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一生对哥尼斯堡（现为俄属加里宁格勒）的“痴情”，我在读过《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之后，才明白这一切背后的真相：在他80年的生命中，他曾三次拒绝了外出升迁的机会。

　　1724年，康德出生于当时属于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他当过哥尼斯堡大学的学生、图书馆员，当然更多是做哲学教授。1769年底，已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的康德收到埃尔兰根大学的聘书，也是康德获得的第一个理论哲学教席，酬劳优厚。他却拒绝了，理由是“有新的且足够的保证显示，此地可能会出空缺”。他对家乡和众多友人的眷恋，特别是他孱弱的身体，都促使他坚守大本营。

　　埃尔兰根距离哥尼斯堡有多远？从今天的地图上看，二者之间不但隔了整个波兰，埃尔兰根这座城市也已位居德国的东南部了，即从波兰进入德国到埃尔兰根也要再跨越大半个德国的版图。埃尔兰根是一座古城，始建于公元8世纪，1398年设市，至于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更是历史悠久，群星璀璨，贡献过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众多科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而康德受聘的正是哲学专业。

　　这样的机会，对于许多人可能都甘之如饴——而这一切之于康德，却是难言的负累和做学问的障碍。他甘愿做一个哥尼斯堡市民。当他请求埃尔兰根大学“原谅”时，将自己的安土重迁归结于“性格的弱点”。

　　谁知，刚刚拒绝了埃尔兰根，很快，1770年1月，耶拿大学又向康德抛出橄榄枝。耶拿也是个古城，建于1230年，距离因歌德而著名的魏玛只有19公里，气候宜人，拥有丰富的森林和得天独厚的漫山遍野的野兰花以及大片的葡萄园。当然，歌德的浪漫与康德无缘，耶拿再美依然抵不过康德眼中的哥尼斯堡。恰在这时，康德终于迎来了在哥尼斯堡渴盼已久的升迁机会，他拒绝了数学和诗学的教席，接受了“道德哲学或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正教授职位，这正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

　　18世纪70年代末期的康德，声名鹊起，桃李天下。1778年，一个更大、更有地位的城市——哈勒，对康德张开双臂：主管教育的部长对康德至为欣赏，不但给他一个荣耀至极的教席，起薪600塔勒，还有一个皇家参事的头衔。当康德表示拒绝后，这位部长又把薪资再加200塔勒。要知道，康德在哥尼斯堡的薪酬只有236塔勒，且无升任皇家参事的机会，关键是，这一时期康德身边的不少同事甚至学生纷纷离开了哥尼斯堡，先后到了柏林等大城市高就。但康德都不为所动。这次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生命能量有限”。

　　当然，除了拒绝这三次可能的远足，说康德一生没离开哥尼斯堡也不准确——大学毕业后，他曾离开哥尼斯堡城区当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那年，其父去世，考虑到经济因素的康德让自己必须独立。他决定到乡间去教小孩以赚取生活费。他先后受雇于哥尼斯堡乡下的阿伦斯多夫、于特申以及凯泽林克等乡镇的各类家庭。这些家庭位于距离哥尼斯堡城区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远郊，相当于今天的郊县之于中心城区。而且，从行政区划的地理意义说，这些乡镇仍受辖于哥尼斯堡，正如平谷、密云之于北京。所以，后人认为康德一生从未离开哥尼斯堡也不算错。

　　康德的“忠诚”留给世人孤僻自守、离群索居的印象，然而生活中的康德却喜好交游，并非人们传说中的孤单、闭塞甚至滑稽。18世纪的哥尼斯堡汇聚了“多元文化”，至少它汇集了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除了极大比例的立陶宛人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外，还有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英格兰商人以及一个可观的犹太社区。这些社群大致保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他们毗邻而居，商业和生活往来必不可少。因此，康德不必行万里路，便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这也让哥尼斯堡虽然在地理上形如孤岛，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世界性都市”。

　　当然，这些人际关系还不是把康德留在哥尼斯堡的原因的全部。在他眼里，哥尼斯堡是个完美的城市，并“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刘世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