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老家，其实就是姥姥家。

　　父母工作忙，常把我“寄存”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姥姥家。我是在那儿出生的，按乡下习惯，要把胞衣埋在土里。可惜，至今没人告诉我到底埋在了哪儿。我猜测着，应是后园的某一处，边边角角、草丛深处、树荫之下，又或者只是屋檐阴影笼罩的某块青石板下。

　　后园和后院连在一起，有着奇特而神秘的空旷感。姥姥家的后院没有围墙，开放的空间一直向东连贯起好几家邻居的后院，又向北延伸了篮球场大小的旷野。

　　每天早晨，我都在烟火气中醒来。那是姥姥在做早饭，一把把麦秸、玉米秆填进去，那味道不呛，很暖，前味有点热，后味有点甜。

　　其时不过早晨五六点钟。过不了多久，就会看见姥爷独自从北而来。姥爷回家并不休息，要在后园的小菜畦忙碌一阵，给蔬菜除虫、浇水。我有时有点怕，又有点好奇，有时想要模仿着去为某一片叶子除虫，姥爷就会很及时地问我：上午想不想吃糕点？下午想吃什么水果？……在家人眼中，姥爷寡言而威严，而我只记得，他眯着弯弯的眼，一边劳作一边和我聊天的样子。

　　现在回忆起来，姥姥是绝对不允许我碰家务的。长辈们最喜欢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记忆里唯独姥爷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然，长辈们说再多“不要做”也没用。二表姐也住在姥姥家，她大我5岁，爬墙上树跳塌炕无所不能。姥姥家有一对小巧且有弯柄的锄头，二表姐拿给我一人一把，她说我们可以在后园比赛挖土，看谁先挖到地下水，谁就赢了。

　　看过《十万个为什么》的我坚持说，地下挖不到水，只能挖到地核和岩浆。二表姐无论讲多少个打井的例子都没有用。我们互相不说话了，憋着劲儿用小锄头挖坑。然而坑里只挖断了很多细细的根须，既没有水，也没有火红的岩浆。

　　舅舅下班回来，推开后门就喊着二表姐的小名训斥：“你过来！后面那俩洞是你们挖的吗？哪有在路上挖洞的？挖了也不填上！绊着人怎么办？”舅舅发作完，就拿起铲子去填“洞”。最后全家人都尽力灌输给二表姐和我一件事：不能在路上挖洞，不道德。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再也不许做了。

　　不久后，二表姐仍偷带我去后园挖土。这次我们找了荒地，挖出条蚯蚓还切开了它无辜的身体——我认为蚯蚓会变成两条，二表姐认为蚯蚓会死。等了一个下午，蚯蚓君仍然在翻滚。我们害怕了，就把它填回了洞里，压实，还盖上落叶。

　　后园的树木都瘦弱、高耸、枝叶繁茂，小雨落在叶片上的声音，像是轻松的鼓点声。我有把小花伞和一双漂亮的小雨鞋，可以大大方方地走上一圈。如果雨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场，我就能在草丛中、麦垛边、朽木下，找到一丛一丛的蘑菇。我私下和舅舅聊天：蘑菇是黑色的，是不是有毒？舅舅说：野外的蘑菇不能吃，都是有毒的。

　　某个雨后，我在后园徘徊。姥爷回来了，掌心里是好几朵大而圆、肥而厚的蘑菇。我惊呆了，跺着脚后退：“姥爷！毒蘑菇！不能吃！舅舅说了，只有家养的蘑菇才可以吃！”姥爷笑眯眯，全不在意舅舅的警告：“这个蘑菇他小时候也吃过。”姥爷边说边把蘑菇摆在窗台上。“等太阳出来，把蘑菇晒干了，给你炖肉吃！”我很担心，不知道该担心吃过蘑菇的舅舅，还是该担心即将吃到蘑菇的自己。

　　我翻遍姥姥家一系列农业杂志，好不容易找到一篇关于农药中毒的报道，拿给姥爷看。姥爷硬生生听我用无数错别字读完新闻，问：“你怎么了？”我特别伤心，鼓足勇气、直言劝谏：“姥爷，蘑菇有毒，会死人的。”

　　姥爷挽起裤腿，穿上脏兮兮的大鞋：“走！去看看真正的蘑菇！”原来，长着蘑菇的那棵大树并不远，就在后园的角落里。树干从中间折弯，仿若生长出天然而巨大的月亮拱门，树根又壮又多，卷曲虬结，扎在土里，像是一个个温暖而隐蔽的怀抱。最深的那个怀抱里，生长了一簇簇伞片厚实、白皙硕大的蘑菇。姥爷指给我看，说那里的蘑菇是可以吃的。

　　我得到了安慰，向姥爷提议再摘几朵放在窗台上。姥爷说：“它们还小，还没长大！”“那边还有大的啊！”我还想尝试。姥爷问我：“咱们都摘走的话，要是别人也想吃呢？他们来了，蘑菇没有了。”我并不记得后来有没有吃到阳台上的干蘑菇，但那些本来也并不重要。

　　前年清明节，老家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祭祖，很简朴，很简单，所有亲戚都到了。二表姐和我紧紧握着手，在姥姥和姥爷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头。

　　清明无雨，然而后园的雨，仍星星点点滴在我心里。（阿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