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戏缘

　　新的人生驿站

　　作者 孙崇涛

　　1961年9月上旬某日，分配浙江温州地区的杭州大学第二届毕业生，由金华开来的长途汽车送达温州市。接收单位温州地区教育局把大家暂时安顿在市内府前街一间旅社，等候具体分配。局里来人吩咐：谁对分配去向有个人意愿，可以提交一份申请，供局里研究参考。

　　我想这是决定我今后去向的大事，这份意愿申请我必须得写。

　　我提交了意愿申请，提出两个“如果”前提下的请求：如果要我去中学教书，请求分配到我的母校瑞安中学；如果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我请求去温州戏曲学校担任文化教员。我想，既然下放回乡教书，要求去离亲人、师友最近的母校，合情合理。后一请求，则系于我长年积累的“戏缘”情结。

　　后来知道，这些“如果”请求全是脱离实际的书生主见。实际的情况是：作为省一级重点中学的母校，分配的语文教员早有内定。人选不是别人，正是我班党小组成员吴同学，一位来自浙江仙居革命老区的贫农子弟，少年入党，解放后扫盲，后保送大学。根正叶红，苦大仇深，让他离乡背井去我母校，是为了“保证重点”。可吴同学文化根底太薄，教不了“重点”，到校不久，又被母校送回省教师进修学院“回炉”读书。教他主课的老师，恰是我们同届毕业的另一位同学。这是吴同学被“重点”照顾的尴尬。后来我碰见吴同学，聊起我们同学仨的“风云际会”如此乱套，彼此都哭笑不得。再说温州戏曲学校，在全国大搞精简机构、人员下放的形势下，自身都难保，我还提交这个“如果”请求，教育局见了，准保也会哭笑不得。

　　第二天，地区教育局给每人分发了报到信。给我的那一份，上头赫然写着接收部门：“平阳县文教局”，下注：“建议分配平阳一中”。于是，继家乡瑞安生育18年、省城杭州读书4年之后，我的第三处“人生驿站”，就像唐僧被孙悟空金箍棒划成的地圈那样，被这2行14字圈定了。驻足年限：17年。

　　跟我收到同样报到信的，还有同年级的吴尚节，平阳钱库人，贫农成分出身。见说自己被照顾分回母校教书，他高兴地过来对我说：“我俩算是同事了！”他还神采飞扬地言道：“嗨，咱‘平中’,好风水，好地方啊，保证你会喜欢。”

　　他把家乡平阳县的好处，美美的称赞了一番。除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等一类地理课上常用概念外，还特别强调指出一点：咱平阳县（当时包括如今平阳、苍南两县）可是全国人口第一多的大县，全县140多万人，相等于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最死硬的友邦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进而推导说：“留在平阳县城工作，相等于留在阿国首都地拉那。去平阳县最高学府‘平中’教书，不就等于当了地拉那大学教授吗？”希望用这些话来鼓励我跟他一起开心。

　　我的感觉却有点复杂。想到自己回母校教书的愿望不能实现，是家庭出身再一次挤对的结果，这使我没法高兴起来。稍感自慰的是，跟我一起分配平阳县的许多同学相比，我是离家最近的外地人——平阳、瑞安两地县城相距不过20来公里，中隔一条飞云江。还有报到信中的“建议”，是上级官方指示下级机关的客套措词，下级哪有不执行之理？看来我留平阳县城是笃定的，这是自己毕业成绩不错换来的组织器重。士为知己者死嘛，我应当非常乐意接受组织安排并努力工作以报答组织知遇之恩才是。这样一想，也就渐渐想通并开心起来。

　　没法买到温州去平阳城的汽车票。次日，同去平阳县报到的20名同校毕业生，走了一白天的水路：清晨乘坐温瑞塘河小客轮，一路伴着突突突的马达声，午间“突”到我的生长地瑞安城。大家肩挑背扛行李，赶往瑞城南门渡口，搭乘渡轮横渡飞云江。

行驶在温瑞塘河中的小客轮

　　赶到江南岸瑞平河轮埠头，开往平阳城的班轮已经开走，只得临时雇了三条人力蚱蜢船。一条蚱蜢船连坐带躺挤着六七个男女，在填满野荷花和水草的小河中摇摇摆摆，摆到平阳城，日已西落。

我们坐着这种蚱蜢船摆到平阳城

　　从瑞城东门河轮埠头去往南门飞云江渡口，需步行很长的瑞城大街，途中路经我的家门。我借机匆匆进门向父母作了简要报告，说明自己毕业当了中学教员，现正去平阳县城报到。

　　父母闻听，先是愕然，继而喜忧参半。“去什么地方都不比自己家里好”，这是母亲一生叨念的格言。如今儿子读完大学，又返回到自己身边，可以放心了。可想不通的是，既然回来了，为什么就不留在瑞安城内，而又偏偏去了邻县平阳？晚清拔贡门庭出身的母亲，竟没有上过一天学。她没有文化，只有简单的生活逻辑，哪能懂得分配工作会有那么多的深奥学问。

　　父亲的信念是，男儿应当有所作为。儿子上大学，原指望能在外头大有作为，如今倒好，毕业打道回府，而且还要去比家乡还小还落后的平阳，岂不是读书 “读输”了？不过，向来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求的父亲，转念一想，管它东西南北，反正如今儿子大学已经毕业，成了一名干部兼知识分子的中学教员，这就不错。于是开心地笑道：“平阳近，平阳好啊！”

　　领队的是历史系毕业的一位男生，上海人。抵达平阳城后，他跟平阳县文教局接上头，同局里一位干部一起带领大家到县招待所住下，并吩咐大家：“明天大家都去文教局听局长宣布分配单位。”

　　听后，一些同学心里犯嘀咕：几天来，省城杭州一路行来，先坐火车，后坐汽车，然后改乘小河轮，转乘渡轮，末了坐人力蚱蜢船，地方越走越小，“坐骑”越来越“古典”，到此还不算最后，难道后头还有更小的地方和更稀奇的交通工具需要见识？

　　住下后，外地来的同学迫不及待地要去外头“观光”平阳城。那时小小平阳城，人口不足两万，横竖两条短短的街道，十多分钟就可以“观光”完毕。回来时，两位上海女生一边盯看着墙上张贴的“平阳县电影放映队”海报，一边议论道：“唉哟，平阳嘎小的，连电影院呣没，勿灵咯！”还指指海报上的片名《渡江侦察记》(1954年摄制的黑白影片)道：“老煞嘞，阿拉老早看过得嘞。”殊不知明天等待她们去的，是更“嘎小”、更“勿灵”、连“老煞”电影也看不上的地方。

平阳十字街头今昔

　　第二天，大家聚到解放路南头坡路下的县文教局狭小的过厅，听取文教局林副局长宣布分配方案。果然，我被点名分到“平中”。吴尚节也留在县城，但升迁到文教局教研室当教研员，算是我的顶头机构里的督导人员。这跟他贫农家庭成分出身有关。他的“平中”位置，调配给物理系的杭州人裘少麟，因“平中”正缺物理教师。

　　第二年，吴尚节不知为何，又调回“平中”，跟我成了一对相处多年的“同窗同事”。从此，他的那个“地拉那公式”，成了我经常拿他说笑的话题。

吴尚节与我是相处多年的“同窗同事”

　　除我、裘、吴，加上分配平阳县师范学校的中文系金同学四人留城外，其余16人，再次“下放”，被分到各区镇中学或别的部门。这是历史上首批分配平阳县的杭大毕业生的待遇。在全国大刀阔斧精简人员、毫不留情下放的局面下，平阳县如此对待我们，也算不薄了。

　　我与裘少麟来到“平中”报到，临时合住在一间办公室。学校领导很看重，过不了几天，就给我俩腾出两个单间卧室，还让食堂弄了一桌饭菜，由校长、书记等领导陪同，一起吃了一顿晚餐，履行了一番“迎新”惯例。

　　裘少麟很快上岗教课，我却很久歇着没书可教。“平中”学生在缩减，初、高中仅各招两班新生，比毕业班少了一半。语文教员已经多余，正待减员下放，僧多粥少，轮不到我教课的空缺。

　　想到自己吃闲饭不干活辜负了国家培养，我一而再地向教导处颜主任提出教书请求。颜主任见我工作心切，就匀出初中一年级的一个班级，让我去接替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我，没经过教学实践，就连上语文课必用的汉语拼音，也得现学现用，更谈不上讲课技巧和带领学生的窍门。头些天班级课堂纪律很糟，学生交头接耳，叽叽喳喳，根本不听我的课，弄得我十分狼狈。好在自己肯琢磨想办法，过不了多久，渐渐摸到教课门径，便从容应对了。

　　校领导和语文组同事对新来的教师既感新奇，也不放心，经常搞突然袭击，不通知就到课堂听课检查。我给他们留下不错的印象，认为是一棵值得栽培的“好苗”。

　　不久，教高二年级语文课的教师被抽调省里进修，学校决定让我接替教学。再过不久，教高三年级的语文教研组长去省里开会学习，又让我临时代教他一个班级。这样一来，短短不到半个学期里，我便“脱颖而出”，教学工作历经三变，从初一班主任兼教员，“跃居”成身兼学校两个最高年级共三个班的语文教师，可谓学校器重有加。自己也颇春风得意，就把毕业分配的那些失意和不快，远远抛到九霄云外，并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块“足赤金子”，无论搁在什么地方都能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