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他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是当下西方学界热议的话题。各路媒体纷纷刊登对此书的评论，褒贬不一，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一本600多页的学术书籍能在亚马逊高居畅销书的榜首，这样的业绩恐怕就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可是，皮凯蒂讨论的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他在书中讨论的是财富和财富的分配，揭示了资本如何可以成为平等和开放的敌人。在普遍信仰自由市场经济的年代，这位70后经济学家仿佛“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直言不讳的孩子，他的研究掀起偌大波澜也就不足为奇了。

托马斯·皮凯蒂

　　市场自由运转的结果是什么？资本不受约束地发展会怎样？自由市场是否是通往自由平等之路？皮凯蒂和他的同事追踪了从19世纪末的法国、20世纪早期的美国和英国直到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状况，大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流入顶层1%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顶层1%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份额是五分之一；到1950年，这一份额被削减至不到原来的一半；但是，自1980年起，顶层1%的收入份额又一次大幅上升，并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对收入不平等趋势的详细分析还显示，1980年以来，拥有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劳动收入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且白手起家、劳动致富的可能性在不断降低。因此，克鲁格曼在评价此书时说：“《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这样的结论不啻为对“美国梦”的迎头痛击。皮凯蒂的研究显示，在以自由和开放自居的美国，实际上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都是极其有限的。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个人才华与辛勤劳动恐怕不如通过联姻继承财产更为直接利落。所以，“生女当如邓文迪”，这是最有保障的向上流动的途径。因此，皮凯蒂把今天的美国与一战前的欧洲相提并论。他的工作提醒我们，自由市场并没有把美国引向开放社会，而是恰恰相反。如此看来，皮凯蒂的研究引起轩然大波就不足为奇了。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皮凯蒂的书名是在向马克思致敬，他的工作是在回归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传统。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因为皮凯蒂通过他的新著，延续着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他重新提出了一个老命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或市场）活动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关系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命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充斥着各类假设和模型的主流经济学界所遗忘。在皮凯蒂掀起热浪后，重拳出击的美国《金融时报》并没有直接回应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问题，而是从数据整理分析的环节大肆批评皮凯蒂技术不过硬。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这些数据揭示的现实生活与媒体的宣传、学者的论断以及大众的普遍认知大相径庭。

　　观察一个古董级的命题在知识界的沉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关于资本和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曾经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评论：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在全球飞速扩张，它所带来的财富和繁荣使人们忘记了、或者有意否定了前辈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性质的判断。如果不回溯早期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的历史，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评论。

　　19世纪的英国，资本恣意横行，国家直接服务于资本牟利的本性，很少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这样的条件导致了令人震惊的贫富分化和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1803年，英国最富裕的1.4%的家庭取得国民总收入的15.7%，到1867年工业革命完成时，0.07%的家庭就取得16.2%的国民总收入。而当时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记录更是令人不忍卒读。据史料记载，在一个受访的工人家庭，父亲因伤失去劳动能力，全家靠一个5岁的儿子做工维持生活。一开始，这位父亲还出于自尊拒绝吃儿子挣来的面包，可是后来，他发展到与儿子争食的地步，结果这个5岁的孩子常常饿着肚子出门工作。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评资本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社会现实。当时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的生活中是没有互助的，相反，在名为自由竞争的战争法则之下成为互相敌对的状态。金钱不应该是人与人的唯一关系，可是我们对这一点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现在，人们认为金钱能够赦免一切罪恶，能够解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约定，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钱，什么道德、公理、公正，一切都无所谓。”

　　这种状态是不能够持续的，英国和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时刻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陆续推出了改善底层工人生活的福利政策。按照迪斯雷利的话说，“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因此，要给茅屋以面包，给宫殿以和平。这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了直到一战之前欧洲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繁荣。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资本为了逐利，动员国家机器来争夺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末期，匈牙利学者波拉尼推出了他的名著《大转型》，再次条分缕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并指出一个独立于社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市场必将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人如何选择？历史展现了两个图景：一个是抛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所走的道路；另一个是修正它，约束资本和市场，减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冲击，这就是战后西欧的福利国家道路。

　　因为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两条道路先后遇到了困境。1980年以后，给资本松绑、让市场自由发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如是，历史重现，这就是皮凯蒂在他的新著中所展示的现实。沃勒斯坦曾经提醒过，资本主义会创造为它服务的知识。过去几十年里，主流经济学为市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而皮凯蒂打破了关于自由市场的种种神话。看来，一个老命题却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和公众关注，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