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前，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任书土背着椅子早早去操场上占地方，等待晚上的电影。

　　熟悉的操场，欢悦的人群，远处高高的白杨树，还有四周参差嵯峨的楼房，都被夕阳勾勒出金色的轮廓。

　　我们俩痴迷的张望着眼前的一切，无言无语。

　　这就是记忆中离开母校前的最后一个镜头。

　　别梦依稀三十八年。

　　如今回忆，潮水般的往事在脑海里翻涌。但浮上心头的却只有一些碎片。

　　包袱皮儿

　　自小生长在农村，从未出过远门，对大城市既向往又恐惧。考上大学后，母亲倾其所有给准备了一大箱子的生活用品，但日常用的东西却没有个挎包、旅行袋之类的装裹，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既无行囊，也无背囊。母亲就找了一块包袱皮儿，让我带着。

　　那是一块农村手工织造的土布滚边而成的包袱皮儿，白色为底，间以各色的直纹，三尺见方。我们老家叫它“白绺绺布”包袱。

　　我就是背着那个包袱跨进了梦想中的大学。

　　入学后，同学们天南海北聚到一起，意气风发，学习热情高涨，夜自习的教室，座无虚席，还常常有同学通宵学习。校方关心学生身体，就规定九点半关掉教学楼的电源，逼学生睡觉。但不少同学从教室回到宿舍，又在宿舍挑灯夜战。学校就又规定11点宿舍关灯。又有个别学生跑到路灯下继续看书。

　　那时，我算同学中年轻的，精力旺盛，又无家庭负担，就也时不时跑到路灯下继续看完欲罢不能的小说之类读物。路灯下有个水泥台，我就拿着那个包袱皮儿垫在屁股下，正好当垫子。由城市来的同学不识包袱为何物，总喜欢好奇的拿过来端详半天。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到一家废品收购站的旧书堆里淘书，我拿着那个包袱皮儿，同学们淘来的书，一包全兜着了。这一下，使同学们见识了包袱皮儿的威力和实用。再去淘书时，就戏语我，别忘了带那个玩意儿。

　　放假走时，我找几本书刊和随身衣服，包一个小包袱，利利索索离开。假期结束时，我包一个大大的包袱，带来家乡的土产和新换季的衣物。

　　包袱皮儿，一块方布，装东西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方可圆，可硬可软，真是百变魔袋。当初，也有不少同学讥笑我的包袱皮儿“土”，但慢慢的大家对它刮目相看，记住了它，喜欢上了它。

　　大学毕业，我到一个小镇工作，我还是用我那个包袱皮儿包裹着行囊去上班。

　　结婚后，我有了亲戚买给我的旅行包，慢慢就少用那个包袱皮儿了。偶尔看见它，总忍不住拿起凝视一番。搬过几次家，也常记得用它包裹杂物，很好用。

　　如今，那个包袱皮儿，已经不知在哪里了，但有时梦中旅行还会背着它云游四方。

　　和尚班

　　我是78年考上大学的所谓新三届。我的班级是中文专业78二班。全班44个学生清一色的男子汉，一个女孩都没有，号称“和尚班”。

　　那时，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操，全校每个班级的早操队伍里或多或少都有几个穿花衣服的，只有我们班雄赳赳气昂昂一水儿的光头党。

　　我们在校院里，无论到哪里，只要报出中文78二班的字号，别人立马回感叹：啊，和尚班的！看我们的眼神都有点异样，似乎有外星人的感觉。

　　开学不久，学校搞了篮球比赛，我们和尚班的球队打遍全校无敌手，荣获冠军。这一下，我们和尚班不仅仅是闻名全校，而是誉满全校啦。走到哪里，人家都惊叹说，奥，和尚班的。似乎有点艳羡之色。

　　观赛时，我们常常听到别的专业的同学大喊：和尚班，加油!和尚班，好样的！当然，也不乏女生们在场外窃窃私语：瞧，和尚班的，打得真棒！

　　特别是吉剑涛和藏民昌，一个身高一米八三，一个身高一米五八。一高一矮配合得出神入化，成为球场上的黄金组合。他们俩的球星风范，很热人眼，到食堂打饭，炊事员一看，奥，球星啊，哐当就是一勺肉菜。到图书馆借书，奥，你就是那个小机灵神投手，立马拿出稀世版本。尤其是，在公共水龙头洗衣服、洗碗，常有女生主动谦让他们优先，非明有点那个意思。后来一个体育系的女生就和我们的藏民昌频繁来往。最后什么情况，我辈不得而知。

　　鸡倌李

　　我们宿舍最初是11个人的大宿舍，其中有一个同学叫李正解。因家庭出身地主，虽已经三十好几，还没有结婚，也无女朋友。高高胖胖的身板，但常常哈着腰撅着屁股。我们都暗里猜测：可能是在村里因为成分问题挨批斗，久而久之，弯腰撅屁股成了习惯。

　　开学不久，他就从集市上买来几只小鸡饲养。他用一个纸箱子做鸡窝，每天喂食、喂水。天气好的时候，他就把小鸡弄到楼下，让鸡娃在阳光下放风，他自己则拿本书看。晚上，就把纸箱子鸡窝塞到床下。

　　日子一长，鸡娃儿也就慢慢长大了。宿舍内的味道不爽，小鸡的叫闹声也影响大家休息。同学们由暗中愤怒转为公开抗议。

　　李正解就到学校花房和那个养花老头商议，把小鸡转移到那里继续养。后来鸡生蛋、蛋生鸡，收获多少，我们不知，但三年学生生活，加上他不断地谈恋爱，没有见他叫过穷。

　　多年后，我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偶遇了正解同学，他身边有佳丽相伴。他依然是那副憨厚而透点狡猾的样子。

　　奇迹，奇迹

　　班里有个同学叫王正新，高高的个子，很挺拔。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字：酷！浓眉大眼但却拙嘴笨舌。说话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字老重复着说，跟他一起呆的时间长了，我都也快成结巴嘴了。

　　正新同学出身山区，有山里人的厚道和坚韧。学习异常刻苦，成绩也很好。但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是毕业去向，吃的是张口饭。毕业前的实习讲课，是重要一关，过不了关，就毕不了业。他偏偏口吃严重。这可急坏了老师和班长。他的事当时已经成为中文系的大事。

　　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一个同学发现，王正新只要讲方言就结巴，讲普通话就不结巴。这一重大发现，使老师和班长如获至宝。立马制定措施，实习讲课完全用普通话，不许用半句方言。

　　认真备课，熟背讲义，苦练普通话。正新同学下足了功夫。

　　那天正式到一所中学实习上课时，班主任、系主任、教材教法老师都齐刷刷坐到课堂督阵。

　　一堂课45分钟，王正新字正腔圆，顺顺溜溜讲完。下课铃一响，班主任、系主任、老师同学都一拥而上：大喊，奇迹，奇迹！激动地我们系主任都开始结巴啦！

　　那所中学的人很纳闷，这堂课没什么特别啊？为什么你们都大喊奇迹。

　　款爷

　　我们班里有两位已经有了工作又考学来的同学。带着工资上学，在同学眼里就是富人，就是款爷！

　　两位款爷有一位宋克牧就在我的宿舍，我们穷学生就老想打土豪。时不时提醒他，应该仗义疏财，请大家打打牙祭。

　　一次星期天，他终于下狠心准备请我们去下馆子。到了学校旁边的饭馆，他就使劲看黑板上的价目表，一边就自言自语的算小帐。最后，请我们每人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每人花销一毛三分钱。

　　我是第一次喝豆浆，不知道碗里有糖。喝到快完时才发现碗底有一坨白糖，很后悔没有搅动搅动再喝。又舍不得那坨糖，就用油条沾着吃那坨糖。

　　后来，老让我们喝豆浆，大家就抗议，要求他提高标准。他说好好好。但是好吃的没有，连豆浆油条也给断了。直到临毕业前，才大大方方请我们吃了一顿肉丝面。当时的价格，汤面条是两毛钱一碗，干面条是四毛五一碗。那天克牧同学很大方，不用我们说，自己就大喊“要干面的肉丝面”。

　　至今想起那碗肉丝面，还是余香在口。

　　班主任

　　我们和尚班的班主任是许可权老师。秃脑门、大肚子、戴眼镜，一看便知是一肚子学问的大教授。

　　第一次到班里，开门见山地说：我的名字叫许可权，是你们的班主任，我将来就和大家一起管理班里的事情。我教的课程是外国文学。

　　许老师管学生是师长式的而不是家长式，他选好班干部后，就放手让班干部自主管理，很少婆婆妈妈的管具体事。对学习，他就从做学问的方式方法知道引导我们，不管具体的篇章、字词。他教我们要以写作带动读书，这样读的书才是吃透、会用，带着研究问题的目的去读书，用做学问的方式去读书。不要用应付考试或者休闲的方式读书。这些点拨，对我们的学习效率是事半功倍的。

　　许老师讲课，总是提溜一个黑色的塑料提兜，上台后好像也没从里面拿出什么宝贝，就那样悠悠扬扬的拖着长音开讲，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德国的雪莱、歌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美国的马克吐温、海明威，俄罗斯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契科夫……这些遥远的作家的一切，就好象都装在他那个胖胖的肚子里，张口就是一串一串的。

　　他很少手舞足蹈，却常常眉飞色舞。 讲到绘声绘色之时，他的面部表情极端丰富，眼角眉稍都是文学语言的呈现。但仍然稳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课，知识量总是滚滚滔滔的涨满课堂，我们记笔记总是忙得手忙脚乱。下课后，总有饱餐一顿的感觉。

　　我们是师范学校，当然常常研究教学方法。许老师独辟蹊径地搞了一套“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引起学界关注，还去外地交流演讲。他很以此成就而自许，见人就喜欢津津乐道，反而不说自己的外国文学成就了。

　　上课之余，作为班主任，许老师还会经常到教室、宿舍、自习室巡查。他是中医世家，望闻问切都懂一些，那个学生气色不好，舌苔有问题，他都能一眼望川，并及时提醒。有时候还自己动手给学生针灸。

　　我的毕业论文由于涉及文学和绘画两方面的内容，老师们在指导时觉得没有美术的背景，难以定夺。许老师就想方设法联系上他的原在内蒙的同学杜德敏老师，给我指导。当论文经过杜老师指导并推荐到《文科教学》发表时，他深夜赶至宿舍告诉我这一喜讯。

　　离开学校多年，每次见到许老师，他总说在他的教书生涯里，最怀念牵挂的是我们那个和尚班。

　　书记那老头

　　我们的学生宿舍是一个筒子楼，没有厕所水龙头。楼下才有一大排水龙头、水池子。水龙头再向外就是一条路。路的那边，有几间孤零零的瓦房。里面住着一个以老头为首的一家人。

　　每天早晨，我们起床下楼，总可以看见那个老头挥着扫帚打扫校园。起初，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直到有一天开全校大会，这老头高坐主席台，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张秉谦。

　　后来，我们在食堂排队买饭，偶尔也会看到他也来排队买饭，买完饭，就和我们蹲在一起吃饭一起唠嗑，调研食堂到底办得怎么样。他听同学们说晚上熬夜学习，临睡前肚子饿，没有饭吃。他立马布置学生食堂晚上十点加一次夜宵，馒头和面条。

　　毕业分配工作，我们都离开学校。其中我的同宿舍的孙新庄对分配不如意，想改派回老家。就回到学校找管分配的人事处长，人事处长说，我们把你们交给人事局，就无权再过问了，就像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这时，在旁边看报纸的张书记，眼睛从老花镜上边看过去盯着人事处长说，“话不能这样说，嫁出去的姑娘，还是咱的姑娘。学生有困难回来找学校，我们应该帮帮。我们无权管，但可以帮他求情嘛!你就出面找找人事局看看”。后来，这位同学真的就改派成功了！

　　人表—师表

　　教我们古汉语的张人表老师，满头白发而精神矍铄。上课时那湖南味十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龙头甩尾，很有古时贤达的派头。

　　张人表老师，湖南湘潭人士。人表老师本来就是北京大学王力教授的高足，古汉语课教得呱呱叫，学问大大的，同学们是佩服加敬重。

　　人表老师虽然学问大、来头大，却丝毫没有架子，对学生特别循循善诱，耐心细致。那时，我们学习的古汉语课本就是王力先生主编的教材。但张老师却总是不厌其烦的每节课都发给我们他手工刻蜡板印制的课页，结合教材作更细致的补充和讲解。遇到有争论的疑难问题，他总是列举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最后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时，王力先生是这样讲的……”。久而久之，我们学生就知道这是“不是定论的定论”，其实就是他的倾向性意见。后来，我们同学之间只要发生什么争论，弄得脸红脖子粗，就有调皮的同学模仿张老师的语气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时，王力先生是这样讲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人表老师，多才多艺。唱歌很棒，尤其擅长古曲。我曾经听过他吟唱的王维的《阳关三叠》。一唱三叹，声情并茂，感人泪下。我离开学校后，曾经因为撰写王维的诗歌研究论文，写信求教他王维的《阳关三叠》古曲歌词和曲谱。人表老师，很快就回信，并超出我想象的细致，把曲谱、歌词手抄附后，不同版本及争议的地方，都一一标明。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们几位同学发起返校拜节活动。全校只有我们我们中文专业的一拨学生返校拜节，座谈会上，张老师的发言很短，但我看得出他的自豪。散会后，他特意问我最近写什么？有什么问题？并说，离开学校了还是有教无类，有求必应。

　　此后，我工作换了几次，行业、地点几经更改，从事新闻工作、行政工作，涉猎古汉语的很少。求教少。联系也少。来京后，几乎断了联系。

　　后来，得知他离我们而去。我从书柜里翻检出当年张老师刻蜡板印制的课页，看着发黄、发脆的课页。发烫的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一张烟盒纸

　　教我们古典文学的有好几位老师，但朱秉章老师德高望重，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是大课，常常是提前去占座位，才可以有好位置。非中文系的同学也有加塞儿来听的。

　　朱老师满口的洛阳话，讲起汉唐文学，一边吟诵，一边讲解，那洛阳话的古音韵，恰恰暗合汉唐文学的意韵，出神入化。朱老师的课，大气磅礴，要言不烦；知识密集，主线清晰；各种掌故，随手拈来；常常让同学们在会心一笑中领悟许多。课间休息，朱老师身边总还是围着个别求教的学生，那时他已近花甲，我们都心痛他，提议学生让老师休息十分钟吧。

　　一次，我正在撰写一篇文学随笔，想引用“踏花归来马蹄香”等几个典故。下课时，我送他出课堂时趁机问了准确出处，朱老师脱口就说了，但他说完后，又叮咛：我是凭记忆说的，写文章引用还是要再核查一下，不能有误。我就到图书馆去查，可能是不得法，几次查阅都没没查全。我也将就着按他的口授那么完稿了。

　　隔了好长时间，我也忘了此事。一次，我从图书馆到宿舍，同学找我说：朱老师大课你没去，朱老师让我给你捎回来一张纸条。我一看，是一张烟盒纸，上边写着我询问的几个典故的具体出处，书名、编者、出版者、版本、页码，一应俱全。我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后悔自己没去上朱老师的课，惭愧自己没有下功夫去查个水落石出，感激朱老师的诲人不倦和治学严谨。我把那张烟盒纸，作为宝物珍藏起来，用以鞭策自己勤学、严谨、节俭、感恩。

　　离开学校30年。朱老师也已驾鹤西去多年，那张烟盒纸辗转搬家多次已不知夹藏在哪本书里，但“勤学、严谨、节俭、感恩”的教诲，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因你而不同

　　叶鹏老师，是我们的写作课老师。后来教我们马列文论。

　　他曾说：老师一句温馨的叮咛，往往决定着学生的终生奔赴。

　　我的人生就是因叶老师而改变。

　　记得刚入学时，叶老师教我们写作课，我有幸当过一段课代表，得以近距离接触叶老师。除了对他在文学上的博大精深和写作上的才情四溢崇拜外，还知道了他苦难曲折的人生故事。

　　195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叶鹏，已经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在《文汇报》、《文史哲》发表的《论阿Q正传》、《论陶渊明》等文学评论，受到文学界高度关注和好评。风头正劲，却突遭反右运动，他因为反对苏联专家对中国“龙”的美学歪解，而被划定右派。带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他到洛阳孟津一个偏僻山村，教小学四年级算术。沉寂山村，他顽强地坚持学习和写作，不屈地追求文学理想，直至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他才来到高校教书。我们是他进入高校的第一批学生。

　　叶老师精彩的教学孵育了我们那一代如饥似渴的学生；他的特有经历和人格，又感染和拨正着我们的人生航向。

　　那时因为叶鹏老师的个人的人脉关系，我们有幸聆听了元曲大家王季思、红学大家冯其庸、北大名教授王瑶、《雷雨》专家钱谷融、鲁迅专家丁景唐、吴中杰、范伯群、文艺理论大家程代熙等一大批国内顶尖学者的讲座。还见识了姚雪垠、蒋子龙、叶文玲等等当红作家。

　　我们毕业后，叶老师升任学校的校长。但只要我们这拨学生找他，那都是直接闯上门去，“没把村长当干部”。记得有一次，他50岁生日，我们到他家祝寿，要吃饭。但屋子小，人满为患。我们几个，不打招呼，直接就把他家的床给掀翻拆掉。叶老师一看，大叫，你们这是“文革”遗风，造反派作派！逗得大家会心地哈哈大笑。

　　那次祝寿，我写给叶老师一幅不成规矩的对联：风乍起，一叶飘零，浦江水寻寻觅觅，文章一时万口传；雨初霁，混鹏展翅，黄河浪滚滚滔滔，弟子贤者逾三千。他看后，说，基本概括了他的人生轨迹，对最后一句“弟子贤逾三千”很首肯。

　　1986年，我的工作面临重大调整，叶老师知道后，说，不利于我的专业发展。那时他已是名满河南的大校长，可是为了我的工作，他却屈尊到处求人。三拜九叩，打通了许多环节，但原单位不放我走。记得一次，他屈尊到一个管事的人的家里求情，我在车里等候，他回来上车后，一言不发，脸色很不好。我知道结果不好，我很为叶老师难受，他的身份、名气、年龄、脾气，何曾这样低下求人碰钉子？我的心揪得生疼生疼，说，叶老师，咱不求人了，我就听从组织安排吧，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离开洛阳时，叶老师专门把我和夫人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谈过一次话，谆谆教诲我们：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比校园，领导和同事也不是师生关系。多读书，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读书学习。但不要做书呆子，读书是为了干更大更好的事业，不是自我陶醉。

　　正是坚持不辍的读书学习，才使我离开媒体六年后，参加全国公开考试，仍然高中榜首。到北京工作后，叶老师已经退休，它到北京讲学，我去看望他，他总是对着别人说：我的学生，全国公选考试来的大报总编辑。那份沾沾自喜，溢于言表。

　　退休后，叶老师笔耕更勤，收获更多，他给我的增书时在扉页上写了两句诗：读书无他惟求痴，作文有我不是狂。

　　阅览室那杯水

　　学校的阅览室很多，但我最喜欢去的是图书馆旁边的一个专门对教师开放的阅览室。那里的书报杂志多，人少，看书摘抄资料比较安静。

　　管理这个阅览室的是一位白发老头，很瘦弱的样子，但也很有几分书卷气。我本没有资格进去的，一次去找老师有事，谈完后就乘机在那里多呆了一会，一直到剩下我一个人时，那老头也没有赶我走。

　　下班时间到了，我的一篇文章还没有看完。老头和蔼地说，明天再来看，我替你存起来，不让别人看。我很诧异地问，真的？我明天还可以来这里看吗？他笑笑说，可以吧，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追求知识是崇高的事，热爱读书是幸福的事。当时，夕阳透过窗户照射着他，稀疏的白发一丝不苟，白皙的脸孔沧桑而凝重。

　　有了他的特许，我就常常混迹于这个教师阅览室，如饥似渴的读我喜欢的书报杂志，抄我急需的资料卡片。许多资料我找不到，他都说，你说给我，我替你找。他总是手到擒来。

　　天气热了，老师们来看书都常常自带水杯，不少老师的水杯外面还有时髦的编花的杯套。我一个学生偷偷躲在角落里看书，从未喝过水。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看书，忽然，一个水杯子放在了我的案头。我抬起头，看见老头离去的背影。杯子是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不是白开水，而是漂着几朵茉莉茶叶。

　　茶香悠悠地钻进我的鼻孔，我的鼻子不知为什么酸酸的……

　　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校，记忆总是那样细小、琐碎，这些细碎的片段，却是我人生的土壤和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