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财富可以带来幸福，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然而，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却对常识发起了挑战。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中，他基于美国及其他十一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虽然在一国之内，富人的幸福感高于穷人，但从跨国比较看，富国与穷国的幸福水平并无显著差异；从历时效应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并未带来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简而言之，伊斯特林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增进国民幸福感。这一反常识的重要发现被称为幸福的悖论，引发了关于国民幸福感的研究热潮。随后的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虽然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令人惊奇的是，幸福的悖论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呢？总结起来，存在经济学、心理学与统计学三种观点。

　　先说经济学观点。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故当收入的边际效用为零时，个人便达到了幸福的饱和点。过了饱和点之后，收入便不再与幸福感相关。这一观点亦称幸福饱和理论。与此观点类似的是收入门槛论，认为个人的收入水平存在着一个门槛，而越过这道门槛后，收入增长就再也不能提升幸福感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学中著名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个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高低；如果所有人的收入同时提高，那么在相对水平上便意味着个人的收入并无增长，结果使得个人的幸福感不会增加。

　　再说心理学观点。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适应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通常会根据外界的刺激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使其主观情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根据该理论，心理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快乐踏水车”理论与定点理论来解释幸福的悖论。其中前者认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个人的物质欲望也会不断增强，由此导致其逐渐适应收入增加的现实，从而降低了由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后者认为，基因、人格、气质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拥有一条恒定的幸福基准线。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人的幸福感水平会围绕幸福基准线而上下波动。但是，一旦情绪系统根据新的环境进行了调控，幸福感就会回归基准线。因此，幸福与否仅是一种暂时的情感反应。

　　最后说说统计学观点。该观点认为，幸福感受到收入与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随着收入的增加，其他影响因素亦发生了变化，那么单纯考察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就会产生统计学中的遗漏变量偏差。例如，当收入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加剧时，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就会被收入不平等的消极效应所抵消。这一消极效应源于，穷人与中产阶层的比较会导致穷人丧失幸福感，而中产阶层与少数富人的比较会导致中产阶层丧失幸福感。再例如，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受过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往往会因更高、更难实现的职业期望而缺乏幸福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资本也会因社会竞争加强与人际关系减弱而遭到破坏，结果致使人们的幸福感降低。

　　总结而言，幸福的悖论及相关解释告诉人们，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主观感觉，也许与物质财富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物质财富也并非是其唯一的决定因素。（文 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