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蒙学教育格局中，文化基础的学习，已经包括时空即时间和空间知识的内容。《汉书·食货志》所谓“五方”“六甲”，即涉及空间与时间的学习内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了区域文化的分析。关于齐地都会临淄，有“其中居五民”的说法。所谓“五民”，有人解释为“士农商工贾”，也有人解释为“五方之民”。司马迁根据“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差别，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基本经济区。

　　《姚著中国史》（全五册），姚大中著，华夏出版社出版

　　应重视“人与地”的关系，重视“叙述空间”

　　《姚著中国史》的优异之处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体现了对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继承，即以空间考察的视角分析中国史，理解中国史，说明中国史。

　　姚大中教授在《姚著中国史》“前言”中说，“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应重视“人与地”的关系，重视“叙述空间”。他认为，“社会学、地理学等”应当“与历史学结合”，这样可以帮助“历史解明”。《姚著中国史》正是如此，它力图纠正过去史学“悬空”的问题，“走一个新的方向”。

　　《姚著中国史》“每册各自独立，合则成套”。第一册《黄河文明之光》“黄河文明：最早的中国”，第二册《古代北西中国》“大中国：‘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第三册《南方的奋起》“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长江”，第四册《中国世界的全盛》“隋唐帝国：东亚秩序的轴心”，第五册《近代中国的成立》“中国舞台：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场”。作者没有按照“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的旧式模板，也不取“封建”或“帝制”的概括语词，果然要“走一个新的方向”。而第一册至第三册分别的叙说中心，从区域侧重看，正与司马迁四个基本经济区的划分相合，即“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江南”。只不过《史记》分说“山西”“山东”者，在《姚著中国史》中以“黄河文明”“最早的中国”为主题合说。

　　对秦汉时期的研究别开生面

　　对于有些地方自然环境的分析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判断，《姚著中国史》颇多中肯之论。

　　第二册《古代北西中国》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修筑的长城为“大长城”。作者赞扬了秦长城的文化意义：“雄伟的秦朝大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和决心，创造并达成了‘极’的构想。”“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限。”关于“长城之为‘极’”的认定，以及“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的观点，都是长城史及秦汉工程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关于长城“对内”的具体史料，有《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者郎中侯应的意见。

　　对于秦击灭六国、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古代北西中国》从“北西”方向的空间考察，予以了高度肯定。对于“秦朝”的评价，作者写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今天人们对于秦政褒贬不一，但是从英雄主义和激进节奏等方面看，姚大中的正面评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由于笔者专攻秦汉历史，不能全面评价《姚著中国史》广角观察、宏大叙事和高位论说的种种精彩，但就秦汉时期的研究而言，确实有别开生面的印象。

　　书中微瑕

　　《姚著中国史》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好书。然而其中微瑕，也不妨在这里指出。

　　比如第一册《黄河文明之光》“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统合的准备期（战国）”一节，关于“农村组合”“农村秩序”“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传统的转移”的部分，说

　　到“战国农村大变革展开以来，列国间的连锁反应，也只有速度与程度的差别”，作者在“列国防洪用堤防与灌溉给水所需土木事业，以及多功能运河的开发”章节中引用了《史记·河渠书》记载。所谓“土木事业”正涉及笔者近年关注的秦汉工程史研究的主题，因而理当有所注意。所引《河渠书》的文字：“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水利开发的“土木事业”确实涉及“列国”各地。如“鸿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于楚”“于吴”“于齐”“于蜀”，各有水利建设。司马迁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又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则只言“溉”。秦国的“郑国渠”，作用也只在“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并不属于“多功能运河的开发”。

　　作者写道：“这些伟大水利专家中郑国渠的时代已当战国末期，其被推定自陕西省泾阳，经过三原、富平、蒲县等地的运河遗构，今日虽然湮没，但其创造历史力量之巨大，则长存于后人印象。”所谓“这些伟大水利专家”费解，或许“专家”为“工程”之错排。而“蒲县”应为“蒲城”。应当指出的是，关于郑国渠的文献遗存中，根本没有关于其“运河”功能的记述。郑国渠的功能，只在“溉浸”，未见其用以“行舟”。以“郑国渠”为“运河”的错误不知由何而来，但确实是不符合史籍记录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作者：王子今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