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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还隐隐想起何申先生。脑海里一闪念,何先生好像有些日子没跟我联系了呢?此后才知道,我是再也听不到他熟悉和亲切的声音了。今年的春天来得晚了一些,而何先生走得太早了。
现在想起来,我是知道何先生身体患病的。我和何先生常用微信语音通话,我记得去年秋天,何先生要赠给我一幅字,我嘱咐他这次落款要署本名“何兴身”。何先生非常高兴。他很快就把署名“何兴身”的书法作品寄给了我。就是那次他告诉我,他的身体欠佳,用本名落款正好“冲一冲”。那时我只顾和他聊历史和文学,根本没多想。
何申先生获得鲁迅文学奖、以“三驾马车”之一笑傲文坛的时候,正值盛年。何申先生晚年,经常在《今晚报》等副刊上发表散文随笔,小说写得少了。我几次鼓动他写大部头的小说,并说一定有读者期盼着。我记得去年他还给我发来过一个《人民日报》征文的名单,他的文章《山村记忆》获奖,排在第一位。此前,我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他最近的一篇小说,我说看到您还在写小说,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在微信里回给我一个笑脸。
何先生去年在《今晚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岭上笛声》的散文,因篇幅长一些,分上下两期刊出,实际上那是用小说的笔法写就的。何先生专门把文章发给我探讨,告诉我写的是他自己的真事,并说“老了,无所谓了”。那是一个十九岁的天津少年到承德插队的爱情故事。我跟何先生说,写作是要有勇气的,谁敢写谁就成功了一半。何先生对我的观点深表赞赏。
我和何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年10月5日。那天友人安排,我到了塞罕坝。何先生听说后要开车从承德到塞罕坝来看我,但我还是让他在承德市区等我。席间,我这边儿的友人高声呼喊,何先生这么大的年纪和名望,坐在那里默默无声。我本来以为,让何先生共同参加那次聚会,会让我的那些朋友们很高兴,但他们显然也不知该跟一个大作家说些什么。何先生夫妇没坐一小会儿就告辞了。于是我也离席而去,在酒店大堂,我和何先生聊了很久,临别时我们合影留念。谁承想,那一面,竟是诀别。
当天晚上我还写了一篇小文,就叫《老舅何申》。我和何先生并无亲戚关系,只是有一次他回天津探亲,席间何先生的几位外甥都在坐,临别前何先生就兴奋地说,仲凯和仲达跟我这几个外甥岁数都差不多,以后你们也管我叫老舅吧。从那天起,我一直称何先生为老舅。
何先生是个手很巧的人。有一次在我家里吃饭,他主动要求下厨做个汤,味道很好,席间还站起来引吭高歌一曲京剧,是很有味道的老生。聪明人就是聪明人,据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联欢会上当过主持人,台风潇洒大方。
我听到过一些作者议论,说《今晚副刊》上何申的文章太多了。但就我所知道的,何先生不是往里揽,而是往外推。我亲眼所见有副刊编辑向他约稿,甚至邀请他开专栏,他回答是忙不过来,而对《今晚副刊》却情有独钟,有求必应!
何先生在专职从事小说创作之前,曾是承德日报社和文化局的领导,却毅然辞职——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这份勇气和“舍得”,有几人能做到!他做到了,所以他才成为闻名全国的小说家。
其实,有些事是他所不知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些寒冷的冬夜和春夜,他的那些小说《信访办主任》《年前年后》等,曾给我这个文学青年以启迪和滋养。想想我现在就是他当年的年纪。
我这样写着,已在深夜里跨越了一天。当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何先生去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和胞兄仲达商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何先生。仲达建议我拟一副挽联,我思考了一下,是这样写的:沉痛悼念著名作家老舅何申先生
——到承德避暑,半世成一生,文名动天下;来天津探亲,几年竟两界,笔力恋家园。晚辈杨仲凯泣挽
之后,我悄悄打开何先生的微信,看见他在元旦还给我发来问候,他最后一次发给我他的书法作品,是2020年的1月7日,作品是两个字草书:舍得。正如他的人生。何申先生安息。(杨仲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