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寻访是藏书家韦力文化寻访的起源，以书楼为始，慢慢延展到其他门类的“寻觅”。在韦力的观念中，寻访藏书楼，是为纪念先贤，“我们民族的文脉相传靠的是文字，而书是文字的载体，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于书。书有赖于藏书家的历代保护，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很可能对我们的上古史一无所知，这就是藏书家的功劳。”

　　近日，韦力的《书院寻踪》和《书楼探踪——江苏卷》相继出版。身为当代藏书家的韦力，致敬先贤的方式始终是脚步丈量加以勤奋阅读和书写。

　　实际上，他深切地了解“找到了又能怎样？没有一座书楼或书院保持原样，书不在了，主人也早已不在了”，但是通过寻访所找来的那样一种精神寄托，比寻访本身更具穿透力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寻到和寻不到，其结果都是一样。

　　书与地址 别再让后人找得这么费事

　　韦力的书楼寻访开始于1999年，至今已过20年，最初的动机在于偶然看到的一本读书类杂志。这本杂志每期封二以图片加文字方式介绍一处古代藏书楼，韦力看到的那一期介绍扬州某处书楼，碰巧他曾参观过。他发现杂志上的描述和所配图片都有出入，作者他恰好认识，一问才知，作者并未去过，所发照片也是在某处看到。这件事激发了韦力，他想知道古代其他书楼的样貌，想到实地探访，想使之后的资料汇编不再出现这样的错讹。

　　动机初具，寻访却并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韦力回忆，开始的寻访很难，首先难在查找地点，“20年前没有网络，找相关信息只能通过阅读前人的文章，再查藏书史上的相关记载。但是古代的记载很多只模糊地说一下，并不说具体在哪。即使说了在哪，有的古代地名跟今天也是两码事。”

　　在前人的字字句句中摸索到书楼的模糊信息后，为了找到确切地点，韦力与当地地名办联系，“问他们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古代的地址对应今天的什么地方。”但通过这种方法能找到的还是少数。韦力想到的另一种方法是查找方志，他发现各地地方志明贤类栏目中会记载一些当地藏书家的情况。经过一番折腾后查到的线索，韦力将之做成表格，便是他最初寻访之路的指引。

　　那时韦力还在上班，寻访多利用出差空余或假日闲暇，要寻访的书楼有的未开放，有的已变成民居，很多都难以进入。为此，他想尽了办法，而当时，他并没有计划此事能进行多少年。而寻访的方式，从找人帮忙、结伴同行到独自上路，也是几经变化。

　　每次寻访，无论白天多么疲惫，韦力都会在晚上抓紧记录下当天的所见所闻，记载的一个目的就是“我找得这么难，让今后寻找的人别再这么费事。”之后他会再将细节、方位、具体地点等在文章中写出，希望读到的后来者能得到一些寻找的便利。

　　书与恶狗 最好找到当地朋友帮忙

　　出门找人帮忙搭人情效率又低，被这个问题困扰，韦力决定减少向朋友求助，尽量自己走。

　　第一趟自己跑，天津一位藏书家陈景林自告奋勇同行。韦力想也好，第一次没有经验，两人结伴有事好商量。但陈景林也是头一次。那次他们去了浙江，坐绿皮慢火车。韦力回忆，当时出租车很少，偏僻的乡村里更没有，他们两个人下火车后要想各种办法换车。

　　第一次坐上开往乡下的招手即停中巴车，就令韦力目瞪口呆，“因为车到中途忽然赶上来一群鸭子，站得整个过道上都是。我从来没见过人畜同车，惊得说不出话，只好抱着自己的包忍着。”

　　到偏远的地方后回城也难，长途车一天一班，错过便只能住下来。韦力和陈景林了解到村里只有一家旅店，是由一个乡办工厂改造的。旅店挺大，有两层楼，当天只有他们两位客人。两个人一人住一间，也颇为惬意。不想睡到半夜，突然被吵闹声吵醒。韦力赶忙起床扒门一听，分辨出是几个乡民寻衅滋事。“店主劝不住他们，那几个人就上楼来了，一间屋一间屋地推开门看。”

　　韦力住得靠里，听着不好，便迅速把屋里的家具都推到门边将门顶死。几个人在外面推不开，便问店主。店主说可能里面堆的东西倒了，那几个人才嚷嚷着走了。之后，韦力不敢再睡，也睡不着，直坐到天亮。第二天一早问陈景林，也吓得不行。

　　韦力说自己是一个有“做事目的性太强”毛病的人，寻访也喜欢直奔主题，而同行朋友往往会有“既然来了就多转转”的要求，这样的非主题之事常使韦力感到是在耽误时间。之后他便很少再约朋友，只在必要时寻求当地朋友的帮助。

　　找当地朋友的一个好处是，同乡人沟通起来更加容易。有一次，韦力要到一处院落中给一个书楼拍照。院里有看院人，养有几只大狗。门敲开后看院人态度蛮横，说你们如果非要进来，被狗咬了我不负责任。韦力的当地朋友反应神速，当即掏出100元钱，走到看院人跟前把钱往他上衣兜里一塞说：“你这么多狗，看饿成什么样子了，赶快拿去买点狗粮。”韦力又一次目瞪口呆，望着看院人把狗关进笼中，请他们进来随意拍照。

　　书与景点 还是觉得破败的天放楼更有味道

　　韦力说，藏书楼的兴盛与文脉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的早期文明大部分在北方，但那时书楼的概念很少。南宋时文脉逐渐南移，随着文化越来越发达，藏书楼也逐渐兴盛。”

　　韦力曾到苏州常熟寻访曾门四大弟子之一赵烈文的天放楼，“如此厉害的人物，不知为何书楼所在的院落整个封闭着。”韦力和一位朋友沿着高高的围墙找到高高的铁门，无处可进，也无人可问。两人无奈搭起人梯，韦力一人翻入院中。院子里满是一人多高的荒草，韦力担心碰到蛇，折下一根树枝划拉前行。他对院中的景象印象深刻：“院里有废弃的池塘，楼已经快倒塌了，破败不堪。”三四年前，韦力重访天放楼，那里已开发成景点，和《孽海花》作者曾朴的院子并成一个园区，“那个楼还在，原址重修，上面写着天放楼。”韦力说，看着崭新的天放楼，却觉得还是多年前破烂状态下的它更有味道。

　　北方藏书楼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韦力总结是由两个特殊原因形成。

　　北京藏书楼的形成与其成为全国科考中心有很大关系。“明定都北京后，全国举子都要到北京应考。古人来北京很不容易，从南方一走要几个月，所以很少有人能带大量参考书。古书文字容量又不像我们现在的一本普通书可以有三四十万字，古书的文字容量一般在3万字左右，如此所占体量更大。但准备考试参考书又是必需的，所以很多人选择到京后买书，考试结束后，再把书卖掉。”有需求就有生意，当年举子聚集的京南一带于买卖间形成了很大规模的书市，北京也就此成为北方书籍流通量最大的所在，继而也便出现了书楼。

　　天津藏书楼的情况却与满清有关。晚清阶段，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常设天津，很多北京的退位官员，包括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员，也纷纷到此居住，于是形成了文人聚居地，书楼也应势而生。天津名气较大的私家书楼，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如今还完好地保留着。

　　书与火灾 “天禄琳琅”那场火成了千古之谜

　　公共藏书楼，最著名者恐怕要数乾隆皇帝的天禄琳琅。天禄琳琅藏品的聚集和散失，历经时间并不漫长，其中折射的却是满清由盛而衰的王朝悲歌。

　　乾隆皇帝喜好藏书，尤好善本，他把所藏精华存于天禄琳琅。天禄琳琅位于三大殿左近，名叫昭仁殿，是一个小偏殿，曾是康熙皇帝上朝前暂时休息的地方。康熙驾崩后，雍正没有用过天禄琳琅，乾隆也不敢用，后来则改为藏书室。

　　韦力说：“当年天禄琳琅有很特殊的规定，比如它所藏书的封皮都要用五色织锦和黄绫装裱，同时钤上乾隆的五方玉玺。但那时宫里没有专门的装帧人，所以有一种说法，宫中太监把书拿到琉璃厂找修书匠，请他们按照要求统一修补。一来二去，修书的和太监便商量着调包了。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干？因为皇帝根本没有时间看书，那些书放了好多年，根本没动过。”

　　乾隆六十年，弘历退位，其子永琰即位。乾隆同时宣布不再理政，专心读书。而当天晚上，天禄琳琅便失火，书楼和书都毁于一旦。

　　事情发生后，嘉庆帝非常着急，立即下旨修复。“当时是冬天，北方天寒地冻，施工是很难的，嘉庆却用不到一年时间就重建了天禄琳琅，可见他心情之迫切。”天禄琳琅修复后又运进大量的书，以供乾隆阅读。韦力说：“人们普遍认为被烧书的质量比嘉庆后来运进的好，但也只是猜测，因为谁也没见过原来的。但毕竟是嘉庆元年的藏书，质量还是很高的。”

　　至清末民初，满清皇室已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末代皇帝溥仪渐渐长大，时刻忧虑后路，但他有他的聪明，想方设法要留下后手。当时紫禁城已全部由国民政府掌控，想弄东西出去并不容易。于是溥仪利用弟弟溥杰出宫上学的机会，将天禄琳琅的书和字画每日赏赐予他，由其带出宫，藏到东交民巷的恭王府。陆陆续续几个月，天禄琳琅的藏品被全部转移了出去。

　　不多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强令溥仪离宫，不准携带任何物品。溥仪被赶出宫后，感到北京并不安全，便通过各种关系，把藏在恭王府的东西秘密运到了天津。几年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持下建立满洲国，这批东西被运到东北，放入长春伪满宫的珍宝楼中。1945年，苏联红军将溥仪俘虏押往莫斯科，珍宝楼被士兵哄抢，天禄琳琅藏品就此散失。

　　韦力说：“当时各方面都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各方势力都派人四处收购，收回来不到一半，民间到现在还有，这就是天禄琳琅的结局。”

　　书与鞭炮 鞭炮厂为什么更愿意收古书

　　藏书的方法论重要，机会也很重要，我们聊到了地摊捡漏的故事，韦力认为那就像买奖券中奖，都是偶然概率，靠它是绝对不管用的。那藏书靠什么？不能只靠花大价钱去买，因为人的钱财都是有限的，必须要有机会。韦力认为自己的机会也是偶然得来，先通过“退赔办”买到了成批的书，“只有成批的书才能让自己迅速得到好书，并迅速形成规模。其实成批买书看似花钱多，平均下来还是比一本本买要省钱不少。”

　　成批买书有书籍重复的问题，但韦力说，并不能因为重复就将其随意处置。“因为古书不像新书，它没有明确的版权页。而古人常常是将书版存放在家中，书刊刻出来后，过几年也许他发现自己某个问题说错了，或者说得不完整，会重新刊刻书版，把要更改的地方替换下来，但在印的时候并不做任何说明。所以古书有时翻前几十页可能都一模一样，但哪里有改动并不知道。这是古书的特性，所以不要轻易弃之。”

　　对于古书，韦力坦言有一种使命感，总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古书续命。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即使寻访到荒村野店，遇到一般的古书，他也不想让它废掉。有一年他到安徽乡下，在一家小杂货铺里看到一摞线装书，店主人把它拆散做包装纸用。韦力细看之下发现是一本家谱，至少是乾隆朝之前的。韦力请店主把纸卖给他。店主说这纸卖给你我的东西就不好卖了，它有韧性，包东西特别好用。当时韦力手头没有可替换旧纸之物，只好记下店址，和店主商定回去找可替换的棉纸寄来。“之后这位店主很守信用，我寄给他棉纸，他果然把那家谱寄给了我。”

　　韦力在走南闯北中发现和听说过不少因缺乏保护意识而毁掉古书的事情。他曾听闻鞭炮厂愿意收古书来做鞭炮，因为古纸的韧性可以使鞭炮产生更好的炸裂声音。90年代他到湖南，那里大开本的厚厚一册家谱只要二三十元钱，“那时候新书也不是这个价钱了，而在古代家谱非常不易散失出来，因为中国是以宗族制为主体的社会，每一家都把家谱看得很神圣。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家谱才被处理出来。而家谱没有可读性，它只有史料性没有文学性，所以才卖得那么便宜。”

　　韦力收藏的家谱在他的书楼里和活字本一起安然存放。他说因为古代家谱大多是活字本，所以它也是印刷史上的一个标的物。而很多严谨的学者认为家谱并不值得读，因为其中存在“很多编的成分，尤其在家谱中早期部分，会编上辉煌的祖先”。

　　古代印家谱是一门生意，有走街串巷挑着担子的谱匠。谁家需要修家谱，喊进家住下来，担子里挑的是活字，现排现印。“家谱用量一般不大，家族分几支就做几部，所以很适合挑担子的小生意。”韦力说。

　　书与捡漏 两根手指意味着200万还是200？

　　地摊捡漏是偶然事件，为很多人津津乐道。韦力自己的捡漏故事，听来也令人一叹三惋。

　　他曾买到72册柯劭忞的《新元史》原稿，只花了200元，那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韦力到故宫办事，因时间过早，便在城墙根儿遛早市。一个摊前摆着一摞脏兮兮破烂烂的古书稿，捆着麻绳，摊主也不知道是什么书。韦力解开绳翻看，发现是柯劭忞手稿，“中国正史的手稿很少能见到，前《二十四史》的原稿都不见了，这太重要了！”韦力当时就被吓了一跳。

　　立即询问价格，摊主伸出两个手指却并不说话。韦力心想这是多少？200万？不知道怎么回，想了半天试探着问：20万？摊主立刻瞪了他一眼说：“开什么玩笑！要就200拿走。”见韦力发愣，摊主又说：“嫌贵的话，要不你说。”韦力赶紧掏出200元奉上，急慌慌地把书拎回了家。此事让韦力兴奋了好几年，却又总有不真实和虚幻之感。但此书如何流出，韦力一直未探寻明白。

　　也有捡不到的漏。三四年前，布衣书局老总胡同了解到一个书贩正在出让一批古书，带韦力去看。在北五环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院内，书贩拎出一只大塑料袋，将其中之物倒在水泥地上，总有上百本书和书稿，还伴着一些泥水。书贩直言，书是从一家出版社收来的，出版社资料室跑水，就把这些书处理了，我是两千块买的，你们看看要不要？

　　韦力蹲下身翻看，翻到了《管子集校》手稿。韦力知道，那是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通创作的《管子》校勘，非常重要。韦力心里盘算，书贩这一兜是2000元买的，共100本，我就要一本，20万估计能行。20万数字一出口，就见书贩老婆在背后拉了拉书贩，书贩说那我们考虑考虑。韦力和胡同只好退出，让人家考虑。

　　一出来胡同就埋怨，说你怎么开那么高价呢？韦力委屈地说，这书不止20万啊，我给的不高，捡便宜谁都想，我又不是傻大头，但我不知道他让多少人看过，如果别人已经出10万了那怎么弄？胡同说，我看你买不成。

　　果然，第二天胡同就告诉韦力，书已卖出，价格是二十万元零两千。这事过去后几天，琉璃厂一家拍卖公司打来电话，说征集到了《管子集校》手稿，韦力询问之下知道就是自己错失的那一本，拍卖公司是80万元买下的。又过两个月，藏书家赵平约韦力看好书。韦力跑去一看，还是那本《管子集校》，赵平以200万元从拍卖公司买来。韦力说：“我看着那书欲哭无泪，真是气死我了。”

　　书与拍卖 那不过是个博傻游戏

　　为了买书集书，韦力也是拍卖会的常客，还是几家拍卖公司的顾问。对于拍卖会的内在规律，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解说。他说拍卖会说到底是一个博傻游戏，在拍卖会上如何将一件物品买到手，是在所有人都认为它物超所值之时。“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值的时候，你还能发现它的亮点。当你买到了，并据此写出文章时，别人才明白原来它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韦力说自己常念叨一句话：拍场是捡漏的地方。很多人听来认为矫情，而在韦力这里却是一句实话。“为什么？因为人们不了解拍卖公司的运作规律，了解了也就明白了。”

　　韦力解释，拍卖公司一年固定举办几场拍卖会，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征集拍品。而征集是被动的，有时候拍品是很匆忙征来的。每一场拍卖会需要几百件拍品，拍卖公司无法将其都研究一遍。而拍卖公司靠佣金来赚取收入，所以并不太在乎单独一件拍品卖多少钱，在乎的是一场拍卖会的总成交额。有时某位卖家会给出一堆东西，交代拍卖公司至少卖到500万元。为了达到目标，拍卖公司会遴选出重点拍品做研究、推荐、招商，这之外的其他物品便近似搭着卖了。韦力说：“拍卖公司的人眼光是不错，但由于缺少时间逐一研究，再加上卖主可能也不了解，所以就可能包含着很便宜的东西在里头，也就有漏可捡了。”

　　在几家拍卖公司担任虚衔顾问，好处是使韦力可以到拍卖公司提前看到拍品，“这样我就比别人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研究了。”很多人讶异韦力买东西的神乎其神，不明白莫名其妙的东西买来干啥？韦力的回答是：“等买完了我再告诉你为啥。”（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