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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来源:北京青年报2020-12-09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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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第五届“琦君散文奖”颁发。祝勇《故宫六百年》获得“作品奖”。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在新书《故宫六百年》中,作家、学者祝勇这样写道。

  这是祝勇关于故宫的第八本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十年里,他先后写了《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一二三册)、《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以及两卷本《故宫六百年》。

  今年恰逢故宫600年华诞,市场上出现了好几本题为《故宫六百年》的著作,但祝勇的书与众不同——不是帝王家史,不是龙椅背后的猎奇,而是呈现人性温度之作,它以平视的眼光,更多关注故宫中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生命的疼痛与哀伤。

  除了书写和学术研究,祝勇还是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身体力行,不断通过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等新方式向全世界传播、推广故宫。从央视12集《故宫》(2005年播出)、《故宫一百》等等,到如今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纪录片,一个个项目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故宫里的生活很宁静

  张英:曾有一段短暂时间,你在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是什么契机,又让你选择了故宫?

  祝勇:当专业作家是我长久的一个渴望。去故宫则是赴美归来后,有幸读了刘梦溪先生的博士。201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学研究所。此前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关于故宫的文章,与故宫博物院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互相比较了解。最终得益于郑欣淼老院长和李文儒副院长,读完博士后,我就进了故宫博物院。

  此前,我无数次去过故宫,作为合作者和作者,在故宫出版社出过书。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故宫博物院,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我的师母、刘梦溪先生的夫人陈祖芬老师说,你去了一个最适合你的地方。

  张英:作为研究员,在故宫中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祝勇:其实很平静,或者说平淡。曾经有电视台想拍我在故宫里的工作状态,我说你不要拍,因为没什么可拍的。不像《在故宫修文物》那个纪录片,故事挺炫的,有很多技术。我们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每天对着电脑。需要一些史料,或者提取一些文物的影像,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除非是特别需要的时候,才会到仓库现场什么的。

  我在图书馆待的时间比较多。故宫博物院内部有一个图书馆,在寿安宫,一个两进的四合小院里,非常安静。我可以看《四库全书》,几千卷占满了一间一间屋子的书,被压缩成影印版。这样的资料,只是我们图书馆里的沧海一粟。

  我非常喜欢故宫的这种安静。在这里,永远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偶尔在院里走路,会遇上哪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故宫里各门类的专家都有,每个学者都有他的领域。“所见皆是师”,而且互相非常平等,不论老幼,不论地位高低,和谐友善。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好的滋养。我特别珍视故宫这个环境,觉得很温暖。

  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不会火爆,也火爆不了。但静水流深,很安静很长远。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状态,我特别喜欢这个状态。

  张英:听上去真让人羡慕,有点像传统书院的日常生活。但如何将它与写作相结合呢?

  祝勇:写作要向内在去挖掘。离得近了,观察、思考会更近一些。比如《故宫六百年》里我写到慈禧,中国被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黑暗的深渊,慈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近距离观察,会有更多视角,会更加细致。

  很多人都关注慈禧吃什么、穿什么,觉得她性喜奢华,正赶上“甲午战争”,她非要过六十大寿。而我可以有另一个视角——慈禧一进宫廷,就开始宫斗。她身不由己,青年丧夫、老年丧子,从个人生活看,她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庭温暖。一个孤老太太,一直到死。她对物质生活近乎变态的这种需求,比如造颐和园,就可以由此做一个解读。她一生削尖了脑袋去争,结果是什么?就是要通过奢华的生活来实现她权力的自我满足。

  她能吃多少?她能喝多少?她对物质的欲望已经超出正常人的欲望范围。她对国家衰败负有责任,但她为什么会这样?从历史的海平面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岛屿露出水面的部分,但你还要看看海平面之下的部分。

  在故宫可以慢慢沉下来。尤其是这样安静的环境里,可以沉潜于史料,慢慢梳理,了解人的精神脉络。我觉得,这对我写作特别重要,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慈禧大年初二干了什么、大年初五干了什么,那只是表象,表象后面的东西更重要。

  用“新散文”写故宫

  张英:大家喜欢你写的故宫,因为你是带着今人去看这些事物,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态度。你用自己的生命印迹和人生经验在画它,与很多书写故宫的作品视角不一样,很有亲切感。

  祝勇:“平视”这个词特别好。我写过许多“大人物”,康熙、乾隆、汉武帝、秦始皇,还有前不久写苏东坡。

  我也曾经踌躇,因为苏东坡的知识结构特别庞大。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20卷的《苏轼全集校注》,我认认真真学习。对于他的知识结构,我高山仰止;对于他的文化贡献,我是望尘莫及。我有什么本钱去写苏东坡呢?

  之所以动笔,是因为我觉得,苏东坡也是一个人。苏东坡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师,拿着大师范儿,高高在上。他在黄州时,和卖酒的、卖肉的、种田的,都是好朋友。苏东坡的姿态很低,是很亲切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能见面,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一个大哥、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人。我可以写他的喜怒哀乐,他也有很脆弱的时候。

  在我的书里,苏东坡把姿态放平了,我自己的姿态也放平了。自我解放了,写作时就会更自由,更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苏东坡,去考虑他当时的想法。在写作中,这种感觉还是挺美妙的。

  张英:你当年提出“新散文”,到现在为止,你的写作很忠实地践行了“新散文”理论。

  祝勇:这些写作,内容上是故宫,写法是新散文。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新散文”概念时,写作者基本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长一点的也才三十多岁,是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脑海里的散文都有现成的样本,这对写作者的生命力形成了某种束缚。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梁启超先生说的。传统散文承载不了迅速变化的时代,新时期以来,小说、诗歌、戏剧都有很大的发展,散文却一直是老面孔。并不是说为变化而变化,而是写作过程中所呈现的面貌,自然而然地不同了。

  当时写散文的有我、宁肯、张瑞风、周小峰、庞培、于坚、钟明等,都很年轻,而且互相不认识。就是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呈现出新面貌。所以,就把它总结为“新散文”。一些媒体和评论家对此也提出置疑,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回应,所以有人说我是“新散文”的理论推动者。

  从后来的发展看,“新散文”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堪称“大家”的写作者。散文的复杂性、丰富性,都比原本那种一事一议、承载力很小的散文,要丰富得多,进步得多。

  事实上,今天的散文写作已不太可能回到“新散文”之前的状态了,等于承认了新散文的贡献。我对故宫的写作,也是遵循着“新散文”的一个诉求——承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但内容相对丰富,就像交响乐,有很多声部。它相对复杂,不再是那种很单薄的文本。《故宫六百年》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一个大散文。

  归根结底,“新散文”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个创新,是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回顾我们文学史,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

  比如最近苏东坡引起关注,大家喜欢他的词。而最初很多文化人称“词为小道”、小技。还是更看中诗,因为诗可言志载道。而“词”就是游戏遣兴一个轻薄短小、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文体。但苏东坡用自己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高峰。到了宋代中期以后,词完全可以和诗并驾齐驱,甚至成为一个更主要的文学体裁。

  “新散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它的辉煌成就,完全可以跟小说的成就并驾齐驱。

  用现代人的立场写故宫

  张英:在你的故宫写作中,很多文章是跨文体、互文式的写作,涉及不同领域,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我称之为“有框架的集成式写作”,你是怎么形成这样一种风格的?

  祝勇:这与视野和知识结构不断扩大有很大关系。“新散文”是一个开放性的文体,优势在于能接纳不同文体。我今天的写作与早期文化大散文的区别,就在于综合性增加了,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点。因为题材越来越宏大,单纯的散文就有点放不进去了。

  我的书确实不好分类,尤其是到书店。是归文学类,还是归历史类,还是文物类?书店也搞不清,评奖时也不好分类。但我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我还是充分张扬我写作的个性,去表达好,才是特别重要的。我的作品都有非虚构的色彩,说它是非虚构也行,说是散文也行。

  我在一些描述大历史的题材中,很关注普通人,尽量去照顾他们。比如《最后的皇朝》,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帝王将相应该是主角,但我在这个作品里,还写了很多北京普通市民,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存在的。我找到他们的史料,看看他们的人生经历,想在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看普通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这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包括我写《故宫六百年》,一想到故宫600年,大家自然会想到明清两代的帝王,注意力都在帝王权力、后妃争斗这个上面,另外还有一些奸臣、忠臣的传奇。但是故宫这600年时空当中活动的这些人物,不仅仅只是帝王、后妃、奸臣等,还有很多普通人,比如宫女、太监。

  过去一说太监,就想到魏忠贤、李莲英,是特别负面的形象。其实太监也是集权制度、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故宫这么大,没有太监是不行的,因太监这个阶层的存在,保证了600年紫禁城各种事情的运营。但他们平时又是看不见的,因为人们看见的永远是皇帝、太后、后妃等,但太监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主体,他们也是需要关的。他们也在某方面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有的是从正面,有的是从负面。

  我故宫写作很重要的不同点和出发点,不是看了一些史料,用比较美的语言复述一遍,不是那样。而是,必须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和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这段历史。

  张英:清帝退位后,大批太监没有地方可去,被集体安置在北京西边的寺院里,扎伙过日子。

  祝勇:是的,太监离开宫廷后,他们没有谋生技能,没有地方要他们,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往何处去。他们后来被集中收留在寺庙里,哭声连片啊,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者。他们并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名单中,是多余的人,就是历史不再需要他们了,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就是被遗忘者。

  故宫的神秘悠远无处不在

  张英:读者会很感兴趣,在故宫工作你有多少机会去库房看平时很少展出的器物?

  祝勇:我去库房的机会不多,因为有严格的制度,能用图片解决的,尽可能看电子版。实在是工作有需要,经过审批手续,也可以去看原件。但我们部门的研究更倾向于档案史料,接触原物少一些。其他部门,像书画部,要训练对材质的判断,可能接触原物的比较多一些。

  张英:几年前,你在“腾讯大家”开专栏“故宫的隐秘角落”,后来你在采访中说,故宫像藏地那么悠远和神秘。故宫神秘在哪里?你喜欢它的哪些部分?

  祝勇:故宫有这么多宫殿,有186万件/套文物。就像故宫门多,各种大门小门,不断在打开,你都不知道门后藏着什么。永远有新奇的东西在吸引你,知道得越多,就越发现你知道的还很少。

  比如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2》中讲到一幅画《重屏会棋图》,五代时的作品。画面诡异,几个人物在下棋,背后放了一个屏风,屏风里又画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后又画了一个屏风……这种画中画的形式,无穷无尽,就像镜子反射。它可以无穷无尽这么画下去,让你猜它是屏风还是真实的空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015年,在《清明上河图》那个展览上,故宫展出了这幅《重屏会棋图》。也没有什么人认真去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清明上河图》上。看原作的话,画上那个棋盘和棋子更小,但是通过电子版你可以放大看得很清楚,棋盘上其实只有黑子,没有白子。这在干吗?我们就要去破解它这个背后的秘密。

  我为什么写《故宫的古物之美》?那些文物别人已写过很多次了,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给我一句话,我至今受用,是我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你不能网上扒点资料,修改一下就变成自己的了,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独特的发现。

  张英:说到器物,大家一是会想到沈从文先生服饰等方面的研究,再一个是你从今人普及的角度解读故宫。你怎么看沈先生研究的价值?

  祝勇:首先,我跟沈先生断不敢相提并论。沈从文先生跟故宫博物院的关系,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我从故宫里查了一些收藏的沈从文先生的档案。

  写那篇文章的由头是读到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次开会,我碰上张新颖先生,我说:“沈从文后半生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故宫里。我可以帮你找资料。”《沈从文的后半生》资料基本来自《沈从文全集》,都是公开出版的资料。书写得特别好,我也非常喜欢,只是觉得这一段历史还可以去挖一下。

  陈徒手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说到午门,很多人自然就想到是故宫博物院。后来我查《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沈从文这个词条里,讲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

  沈先生有没有到故宫工作过?老院长郑欣淼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沈从文和故宫博物院》,他找到了原始文件,就是故宫博物院给沈从文的调令,调令边写了三个字——“没有来”。沈先生没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还是在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以为沈先生在故宫工作过?

  我咨询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老先生,比如古琴专家郑敏中先生,前几年过世了。他90多岁时还在上班,就在我们小院里。他说,沈从文手把手地教过他文物鉴定。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把沈从文和故宫的关系基本梳理清楚了,写了一篇《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发表在今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结论就是沈从文一直是兼职,故宫博物院常请他来参加工作,他也有办公室。上世纪50年代,沈先生为故宫博物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鉴定、收藏文物,教育部相关教材编写,包括带文物修复和研究人才队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沈先生的公子沈虎雏先生托人找我,想要这些档案资料照片,说以后可以补到《沈从文全集》里面去。我在故宫里面查到的这些档案,能够理清他人生后来的一些线索,对研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故宫六百年承载中华文明五千年

  张英:到目前为止,你已为故宫写了九本书。你有一个完整的写作规划吗?

  祝勇:没有太完整的写作规划,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兴趣在什么地方,就写什么地方。但这几年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脉络和线索,一是写器物。面对故宫珍藏的186万件文物,我挑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进行解析。出版了《故宫的古物之美》系列三本。

  后来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把他与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找一个具体的点写一个面,深入去探讨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浮沉。《故宫的隐秘角落》,则是写围绕故宫建筑,一些历史的传奇故事。

  《故宫六百年》,是一本综合性的书,讲述故宫前世今生几百年的传奇。我觉得前面写的那些书,为《故宫六百年》起到了一个铺垫作用,是水到渠成。如果一开始就写《故宫六百年》,还真写不了。

  张英:《故宫六百年》是你写故宫10年的集大成之作,你是怎么来找到这样一个坐标的,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同时又是一种打破了以前以地方象限为主体的叙事视角的?

  祝勇: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故宫六百年》历史庞杂,建筑空间也庞杂,怎么开始,这个也很难。但我非常明确的就是,不想把它写成一部政治史,也不想按24个皇帝的顺序排下来,写帝王历史。那是“明清24帝”,不是《故宫六百年》。

  想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还是采取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游客的视角展开叙述——从午门进,走中轴线,然后东西路走一走,最后从神武门出来。在走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不只是空间,这个大殿那个大殿,而是像过电影一样,用走的方式来看故宫600年。在每一章,都附有一张地图。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空间带时间”的方式去写。

  张英:故宫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呢?

  祝勇:意味着时代的主语发生了变化。朱棣1420年建紫禁城,到今天是600周年。这600周年里面,帝制占了505年,就是从1420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这505年,是有皇帝的故宫,故宫的主语是皇帝,故宫的一切都为皇帝服务。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就是这么一个同心圆结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中心。

  1925年之后到今天,95年,成了没有皇帝的故宫。有皇帝的宫殿变成过去式了。今天是故宫博物院,核心词是博物院,故宫是个修饰词,里面的186万件文物,属于全体中国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故宫的建筑之美,还有里面的文物之美,承载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果。(采写/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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