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清明节上午，走在街上，路上的行人与车辆渐多，一切都在恢复正常。几声汽笛长鸣从远处传来，十点钟了，此时全国都在为抗疫的逝者致哀。我停住脚步，心情沉重。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吴若增于凌晨三点半去世了。我心里“啊”了一声，呆在那儿，再也说不出话。太突然，太突然了，怎么会呢？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就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心里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吴老师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踌躇再三，终是没打。疫情期间，心思不整，话不想说，事不想做，有时连个电话都不想打。我知道问候也不过是惯常的那几句话，客气礼貌而已，况且，他有雷打不动的午休习惯，还是不打扰了。

　　我和吴老师最后一次通话是在春节前，按惯例，节前节后是一定要聚会的。他在电话里说：刚刚出了院，基本上已康复，已无大碍，等过了春节，找个机会小坐闲谈。吴老师有哮喘的毛病，每年住院调养几成常态，我也不以为然，随便聊了几句便挂了，没想到，竟成了我们最后的通话。

　　我和吴老师是性情投合、关系融洽的忘年交。三十几年间联系始终未断。除了每年见几次面，隔一段时间必通电话聊聊天。有时拖得时间长，疏于问候，吴老师会打来电话：“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打个电话？太不像话了。”然后哈哈大笑，述说近况。

　　霎时间，他开怀大笑的影像又在我脑子里萦绕，挥之不去。

　　与吴老师相识三十几年了。印象中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85年冬天。那天，天津的青年作者在一家宾馆房间，听内蒙古的作家冯苓植讲课。人们散乱地坐在床铺上，到了时间，吴若增陪着冯苓植走进房间。那时的他四十岁出头，已是文坛上小有影响的人物。我清楚地记得，他穿着一件棕色的鹿皮夹克，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神情中透着一股忧郁与孤傲。

　　时间不长，为写一篇有关国民性的文章，我到新华路作协找他要作品，两人随便聊了几句，那时的吴老师给我的感觉有些高高在上，不好接近。

　　后来我们逐渐熟悉起来，也许在一个单位的缘故，也许他写作的寂寞需要与人倾诉。他那时偶尔到作协，必来我的办公室坐一坐，时间长了，交往渐多，几乎无所不谈。

　　在他们那一代作家中，吴若增是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一位，他的作品以思想深刻、视角独特见长，小说《翡翠烟嘴》《盲点》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在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离异》是中国新时期比较早触及婚姻的长篇小说。他的小说睿智犀利，风格独特，长于理性思辨，作品多以隐喻象征的手法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后来他觉得写小说不过瘾，站出来直接表达，把主要精力放在随笔杂文的写作上，报端经常能见到他富有新意和创见的文章。

　　吴若增的作品特色明显，他的性格也是与众不同。天津作家中，他突出的张扬的个性人所共知。他喜欢直来直去，不隐瞒，不做作，率性而为，带有东北人的豪爽侠气。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表现出一个真字，像是一个透明的人，表里如一，爱憎分明，直言不讳，不遮不掩，有时候说话难免会得罪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外冷内热、心地善良、真诚坦荡的人，对他的率真无忌不以为意。他喜欢热闹，吸引着一批爱好写作的朋友。人们尊敬他，爱听他滔滔不绝充满智慧的各种议论与评判。他的言谈总有自己的立场与独见，让人受益增见。

　　饭桌上的吴若增，几乎次次都是主角。论年龄、论资历，他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论影响、论才华，他颇受大家钦佩，人们也习惯了众星捧月般地顺着他，由他尽情发挥，侃侃而谈，把握着聚会的“话语权”。在他众多年轻朋友中，我是为数不多敢当面与他辩驳的一个，从不一味地迎合，做洗耳恭听状。吴老师听到不同意见，表面上很恼怒，心里还是接受的。有人奇怪，说三十多年了，依吴老师的脾气，你们始终和谐相处，从未疏离，实在是难得。我心里清楚，吴老师有着作家的自尊，甚至是自傲清高，他不合流俗，特立独行，但是刚正纯良，耿介真诚，始终保持着一个作家应有的本色与性情。我为失去这样一位难得的良师而痛惜不已，愿吴老师安息，我们想念你。（张映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