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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4日,清明节,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吴若增先生离开了我们。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是2017年,在他的书房里。他一直住在天津市成都道芷江路的一处老单元房的一个小三居室。当时我们见面就和这房子有关。
吴先生性格孤傲,好像一个隐士。但他当然也食人间烟火,他也有对于美好物质生活的憧憬——他想换一处大房子。而换大房子的理由也符合他的“隐士”身份,他说,“那里能钓鱼”。他看中并签约了一处郊区的临湖洋房。
那两年房价暴涨,但2017年时,很多买房者被套牢,发生了一些纠纷,这其中就包括吴先生。那时,吴先生的那套老三居室已卖掉了,而临湖洋房也买了——但这里有个先后顺序:吴先生要等老三居室的房款到位,才能支付临湖洋房的房款。谁承想,买吴先生房子的人违约,无法付款了。但吴先生显然心有不甘,他急于卖掉旧房子,搬进新房子。所以,吴先生宁可大幅降价也想处理掉那个老三居室——他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掉,不仅面临着不能得到心爱的临湖洋房的问题,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因为我是律师,吴先生向我咨询相关事项。
吴先生比我大三十多岁。我们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末。初次见面,我们俩是一档电视节目的嘉宾。那次见面,我们一见如故。后来,我们就成了忘年交。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常谈文学,还有一些他知道的文坛往事。那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和后来他得不到那套房子的心态一样,对同辈作家他也不那么甘拜下风。但那时吴先生就不愿多谈小说了。吴先生后来几乎不写小说了,我问起他放弃小说而改写杂文的原因。他只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小说就是讲一个故事。”
“小说就是讲一个故事”,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这好像是说,仅仅是讲故事而不能阐释深刻的道理,就像“故事会”似的,没什么意思;又好像是说,与其通过故事来阐释深刻的道理,还不如直接通过杂文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文章写到这儿,我忽然找到了我和吴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合影。且由此确定了我们见面的具体时间:2017年11月16日。而这时,吴先生所住的那个老三居室的布局非常清晰地映现于我的脑海:客厅很小,与客厅相连接的最里面的那个居室,是吴先生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张写字台。也就是说,他的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构成了他的书房。他的客厅里,迎面墙上有一张吴先生年轻时候的照片,很显然那是吴先生非常满意的一张照片。他满脸大胡子,风流潇洒又桀骜不驯。那张照片被用在了《吴若增小说选》的封面上。其客厅还有一面墙,是一面书柜。这一面书柜放置的都是吴先生自己的作品:他之前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小说,还有他在各地报纸副刊上的杂文,那些刊物和报纸戳立在那里都已泛黄。吴先生大隐于市,他似乎早已不看重他作家的名号。但他还是把自己所有作品小心翼翼地整理在一起,放在了书柜里。
吴先生的房子的纠纷后来究竟是如何处理的,我忙忙碌碌也就不得而知。从那以后,我和吴先生就没见过面。年前,还有人跟我提起,希望我能约吴先生出来见见面,当时我也满口答应。如果不是疫情肆虐,也许我真就组织了和吴先生的再次见面。人生无常,想见的人马上就去见吧——我们不是总有机会。(杨仲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