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壮谋

　　回忆艰苦的岁月，有时也是一种愉快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考入了县里的一中。一中在解放前称“云南省立石屏师范学校暨附属中学”。它是那时整个云南为数不多的完全中学之一。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住进了学校。

　　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清晨，天空还在夜幕笼罩下，“铛铛、铛铛”，工友小王敲响了那口九百斤重的铁铸大钟。三十二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没有灯。月明的日子，白晃晃的月光照到床上。没有月光的日子，宿舍里黑咕隆咚的。起床钟声一响，尽管睡眼惺忪，但谁也不敢怠慢，一咕噜就起了床。要是谁想恋床，一道电光就会射到床头，这是杨世伟校长查房的信号。杨校长天天如此，他是以身作则、治学严谨的精神化身。

　　起床后，同学们来到宿舍外面，从一大堆舍不得丢弃的烂鞋帮，通鞋底的破烂鞋子中，不分你我，随便靸上一双。从头天下午用洗脸盆抬来摆在宿舍外面的窗台上那冰冷的水中，抄几把水洗过脸，用半干半湿的毛巾擦一擦,就慌忙上厕所,然后向大操场跑去。这个时候，杨校长那尖利的集合哨子声吹响了。

　　一中的大操场，一圈有大约600米。各班整理队伍，报告出操人数以后先齐步走一圈，跑步三圈,之后做广播体操。冬天的早晨，夜间下的霜冻结成碎冰，地面一片白，走在上面会“嚓嚓”作响。走过一圈，鞋子也就湿了，穿着破烂的鞋也无济于事，冰水把脚冻得通红。不仅如此，操场边有跳高跳远的沙坑，许多沙子被从沙坑里带出来，队伍从沙坑旁边经过，沙子被带进破鞋，硌得脚疼痛难耐，难免步伐就会有些错乱。杨世伟校长目光敏锐，在灰蒙蒙的早晨，谁的步子错了，他能一眼看出，马上喊你的名字。这时，脚再怎样疼痛，也得赶忙跟上队伍，改正步伐。尽管校长这样严格要求，大家不但不埋怨，反而十分钦佩他。

　　下操后，同学们稍作内务整理。这时，东方现出了鱼肚白的阳光。全体师生到升旗场举行升国旗仪式。那时的升旗歌是这样唱的：

　　“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胜利的旗。四颗星星，朝向一颗大星。万众一心，朝向人民革命。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生命。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指引我们前进。革命的旗，胜利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后来才知道，这是艾青的诗。升旗仪式完成后，就进入了一天早上四节、下午四节的教学。

　　学校把“礼记”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个字，用醒目的蓝色楷书镌刻在学校二门的门头上作为校训，求为人与为学之统一，知与行之统一。

　　学校对教学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教师的重视上。

　　虽然地处南疆，但多年来，学校的教师就形成了以聘请外省籍名校毕业生为主的传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清华、南开等名校南迁，给云南引进外省籍教师带来了机遇。此时，正值云南省教育厅委任从北师大地理系毕业的张儒翰为石屏师范校长。张儒翰十分重视学校的师资建设。每到学校的假期他就去昆明守候打听，一旦有他中意的教师，他一定高薪聘请。

　　于是，一大批杰出人才来到了南疆小城石屏。张儒翰在北师大的同学周衍勋、胡维菁、常宁、赵芳英。清华大学的施会同，留法回国的诗人沙鸥，北大的丁绍光，燕京大学的刘博特，浙江大学的张惠元、寿纪旋，散文作家缪崇群，中山大学的王从吾等，相继来到石屏师范任教。

　　这些教师在抗战胜利以后虽然北归，但以后又从清华、浙大、川大等校，来了邱民从、吴光华、卢绍华、李尚达、孙奎海、张优信、陈君淑、张月英、董乃昌等，也都是很优秀的外省籍教师。一个小小县城来了那么多名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盛事。

　　这些教师一心致力于教学，不求生活条件的优越。教师们住的只是十多平方的小房间，一张床，一个书柜，一个皮箱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当年没有电视可看，没有电脑上网，没有打麻将的风气，教师们与学生朝夕相处，十分亲密，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石屏师范（石屏一中）教师的另一个特色是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1927年，石屏师范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除了本地党员外，还有从延安来的华立英，从西南联大来的刘时平、陈涟（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之女）。1941年，“七君子”著名人士之一的李公朴来校讲学，介绍陕北解放区军民团结抗日的盛况，以及皖南事变真相。

　　1944年，党员张万彬任校长，从中华职教社和西南联大引进了一批进步教师，同时在学生中发展了党员和“民青”成员，“石师”成了中共石屏县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滇南地下党的联络点之一，学校气象更为之一新。这些时代精英为石屏一中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在教师们的教诲下，我们都刻苦用功。每天上正课之余，晚上还要上两节自习。解放初期我们县是没有电灯的。学校每个月发给学生二市两菜籽油。那么少的一点油，我们舍不得全部用完——两个人一张桌子，用一只墨水瓶做灯，到街上的铁匠铺做个灯管，用棉线捻一根灯芯，共一盏灯。这样的灯，火苗只有一颗豆子大。尽管灯光微弱，我们那时的学生，除了个别先天性的原因外，没有人戴近视眼镜。假期里。学校就不再发给照明用油，我们就把节省剩下来的油留在假期里用。

　　中学生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阶段，学习又十分辛苦，改善生活条件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我们那时一天就是两餐，一个月的伙食费6元。国家供应的粮食每人每月33市斤，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每人每月大约要吃到40斤以上。国家对粮食虽然实行定量供应，但对学生还是放宽了，只要学校写出申请，仍然会得到批准。这样，仅粮食一项就要用去伙食费的2／3以上。

　　为了不增加学生家庭的负担，学校就号召同学们自己砍柴种地来解决困难。在学校伙食会的同学，每月上山砍柴两次。对于砍柴，譬如说，怎样钻到刺树林里找到捆木柴的藤条，怎样用藤条把柴捆好使柴在路上不散，怎样选择挑柴的牵担、挑起柴来对肩膀的摩擦不大。农村同学比城里同学强得多。同学们的友爱精神非常好，大帮小，强帮弱，相亲相爱胜过弟兄姐妹。年深日久，城里同学也学到了很多本事。

　　为了解决吃菜问题，学校在大操场边划出一块地，作为学生伙食会的菜地。伙食会里高年级的同学轮流到菜地种菜。从此，我们学会了挖地，学会了担着粪桶到学校的厕所里掏粪，学会了给蔬菜施肥。挑柴种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感到很愉快。挑柴种菜虽然也耽误了一些学习的时间，但是，我们因此而更加勤奋学习，学习成绩一点也没有下降。这是真情，这是实话。

　　烧柴我们自己挑。蔬菜也自己解决了一部分，每个月就可以打一次“牙祭”（吃肉）。每个学期学校可以宰杀一头牛，大家生活得很高兴。我那时没有什么外援，学校就给了我每个月35斤大米的人民助学金的补助，使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杨校长给过我5元钱，作为书籍生活费，我向他的在天之灵致以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们洗衣服用不起肥皂，就到郊外找到苦楝子。把苦楝子捣碎、泡水，用这样的水洗衣服，穷有穷的办法。

　　解放初期，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时很正常，或者说是必须的。我曾被选中去做街头宣传员。许多个赶集的日子，几个同学一起，带个小凳子，拿着报纸，去街上选人多热闹的场地，站上小凳子，向群众宣传国家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政策。临近夜晚，拿着《农民识字课本》到街道的居民点当夜校教师，做扫除文盲的工作。

　　1954年春，我初中毕业了。年龄较大的同学被吸收到边疆民族工作队、云锡公司等单位去工作，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小的被留下来读书。恰逢当年改春秋二季招生为秋季招生，我们就要从春等到秋。这期间的几个月，恰逢全国开展第一次“普选”（即选人民代表），我们就分别被派到不同的山区去协助做选民登记等工作。

　　我去的地方是县里第五（坝心）区的小寨乡和铁锁镇。我居然当了“工作同志”，感到真是光荣极了。从县城坐火车，到坝心火车站后，就去爬一座叫“钻天破”的大山。顾名思义，坡很高很陡，但我一点也没有掉队，带队的人走多快，我走多快。

　　到了山里的工作地点，就不是仅仅填写选民登记表这么一件事了，什么事都做。夜间要提着小马灯下到村子开会作宣传。那时参加工作的人，年龄都不大，山民们不认为我是学生，而是“工作同志”。得到了好评，自己觉得又长高了一截。选完人民代表，我们给人民代表做大红花，把红花戴在他们胸前，我也分享了他们的荣耀。

　　这年秋季，我顺利地升入高中。一开始，学校就让我当了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次年当了学生会的秘书，继而当了学生会副主席。

　　我在学生会，为了促进同学们的学习，反映学校的学习生活，组织了一批学生通讯员,一起学习写稿子，每个学期出两次壁报。大家一起设计版面，组稿写稿，编排稿子，裱壁报的底板，镶边，粘贴，画刊头，贴纸花，都学到了一些本事。到元旦时，我们把壁报贴到了县文庙的大照壁上。

　　1955年九月，团县委的梁兰英同志带领我们21个高初中的同学，组成互助合作下乡宣传队，到山区进行高级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宣传。我来到一个叫火烧寨的村子，站在高高的山巅，往下看山箐里的大桥河，河水在山间奔涌，水流很急，时隐时现，十分壮观，又有些毛骨悚然。

　　这里的山区还是第一次迎来现代气息的文艺演出，老村长特别高兴，把家里最好的食物都摆上桌请我们吃。他那张发自内心的笑脸，在我的脑海里永久地定格了。

　　从火烧寨出发，我们从石桥上越过大桥河，到了对面山上的一个叫他车的村子。这个村子的卫生很好，让我们感到惊奇。其实，想一想也就不难明白，解放后的生活大变样了，衣食足而礼仪兴。

　　我们翻越了几座大山之后，到了斐宜乡。听到可以看戏（对文艺演出的俗称），附近村子的一个山民把猎到的一只岩羊背来送给我们吃。夜幕降临，收工回来的山民们打着星星点点的火把，从几条山路上走来，真叫我们感慨万分。这次下乡宣传，团县委给我们留下了照片，成为我们青春岁月的珍藏。

　　1956年，石屏一中党支部书记孔繁武领导我们创办了《石一中青年》旬刊。我是编委之一。这个时候，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吉林省一个叫吕根泽的回乡知识青年的事迹，要求青年学生立志到农村去锻炼成长。为此，学校领导带领我们去一个叫兰梓营的村子做社会调查，又去煤矿钻煤窑体验生活。我以“方北”的笔名写了一篇“旅行归来”的文章，谈下乡的体会和收获，被共青团云南省委内刊采用。

　　在艰苦的环境中，我快乐地完成了中学学业。我的成绩、德行得到了学校的肯定。那年，那月，堪回首，是我一生中感到自豪的事。可是，我无缘于大学。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走入了社会，进入了另一个艰苦拼搏奋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