信义的角度，说关羽不还荆州是“贪而背义”，甚至说是关羽在道义上的破产，实属不当。

　　关羽形象不可轻易否定

　　北塔文中很多地方对小说和关羽形象的解读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偏差，如文中论及关羽性格，说关羽“傲慢僭越，傲慢无礼，傲慢得目中无人”，看不起有才无德的曹操，所以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降汉不降曹”；说关羽只是“侯”，而孙权是“君”，但在关羽看来“君侯”是“君”+“侯”，比一国之君还牛。还说关羽不还荆州是耍赖耍狠、强词夺理，既失信义又失情义，文中诸如此类的解读不胜枚举，这种带有明显主观臆断的曲解，对关羽形象无疑是一种解构。关羽作为“忠义”的代表，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民间称其为“关公”，或敬称为“关老爷”“关圣人”“关圣帝君”。宋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追封表彰，关羽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先后有16位皇帝，23 次为关羽颁旨加封，尊号愈来愈高，清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仅头衔就长达 26 字，且与孔子并祀，称文武二圣。关羽的地位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由圣而神，关羽崇拜一度出现“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万古祠堂遍九州”的景象，对关羽的崇拜和信仰超越了宗教、历史和阶级的限制，有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王齐洲《论关羽崇拜》），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关羽崇拜的形成，除历史氛围的特殊需要外，关羽身上的忠义精神，是后世关羽崇拜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始基因。陈寿《三国志》评价历史上的关羽“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宋以后的诗文、戏剧、小说，增饰演绎了关羽的各类忠勇事迹，塑造了“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的关公形象。但真正成功塑造关羽“忠义”形象的作品，当属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小说约有十八回写到关羽，内容多与“义”相关：“桃源三结义”是其与刘、张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兄弟“情义”；“屯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是其对汉室的“忠义”；“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是其对旧主刘备的“忠义”；黄忠马失前蹄，不乘人之危，是其济困扶危的“侠义”；“白马解围”“义拜华容”，是其知恩必报的“仁义”，“秉烛达旦”，又是其对嫂夫人的“礼义”。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评价关羽“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堪称“义绝”。关羽的“义绝”正是他被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和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所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满足人们对“义”的不同需求，为人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树立了道德理想标准。随着历史的不断积累，关羽已经成为了“义”的化身，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寄托着万千民众的道德精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关羽的“义绝”，使上层精英文化（大传统）与下层民间文化（小传统）在关羽身上能够达成共识，他既可以是士大夫心中“春秋大义”的代表和纲常伦理的化身，也可以是普通百姓的财神爷和守护神，关羽已然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此外，关羽文化自身蕴含的道德意蕴决定了关羽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人文价值，关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气质满足不同时代价值信仰重构的精神需求（靳凤林《历史上的关公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不断赋予其新意，其“忠义仁智勇”的文化内核依然是当今构建中国特色人文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这是关公文化的显著特质。时至今日，这一文化现象也仍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其蕴含的深层道德意蕴和核心内涵，值得我们持续思考和发掘。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