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8月22日电（文星月）2020上海书展期间，新华网专访以创作历史题材闻名的作家、编剧蒋胜男，邀请她讲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以及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来对行业内部变迁的思考。

　　曾在采访中被媒体形容为“江南女子”“温柔知性”的蒋胜男，谈至兴浓时，身上“敢想敢说”的锐气让人吃惊；但忆及她所塑造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女性角色，又让人觉得理当如此。譬如，当提到如今已是一种创作标签的“大女主”，蒋胜男认为，“大女主”不在于事业、爱情多么风光，而在于其背后经历并克服的一系列困难；谈及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给文字行业带来的挑战，蒋胜男则直言，应当正视现代社会中信息载体的变化，而非一味视新事物为“异端”。

　　长年的网络写作生涯，给了蒋胜男纵观网络文学发展史的视野和底气。在她看来，网络文学创作者和受众从最初的“社会精英”到“城市小康”，再到“网吧”和如今的“村村通”，准入门槛虽然不断降低，但其背后隐含的信息交换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积极面仍然大于消极。“它能让所有人知道，原来别人有那么多不同的活法。”蒋胜男说，这是她眼中“网络改变社会”最重要的意义。

　　文学人物可以成为现实生活的坐标

　　新华网：您这次携近作《燕云台》来到上海书展，书中主角萧燕燕（编者注：即辽朝萧太后萧绰，小字燕燕，故又称萧燕燕）以及此前《芈月传》中的芈月，都是各有千秋的历史女性人物，您在塑造这类角色时一般如何把握？

　　蒋胜男：我会尽量让笔下不同的角色在性格特征上拉开距离。比如芈月是一个很坚忍的人，萧燕燕则是一个直接、活泼的人，这些性格特质源于她们各自人生中的变化。

　　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从不单单去写一个人，更多地是在写那段历史。好比我写芈月、写萧燕燕，不是因为这两个历史人物忽然让我一见钟情，是因为我想写一个大时代下，群体在十字路口如何抉择。这些抉择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做出的，只是写作的时候，需要挑选合适的人物作为代表。

　　包括写人们口中的“大女主”，我认为“大女主”不在于事业多成功、男人多爱她、她有多“开挂”，每个人其实都不容易，就算看上去有“挂”，背后往往也经历过很多的打击，在我看来，现代女性是想从中得到一种情感共振的。

　　新华网：您说的情感共振是指？

　　蒋胜男：打个比方，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历成功、失败、被背叛……种种情况下产生的情绪，不能完全被亲朋好友劝慰和消化，就可以在文学人物身上寻找共振，或者说一个“情感坐标”。这个坐标可以是“坏”的，让我们知道遇到事情最糟的处理方法，生活中决计不能这么做；也可以是正面的，让我们知道遇到挫折的时候如何重新站起来，甚至让自己变得更好。

　　文学人物带给读者的共振包括情感上的，也包括命运上的，因为人类对生命的疑惑是相通的。这些情感经历和内心的折磨，也需要作者投入沉浸式的写作。

　　新华网：说到沉浸式写作，作为一名生活在现代的女性，您在创作中怎样处理自身和作品所在时代价值观的冲突？

　　蒋胜男：我发现我们对古代可能有一种贴标签的倾向，认为它是“封建的”“压迫的”“坏的”。其实时代不同，规则不同，但每个人对事物的处理有一定逻辑，人性趋利避害，这个逻辑一定是不变的。

　　创作者尊重观众，观众自然会尊重你

　　新华网：您刚才谈及，文学人物可以成为读者生活中的坐标。但读者能否接受一个“坏坐标”，他们认为的“坏”和创作者心中的“坏”又是否统一，值得商榷。

　　举例来说，近期一部引起争议的电视剧中，女主角经历了丈夫出轨、被丈夫牵连欠债、自己卖房卖车还债，但编剧并没有安排她“东山再起”，只是在结局离开上海，到深山重新创业，不少网友对此大加吐槽“别说这是现实，上班这么累就想看点爽的，为什么恶心我”。您也是一名编剧，对观众与编剧在认知上发生剧烈冲突这种现象怎么看？

　　蒋胜男：我的看法是，编剧在创作中的确可能想追求现实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例子里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的。问题在于，如果一部剧的开头看起来是“爽剧”，就会开启某种误读。观众带着“爽剧”的期待看下去了，最后编剧突然要和观众“讲现实”，这会激起观众的愤怒——一家餐馆从外面看是鲁菜馆，到了上菜的时候突然端上一盘川菜，那顾客肯定有情绪反应啊。

　　当然，这也可能是电视剧剧本的创作体制导致的，有时候一部戏的剧本涉及多人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又可能都会觉得开头三集之内要有一个特别爽的东西来“出圈”。这就要看影视剧的创作意图有没有一以贯之，每个编剧到底在往一个方向合力，还是往不同方向使劲？

　　我认为，编剧讲现实，观众自然也会尊重你，前提是从一开始你同样尊重观众。咱们不能永远觉得“这届观众不行”，你是写给观众看的呀！或者作者也可以完全不理观众，自己做一些冷门的、甚至注定会刺痛乃至冒犯观众的题材，像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或者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一些著作，但这些让你“不爽”的东西从来不会包着一层“爽”的糖衣送给你。

　　新华网：您动笔的时候会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吗？譬如打算写某个题材，但因为害怕观众不熟悉或不接受，转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思路。

　　蒋胜男：我觉得写作的时候，就先考虑写作的问题。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哪怕写一个“小众”题材，受众搞不好也抵得上一个小国的大众了。

　　最重要的还是作者一定不能得陇望蜀，还没开始创作，就想着怎么捕捉各种不同的读者，那结局很可能就是求荣反辱了。你又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指望所有的读者都爱你？再说了，就算是人民币，也不会所有读者都爱你啊。

　　正视变革，警惕“文字原教旨主义”

　　新华网：刚才一直在聊文学和影视，不过近年来人们在休闲时最青睐的既不是书也不是电视剧，而是短视频。您认为，在短视频时代，阅读对人们还有以前那样的魅力吗？

　　蒋胜男：其实阅读本来就不是一件百分百大众的事情。过去书的销量很高，但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电影、电视剧也很少。如果说一座花园里有牡丹，有芍药，我们觉得它们极为重要，但不能说除了这两株花，其他可以寸草不生。也得允许长点狗尾巴草吧？文学作品当中有一部分属于文学高峰，能够留在史册上，但这不意味着其他作品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事实上，不管是文学还是视频，都可以充当这个“狗尾巴草”。哪怕我国的识字率普及到高水平，一部分人本质上还是不爱看文字的东西。过去没有短视频，必须读字；但现在不一样了，短视频只要有两分钟就能刷，它吸引原来对文字信息不感兴趣的人，让他们从这个新渠道获取信息。

　　新华网：您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

　　蒋胜男：每一次文明向前扩张，从龟甲、青铜、竹简到纸张、印刷、网络，这些信息载体的成本都更低廉，受众面更广。对于原先那种载体的持有者来说，每次改变都可能是一种文化降维，甚至是一种文化的堕落。但对于整个社会文明来说，这是向前走，还是往后走？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

　　我们不能自封为“文字原教旨主义者”，把从非文字渠道获取信息的人都视为异端。视频的流行可能使读字的人减少了，但也可能使获取信息的人口总量增加了，而后者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文化的毁灭吗？我想并不如此。

　　但文字的重要性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对我而言，要是给我看十个短视频的时间，我还不如看一段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更便捷。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我甚至可以觉得一个视频里的人又唱又跳，很聒噪。

　　新华网：现在，信息的触角伸得更长了，反推来看，人们也更容易用文字、音频、视频等各种方式在网络上输出自己的想法和创作。您觉得这种便捷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增加了参与者、爱好者的数量，还是会降低创作门槛，导致质量下降？

　　蒋胜男：说实话，门槛也不会因为这种原因下降多少——它本来就在连年降低。我们复盘一下，最开始哪些人能上网？不外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的大公司职员，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大型报社记者。那时候的网络文学最“高端”，但也极其小众。

　　等一般城市家庭都购入电脑之后，就出现了第一代真正形成潮流的网络文学，其实它特别“传统文学”，特别文艺范儿。当网络文学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网文”，已经到了网吧时代，最后又进入今天的网络“村村通”时代。

　　我个人观察，变成“村村通”之后，原来那批读者确实难以接受今天网文界涌现出的一些“奇葩”现象，比如所谓的“双处党”（编者注：指对开展恋爱关系的两主角有身体洁癖的作者或读者）。当这些“双处党”在网上攻击不合己意的人时，他们其实在捍卫自己脑海中的一种道德传统。但我认为，说不定吵着吵着他们就会发现：人生还真是多种多样，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活得这么苦呢？——人心是趋利的呀！强光射入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用手遮住眼睛。但他会去把门关上，回到黑暗中去吗？我认为回不去了。

　　所以，“村村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不只是让人在App上拍两个视频把自己的西瓜卖出去。它能让所有人知道，原来别人有那么多不同的活法。有些人在过去，可能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生活和喜怒哀乐告诉你，在分享之余也看看他人的生活，了解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部分。我觉得“村村通”对社会最大的改变就在于此。

　　作者简介

　　蒋胜男，作家、编剧，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1999年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以来，创作了《芈月传》《燕云台》《权力巅峰的女人》《历史的模样：夏商周》等十余部脍炙人口的网络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