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但电话依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唯一见过的，是胡同口的公用电话。又叫“传呼电话”。有人打电话找你，管电话的大爷就去叫你来接。如果来电的人要说的事情简单，也可以让大爷传话，你就不用跑腿了。至于家庭电话，整个胡同也没一家有的。

　　我第一次摸电话是1963年，我考上了男二中。学校原是民国内务部办公行署，朱启钤设计的西洋风格的建筑，大门三个拱形门洞，东侧的门洞作了传达室。传达室窗户上装有一部电话机，窗户关上电话就在传达室里面，窗户推开电话就面向外边了。那是一部老式电话机，听筒和话筒是分离的，话筒在拨盘的下面，听筒挂在话机侧面的插簧上。这部电话就成了同学们的课间玩物。学生哪有什么电话要打，我们常玩的就是报时台，拨出号码07，就能听到一个标准北京口音的女声报告：某点某分。后来有同学发现，不用拨号，只需敲打电话机插簧，连续快速敲打10下，再快速敲打7下，听筒里仍然会传出那个动听的女声：某点某分。我们一下课就去敲打电话机，把传达室的李大爷胡子都气歪了。忽然有一天电话坏了，话筒被拆去修理，只剩下听筒。没想到仍然被玩出了新花样，有同学发现只用听筒也能打电话。打电话时对着听筒讲话，对方照样可以听到，只是要不停地把听筒在耳朵和嘴之间来回挪动。于是有好些天，一到课间，听筒就在我们的口耳之间翻飞。

　　1968年我来到了军营。部队的电话有两种，一种是磁石电话机，俗称“摇把子”——是个长方形盒子，打开盖子拿出话筒，再使劲摇一阵子盒子边上的摇把，对方听到响铃就接通了电话。部队野外作业，野营、拉练都用这种电话。另一种是共电式话机，没有拨盘，拿起话筒就有动听的女声问“你要哪里”，告诉话务小姐你要找谁，她很快就给接通了。电话只能接通军营内部，和远方亲友的联系主要还靠写信，那时，一封信从家乡寄到军营，少说也得十天半月的。每到通信员从总部取信回来，连里就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部队用惯了不用拨号的电话，待到回京探家，我竟然发现自己不会打电话了——是拿起听筒再拨号还是先拨号再拿听筒？看公用电话的大妈见我愣在那里，就说：“解放军同志，想什么呐？怎么不打呀！”我赶紧说先不打了，飞快“逃离”，回家问清楚了才又来拨打。

　　军旅十年，退伍回到北京，阴差阳错，被分配到电信部门。对北京的电话通信就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入的了解。

　　北京是我国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早在1904年1月，就在东单二条胡同原大学士翁同龢宅邸试办了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1908年8月，奉慈禧太后懿旨，自颐和园“水木自亲”殿至中南海西苑“来薰风门”之东配殿，装设了专线电话，“专备上用”。1921年，退位10年之久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在紫禁城装上了电话。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有电话局所13个，电话交换机2.63万门，电话用户17326户；公用电话40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电话依然发展缓慢，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打电话难还是社会一大问题。记得漫画家李滨声先生曾经画过一幅“愚公打电话”的漫画，是根据读者反映电话难打而创作的。画面中愚公在拨电话，后面站着儿子、孙子……配有说明：“愚公：电话再难通也不要紧，反正我死了还有我儿子，儿子死了还有我孙子……”

　　市内电话难打，郊区电话更难打。1986年至1988年，我在118台（郊区电话人工转接台）担任党支部书记，对此深有体会。当时郊区10个区县的电话都是靠人工转接。用户打郊区电话，要先拨通118，话务员登记后，你就挂机等待。接线话务员根据话单的登记找到受话人，再回叫要电话的用户。如此这般，接通一个郊区电话，半个小时算是很快的了。碰到线路繁忙，或者找不到受话人，那就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通上话了。118台当时仅话务员就有150多人，四班三运转，每天接转电话6000多个。我几乎每天都到话房转一圈，每次去都看到话务员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交换机房、载波机房、外线班……全台话务、机务、线务二百几十号人，全都在竭尽全力地忙碌。可是电话需求太大，接通率不高，用户意见非常大。记得有一位用户投诉说：“我挂了一个昌平长途，整整半天都没有接通，实在等不及，乘车到昌平县办完事，回到城里电话还没接通呢。”这真不是笑话。

　　1992年初春，市话局第一次公开放号。人们潮水般拥向东、西单两个营业厅。此时我已经调入北京市电信管理局机关。局机关组织我们到现场维持秩序。只见头天傍晚营业厅前就排起长龙，拿着小板凳的、带着游戏机的，有人干脆搬来折叠椅、扛来行军床。看到人们披着棉衣、棉被在春寒料峭中熬过漫漫长夜的情景，真真切切体会了电话的“热潮”。那几年，电话局营业厅门口每天都有“黄牛”招揽“生意”：“要号吗？200元一张，今天就能交费。”

　　1995年7月，我家也装上了电话。我家所在的楼门单元，已经没有了线路。装机员只好从旁边的楼门扯了一根“飞线”过来。忽然有一天，旁边楼门的一位住户找到我家，说怀疑他家的电话被人盗打，他认定就是我家盗打的。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服气地反问，那你家的电话线为什么是从我们单元楼门拉过来的？

　　那时，的确存在盗打电话的现象。为防止电话被盗打，很多用户给电话安上防盗器——电话哨兵、电话卫士、小秘书等等不一而足。上了年纪的人应当记得，那时的电话机很多都带有防盗打功能——话机上有一个防盗锁孔，随机带有一把钥匙。防盗功能打开后，如果有人盗打电话，就会发出蜂鸣提示。

　　1996年5月8日，北京市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装机容量达到8000万户。1997年，北京市交换机容量突破300万门，用户数量突破200万户。北京市装电话难的问题逐步得以缓解。李滨声先生欣喜之余，又作画一幅，《愚公新课》续篇，曰：“15年后的今天，北京电信全面改观了，升为八位号码。当年拨不通（电话）的愚公，一定也会高兴起来。”

　　1996年以后，电话初装费一降再降。2001年7月1日取消了初装费。再后来，装电话还有奖励呢。最初，老百姓是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的，随着光纤进入家庭，电话线没用了。随着移动电话的飞速发展，很多家庭都取消了座机，我家也不例外。我保存的几部话机，包括一部子母机，都送给了内弟。他是个怀旧派，还使用着市话座机呢。

　　回想电话进入家庭的一步一步，真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恍若隔世的感觉。 （李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