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运河情结

　　我很小时并不知道我是在大运河边上长大的。我的出生地北京东郊双桥农场，有两条漕运河流自京城一路向西穿境而过，北边的河叫通惠河，南边的河曰萧太后河。二○○○年后，我搬到了北京三环边上的坝河，查阅史料得知，这条河也是漕运河流，与通惠河、萧太后河平行，其终结点都是京杭大运河。也就是说，我的命运始终与大运河息息相关。

　　我居住的村子，位于大运河通州张家湾码头到京城广渠门四十里大道的中间路段。听老人讲，在大运河上游的通惠河、萧太后河、坝河先后停止漕运后，这广张大道就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据村志记载，村里人不喜欢种地，家家热衷于做买卖，当时最大的铺户可以有几百亩地几十辆大车雇着上百个伙计。有个有趣的传说，村里的毛驴不用人赶，就能自己往来于广渠门。那穿梭于黄土大道的毛驴运输队，真可说是京东大地上的一道风景哩。

　　《白鹭归来》剧照

　　真实的毛驴运输队我没有亲眼看过。我记事时，黄土大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排洪的河流。这条河流不是很宽，只有到了雨季才暴涨，向东南十几里流入萧太后河。萧太后河朝阳与通州的交汇处，是我姥姥居住的村子，即我母亲的娘家。小时候我记得姥姥家门前不远就是大河，每到国庆前夕，村里人就会组织人捕鱼，那网足有上百米宽，从东拉到西逆水而行，待收网时会有无数的鲢鱼、草鱼在水面上乱蹦，让我们看得兴奋不已。

　　一九八三年我中考失败，没有了上重点高中的希望，只好上了由农场和我们中学联办的畜牧职业高中。我知道，上这个学校，不过是完成了我父母所期盼的毕业后能直接分配到农场工作。可我不这样想，我心里的目标是一定要离开农场。从那年的夏天，我就开始写作小说和诗歌。也就是从那时，我从仅有的文学刊物上，知道在通州大运河边出了个大作家刘绍棠。据说他在上初中时就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等上高中时，他的这篇小说竟然被选入高一的语文课本，想来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于是，在这一年九月开学后，我骑车二十余里，只身到位于通州东关的大运河周游了一遭。那时的大运河，异常平静，没有一朵浪花飞起，可我的内心却由此飞翔起来。

　　一九九九年，我在通州梨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房子距大运河也就五六里地，更为重要的，我还结识了通州当地的作家王梓夫、刘祥、张宝玺、张溪芜、郑建山、孟宪良等人。刘祥在文化馆工作，主编《运河》杂志。这本杂志虽然是内刊，但因其创刊时间长，所刊发的作品大都与大运河有关，很是被通州及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读者喜欢。二○○二年，在王梓夫、张宝玺、刘祥和我的倡议下，决定每年出版一套“运河文库丛书”，得到通州区文联、文化局的支持，迄今已出版十六套，扶持业余作者达一百五十多人。

　　我在通州居住了八年，虽然人在通州，也跟当地结识了很多朋友，但始终没能写出与大运河有关的作品。我知道，我跟大运河还没有真正地在血液里融合。二○○八年，我离开了通州，搬到京城东北三环的西坝河。坝河尽管位于大运河的上游，可这里的人们几乎没有人说自己与大运河有关。仿佛大运河就是大运河，坝河就是坝河。我理解，岁月沧桑，时光不能倒流，既然坝河已经不再承担漕运，今天的人们怎么会把坝河和大运河联系在一起呢？作为致公党北京市文化委的副主任，二○一八年十月，我给致公党北京市委写了一份《关于打通萧太后河、通惠河、坝河融入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历史文化的提案》，核心内容是河流恢复或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历史文化绝不能割断。如果把这三条漕运河流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割断，那大运河将会黯然失色。道理很简单，大运河一路由南北上，绵延一千七百多公里，其终结并不是在通州张家湾，而是金元明清以来的首都北京！

　　近些年，我的写作逐渐落在大运河通州题材上。这并不是说，我对当下的京城生活就不感兴趣。我总觉得，一个写作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土壤，按刘绍棠先生的体会就是“要在家乡打一口深井”。对于家乡、乡土、乡愁、乡情、乡音这些字眼儿，我的内心历来是很纠结的。所谓故乡，一般是指自己和祖辈出生居住的地方。也有的人说，故乡就是埋葬亲人的地方。而对于我，故乡则是既爱又恨还很难割舍的地方。自一九九二年我离开农场调入京城，就很少回去了。虽然我的小说、散文中多次写到农场，可还是有很多的隔膜。若问其个中原因，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二○一七年五月，我跟随朝阳区文联采风团到尚在建设中的萧太后河环境治理指挥部参观，亲眼目睹了我曾经工作过的这条河两岸的惊人变化，使我产生了创作冲动。在这之前，我先后以大运河题材创作了小说《小木梳》《城市的海绵》《殷食人家》等。当下，阅读小说的人不是很多，人们更愿意看直观的作品，如影视、话剧。我过去没有写过话剧，但由于工作关系，这二十年，我看过的话剧、戏曲总该有五六十场吧，对于其创作方法多少也明白一些。我的家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流行评剧，我父亲很小就喜欢唱京剧，对我耳濡目染。我决定写一部话剧，呈现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我自己的戏剧梦，也让拆迁后的乡亲们能亲眼目睹一下曾经的乡愁。

　　我的京味儿散文话剧取名《白鹭归来》。白鹭在这里是一种象征，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呼唤，也是对海外游子回国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呼唤。本剧的亮点在于新农村城市生态环境改造后带来的人性转变，其次是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国际化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剧中以老支书为农民代表，对拆迁费、劳动力安置等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用实际行动对知青林、金牛塑像等文化地标进行保护，这种集体意识、大局意识，体现了富裕起来的当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我这是在以自己的经历见闻，来讲述当代中国新型农民的中国故事。

　　《白鹭归来》的创作并没有像个别记者所写的那样“数易其稿”，而只用了七天就一稿完成了。这是由于，我写的事件、人物都是我所经历的，我在创作时，有意加入了京剧、运河号子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得这个剧有了根有了魂。《白鹭归来》自二○一八年九月十日公演，到今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已经连演了三轮十五场，观众超过一万人次。我记得第一场在世纪剧院演出，一千五百个座位座无虚席，当我看到那些来自萧太后河两岸的乡亲，也就是那些昔日的农民兄弟、姐妹第一次走进大剧场脸上堆满幸福的笑容时，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那一刻，我想到了那条流经千年的大运河，想到了我的最最亲爱的父亲、母亲，假如今天他们也在观众席上，我会大声地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儿子献给你们的最好的礼物！

　　几天前，承蒙《人民交通》杂志的记者采访我，他们让我谈谈我与大运河的缘分。我说，大运河是历史的，这一点无疑是确定的。但大运河又是未来的，我们现在即使还不能让它完整地流动起来，但就所承载的文化和沿线的风土人情已然在悄然复活，而且这种复活在不确定的奔腾中将激发出无限的活力。因为，我们生长在时刻都在不断创造奇迹的新时代！（红 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