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读书，不求甚解，总是囫囵吞枣。有时捞起家里一本书，看到书上自己的标注会怀疑自己看过吗？什么时候看的？

　　好购书，不懂珍藏。好似狗熊掰棒子，每次搬家，都要淘汰一批书。

　　但有两本书，是我珍藏了40多年的宝贝，视为传家之宝。

　　这两本书，一本是我一字一字手抄、手写而成；另一本是我一页一页收集的蜡版油印散页联缀成册。

　　先说手抄本。

　　这是一本关于唐代诗人王维的没有名字的白皮书，严格说，是两本，上下两册。开本是十六开大小；纸张是很简陋的低端的白纸；封面是红色油光纸，纸上印过慰问信只好翻过用白色的一面做封面；装订是用农村妇女纳鞋底用的线绳连缀而成。

　　我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中文专业。当时，有一句很豪迈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晚上宿舍熄灯后，同学们的黑灯卧谈，最是海阔天空。许多人都畅谈梦想或者远大志向，要当科学家、文学家、作家、教师、工程师等等。我是听不了几个梦想，就自己先进入梦乡了。

　　我没有梦想和志向。

　　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考学，上大学，就是要当“城里人”，干工作，吃白面馒头，吃肉。至于什么专业，什么家、什么师，离我太遥远。

　　对文学，我几乎是一张白纸。

　　因为白纸一张，所以没有固定概念。学习到唐诗时，老师重点讲李杜，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其他都是一点而过。

　　李白、杜甫的诗，是好，但那时讲解都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来“开刀”，我听得懵懵懂懂，不怎么走心。课余时间，就去图书馆借了全唐诗翻阅。才知道唐诗的海洋有多宽广、有多深遂，才看到唐代诗人的星空有多浩瀚、多璀璨。

　　在璀璨的夜空中不知哪根筋跳动，忽然我就喜欢上王维这颗星，觉得他的诗，特别入耳入脑，合我口味。看得多了，觉得他的诗不是山水田园、诗中有画就可以打发的。他是怎么把诗和画、和音乐、和佛教融合一体？他为什么亦官亦隐、亦诗亦禅？为什么他那首《渭城曲》能千古传唱？为什么《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学诗，要强调从王维入手，方为正途？

　　钻了牛角尖，就闷着头自己到处找资料，想弄个究竟。但对于王维的研究资料当时少得可怜。

　　看了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的《唐诗论丛》，就愣头愣脑写信求教。陈老不嫌弃我这个愣头小子的荒唐和幼稚，竟然还回信说，你可以自己就此几个问题读书研究，并推荐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让我先看看。

　　去新华书店找，没有卖《王右丞集笺注》这本书；我到学校图书馆查，没有这本书；我又到市图书馆查，查到了，但不能带走看。

　　骑着自行车回学校的路上，我开始发愿：从《全唐诗》中，把王维的诗，一首一首抄出来。

　　我找亲戚从印刷厂弄来印书裁割下来的废纸边，自己再裁成十六开大小的纸，拿妈妈纳鞋底的线绳，缀成像书一样的本子。白纸上没有格子，抄书怕歪斜，我又用尺子在一张稍微硬一点的纸张上，画出稿纸模样，衬在白纸下面，映出格子，这样抄写的字，就行直字匀。写完一张，再把格子模板，移到下一张纸下面，如此往复。

　　我借来《全唐诗》有王维诗歌的一百二十五卷，一百二十六卷，开始作业。宿舍、教室、阅览室，只要有空，我就抄一阵子。

　　为了将来批注、补充资料方便，我抄写的时候，每一页周边都留出很大空白。

　　已经不记得抄了多长时间，我抄完了全唐诗里收录王维所有的诗，共计400余首。

　　接着，我又抄写《新唐书》《旧唐书》中，王维的传记。《唐才子传》中，王维的传记，我也顺手抄了。赵殿成先生的“右丞年谱”，我也造表抄写了。顺带也把王维的文章全部抄了，附在本子后面。

　　基础有了，我开始翻阅各种唐诗注释版本，把王维诗的特殊字词，不同差异或者争议，都抄写在那首诗的旁边。

　　查阅抄录注释的同时，我又开始阅读各类诗话、词话、谈艺录、音乐绘画书籍，摘抄关于王维的诗歌、绘画、音乐的分析评论观点。整篇的文章，抄写后单独附在手抄本后面，只言片语，就摘写成纸条，贴在具体那首诗的旁边。这本手抄的书，旁批，眉批，加注，纸条，林林总总，成了老和尚的百衲衣。

　　记得摘抄过此类资料的书有：《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唐诗举要》《唐诗别裁集》《青轩诗辑》《分甘余话》《赢奎髓律》《寒厅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诗品》《历代诗话》《而安诗话》《文心雕龙》《漫堂说诗》《全唐诗说》《师友诗传录》《唐诗品彙》《诗话总龟》《沧浪诗话》《诗薮》《梦溪笔谈》《冷斋夜话》《闲情偶寄》《芥子园画传》《宣和画谱》等。

　　1980年一年的时间，除了学习课程表上的功课，完成考试外，我几乎把所有自学时间，都用来抄写关于王维的这本书或者叫笔记。原来缀好的本子已经抄写满了。我又装订一本同样的书本继续广泛撒网，搜罗有关王维的有价值的研究资料，抄录、摘编、粘贴。

　　知道这件事并支持我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阅览室的管理员，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

　　学校的阅览室很多，但我最喜欢去的是图书馆旁边的一个专门对教师开放的阅览室。那里的书报杂志多，人少，看书摘抄资料比较安静。

　　管理这个阅览室的是一位白发老头，很瘦弱的样子，但也很有几分书卷气。我本没有资格进去的，一次去找老师有事，谈完后就乘机在那里多呆了一会，一直到剩下我一个人时，那老头也没有赶我走。

　　下班时间到了，我的一篇文章还没有看完。老头和蔼地说，明天再来看，我替你存起来，不让别人看。我很诧异地问，真的？我明天还可以来这里看吗？他笑笑说，可以吧，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追求知识是崇高的事，热爱读书是幸福的事。当时，夕阳透过窗户照射着他，稀疏的白发一丝不苟，白皙的脸孔沧桑而凝重。

　　有了他的特许，我就常常混迹于这个教师阅览室，带着我的手抄本，如饥似渴的读我喜欢的书报杂志，抄我急需的资料。许多资料我找不到，他都说，你说给我，我替你找。他总是手到擒来。

　　时间长了，老头看出我在干什么。就开始和我聊天，并说做学问就得这样下笨功夫。书，非借无以读，非抄无以记，非写无以悟。

　　也许老人是从我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对我格外关照。天气热了，老师们来看书都常常自带水杯，不少老师的水杯外面还有时髦的编花的杯套。我一个学生偷偷躲在角落里看书，从未喝过水。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看书，忽然，一个水杯子放在了我的案头。我抬起头，看见老头离去的背影。杯子是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不是白开水，而是漂着几朵茉莉茶叶。

　　茶香悠悠地钻进我的鼻孔，我的鼻子酸酸的……

　　另一个是远在内蒙古一所大学的杜德敏老师。

　　杜老师，出身于洛阳书香门第，自幼棋琴书画无所不通，北师大毕业后抱着诗一般的梦想到内蒙古建设边疆，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一次，杜老师回洛阳探亲，他的同学、我的班主任许可权老师拉他到我们学校搞了个美学专题讲座。我一听，讲得妙趣横生，他好像对诗、对画都通透，就趁着晚上去他下榻的招待所，愣头愣脑地上门求教，并说了自己的想法和手头做的事。杜老师和蔼地和我交谈一会儿，又粗粗看了我写的一篇作业《试论杨朔散文的绘画美》。鼓励我说，基础你已经打下了，方向也对头，只要你能坚持，必会有成果。

　　他走后不久，我的那篇关于杨朔散文的文章，竟然在内蒙古的学术季刊《文科教学》上发表，当他转寄来样刊时，我才知道他的推荐成就了我。从此，我与杜老师结缘，终生受益无穷。

　　也是在他的鼓励下，本来只为吃白面馒头而上大学的我，这时也有了梦想:要做一个研究王维的学者。

　　我雄心勃勃列出计划，写“王维的诗歌与绘画”“王维的诗歌与音乐”“王维的诗歌与佛教”“王维为何亦官亦隐”“王维当时的文坛地位和后世的评价”“王维究竟得罪了谁”“辋川别业与心灵寄托”等，最终写一本《王维评传》。

　　大学毕业时，我的志向是到图书馆工作，可以不用掏钱，就可以看许多书，也方便继续我的手抄王维、研究王维。

　　但是，世上许多事都是因为一个“但是”而改变。我被组织看中，作为定向培养的干部苗子，分配到一个乡政府从事行政工作。

　　我背着行李卷，坐着颠颠簸簸的长途汽车到一个全国贫困县的镇政府报到。一个窑洞住着我们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只有一张三条腿的桌子。

　　这本渗透着心血、寄托着梦想的手抄本，是我随身携带的宝贝。夜深人静时，我会拿出她，细细阅读。别人看见我总在夜里看手抄本书，还以为我在看黄色小说或者什么禁书。从我手里抢过去，又看不明白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说，这个学生娃真球怪！

　　在抄录、学习、积累的基础上，我开始写作。把东找西凑的资料，归类、串联、比较、引申。

　　我把自古以来各种有名的送别诗梳理、比较，试图探究，为什么王维的这首《渭城曲》一枝独秀，传唱千古？从意境优美、感情真挚，语淡情深、雅俗共赏，富有动作、易于演唱，音节舒展、取韵切情，典型概括、高度集中，词曲融洽、珠联璧合六个方面论述分析，形成六千余字，题目叫《三叠阳关唱，千古送别曲》。

　　我寄给远在包头的杜老师，他又一次推荐，发表在内蒙古一家学术期刊。

　　那时，学术型杂志、学报很少，发一篇文章何其难哉。为我连续推荐发表两篇文章，可见杜老师在学术界的德望和对晚生后辈的厚爱。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鼓励推行联产承包，“分田分地真忙”；同时也是计划生育攻坚克难时期，催粮派款，刮宫流产，也是乡村工作的重点难点。我常常参加包村工作组，跟着老同志下乡驻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的铺盖卷里，这本书是必需品。白天在山野游走，我会吟诵“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路树荫里歇息，我会想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到水库工地，我会想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路遇砍柴老翁，我眼前就会蹦出“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夜晚在油灯下，我翻看着这本书，犹如幽会初恋的情人，从中获得许多安慰、滋润和鼓励。

　　后来，到县里工作，到地区工作，到市政府工作，到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每一次搬家，别的东西我不管，但这两册手抄书，我必须亲自单独装袋子，亲自带到新家，再亲自安放到一个妥当地方。

　　工作越来越忙，生活越来越好，到报社工作后，也算是专业地从事文字工作，但我知道，此文字非彼文字，离当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我不奢望研究、写学术文章了，也不再去到处找资料、为这本书增加厚度了。只是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心爱之物，走哪带哪，时不时翻看几页，把玩一阵，自我满足，感觉重温旧梦的美好。偶有所得、所感、所悟，也顺手记在书页的旁边。

　　当然看到新奇的资料，我还会抄写纸条贴或者夹在书里。

　　比如，熟知梵文的陈寅恪教授在清华国学院给研究生讲佛学典籍校勘，曾说，唐人译佛经采取音译，出了很多错误。他举例说，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在梵文中“维”是降伏的意思，“摩诘”则是指恶魔。如此说来，王维就是名降伏，字恶魔了。我觉闻所未闻，就摘录补充在书里。

　　还有，美国人司徒雷登。他是燕京大学创始人，又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1962年病逝于美国。这个正宗的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却在临终时指定自己的葬礼上用王维的名曲《阳关三叠》为他送终。这段轶事我也补充进书里。

　　一次出差到广东新兴县国恩寺，看到王维为禅宗六祖慧能撰写的《六祖能禅师碑》，我也拍照，集纳在书里。

　　纸张本来就不好，我又时常翻看，先是书的脊梁开始出现裂痕、裂口，我用医院用的白胶布裹贴加固，后是书页发脆，翻阅时不慎就会折断，我用透明胶纸粘贴折开的缝隙。

　　2000年女儿考上大学，临行前，妻子特意找出我这本书，对女儿说，这是咱们家的传家宝，你看看，你老爸当年上大学是什么条件，是如何吃苦用功，几十年又是怎么坚持如一。

　　2001年，我只身来北京工作，除了简单的行李，只把这个不是书的“书”，带在身边。其余三大柜子的书，都留在了老房子，后来大多又捐献了。

　　北京的购书、看书条件好多了，我开始重新装备书架，各类书籍琳琅满目，《王右丞集笺注》《王维诗选》《王维诗集注》《人间最美是清秋——王维传》等，我也购买备齐。我到过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但精美的新书，豪华的图书馆，都找不回当年一笔一划边抄边读的求知渴望，也没有我在农村油灯下读这个手抄本的心灵享受。

　　有了百度、谷歌，寻找王维的研究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易如反掌。但对于我来说，只有看这本手抄本，才能进入王维的精神世界和他营造的文学殿堂，过去的所学所思才会一下子活跃起来，所有的知识如闻听“集结号”一般，兴奋地集结起来。

　　后来，写新闻、写公文，遇到卡壳时，百般无奈，坐卧不宁，我就会翻阅这本书，慢慢就会有所顿悟，有所突破，或者文思泉涌，又能继续写下去。

　　工作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我也会一个人静静在书房拿起她翻看，慢慢就会气定神闲、心平如水。

　　2012年，单位的年轻人举办“五四”读书分享会。地点特意选在北京国子监。

　　我小心翼翼地带了这本书，与同事们分享我的读书生活。

　　金屋藏娇多年的手抄书，才第一次公示与人。

　　单位的年轻人，看到她，一是笑话我的行状“如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二是大发感慨：“没有百度的日子，多苦啊！”

　　现场有一名聘来的书评人，见此“一物”，莫名惊诧地看着我，“您是？哪个大学的？”

　　2016年母校建校100周年，有人建议我把这本书捐给学校，我思考再三，还是没有舍得，我怕她离开我后，没有人像我这样真心珍爱她；我更害怕我身边没有她，心里发空，没着没落。

　　今年，全国都在谈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心生感慨，在家又拿起这本书，久久地凝视，许多当年批注的蝇头小字，如今眼睛花得看不真了，只是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虽然发黄发脆犹如美人迟暮，但幽香沉沉，滋味绵长

　　二

　　说完手抄本，再说我的油印本珍藏。

　　这本书倒是有一个明确的名字《古代汉语语法》，有目录，有章节，共计223页。开本也是十六开，纸张也是当时极其普通的白纸。内容是用手工刻蜡版油印而成的，墨色浓淡不匀，字体也好坏不一，其间不乏扭扭歪歪、皱皱巴巴的书页。

　　她原本是一堆老师上课时发的辅助课页，考试完，许多同学就随手扔掉了。我在装订时，找到一张当地政府寄给唐山地震灾区的慰问信，是高质量的油光纸，就一裁两半，作为封面和封底，再用纳鞋底的线绳穿孔绑扎。周边参差不齐，我又找了剃须刀片，找了直尺，沿四边用尺子逼着，用剃须刀片一刀一刀切割整齐。

　　别看这本书其貌不扬，但于我却又特殊价值和别样感情。

　　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是重头课，我上学时我们学校古代汉语课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著名古汉语专家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正是王力先生的亲传弟子张人表老师。

　　张人表老师，湖南湘潭人士，世家子弟。北大上学时，他很受王力先生亲近，毕业后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后来被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扫到山沟里劳动改造。我们入学时他也刚刚从牛棚解放不久。

　　人表老师满头白发而精神矍铄，上课时那湖南味十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昂头甩尾，很有古时贤达的派头。

　　好的教材又加上好的老师，简直就是绝配，同学们都感到很庆幸，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人无分神”，大家伙儿都是卯着劲听课。

　　可是我听了几节课后，觉得吃力，听得半知半解，好像踮着脚尖、伸着脖子、张着手臂也够不着。

　　回想自己从1966年上小学到1976年高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正经读过几天书，现代汉语都还没有学明白，何谈古代汉语？

　　一次课间休息，我走到讲台边，向张老师坦诚我的“够不着、跟不上”的苦闷。他听完后，笑着说：这个情况我已经注意到了，不是你一个人，你们这一拨学生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我正在编写一个适用你们的教材，很快就会转换教材和教法。

　　果然，下次上课时，课代表就在课前给我们每一位同学发了几页油印的课页。

　　上课后，张老师就开门见山地说，王力老师的教材是好教材，但是不适应你们的知识基础，我根据我的经验结合同学们的实际水平，编写一个教材，因为是边写边授课，不能成书，就用蜡纸油印发给你们，我们就按这个由浅入深地学习。

　　此后，每次上课都有新的课页发下来，内容简洁明了，张老师的讲解也循循善诱。我觉得听得进、跟得上，好似摸着了扶梯、踩上了台阶。

　　但也有同学私下议论说，不按教材上课，考试怎么办？还有同学说，把我们当成中学生啦，讲的都是小儿科，哪有什么学术价值？

　　张老师听到这些议论，不为所动，还是坚持按自己的教材教法。

　　他说：教材教法都是为学生设定的，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必须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材的最大特点是针对性、贴近性、适应性，不是越高深越好。你们是师范学生，古代汉语的学习首要是“熟悉工具”而不是“学术探讨”。你们要关注真正“学到手”了什么，而不是你在“学的”是什么。

　　这一番话，我当时并没有完全懂。多年过后，我才知道“真知灼见”不是貌似高深的的东西，而是直入人心的平淡之语！

　　课页越发越多，课页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深。同学们对古代汉语的学习也渐入佳境，非议也都变成佩服和感激。

　　许多有争议的古汉语字、词、句子，乃至于古典名篇的精彩片段，张老师都会做庖丁解牛式的分析比较。遇到有争论的疑难问题，他总是列举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最后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时，王力先生是这样讲的……”。

　　久而久之，同学们就知道这是“不是定论的定论”，其实就是他的倾向性意见。

　　后来，我们同学之间只要发生什么争论，弄得脸红脖子粗，就有调皮的同学模仿张老师的语气说：“对于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北大读书时，王力先生是这样讲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油印的课页总有印的不准确、不清楚、不干净的，上课时我们再根据张老师的讲解补充、校正。记得有一次发到我手里的课页，几乎就是一团乱麻，所有字都是重影。我只好就着旁边的同学的课页一个字一个字地描写。

　　到复习考试时，张老师给我们发了教材的大纲、目录，还把知识点梳理总结，列成一个个表格，纲举目张，使所学知识成为一个脉络清晰的体系。

　　复习期间的反复阅读和记忆，使我对这些课页理解更深，更体会到它包含的适应性和贴近性。正是这些散发着油墨味道的课页，让我从一个看不懂古文的憨孩子，变成可以顺利阅读古典文学的学生，偶尔还能模仿着写几句“之乎者也”的文言文。

　　考试过后，我把所有的课页整理成册，几页不清楚、不干净的，我找同学们调换。

　　装订成书后，我竟然对她已经爱不释手。本想让张老师签名留念，但去了几次他办公室都没有见着他。

　　毕业离校时，一个小的聚会，张人表老师为我们唱了一首古曲《阳关三叠》，一唱三叹，声情并茂，他那份真情伴着美妙的歌声，感染得我们都落泪了。同学们窃窃私语：他那么好的学问和才情，不用于写论文发表博得名气，而是醉心于编写这个被人诟病的油印课页，真可惜了。

　　听了同学们的议论，我更掂量出这本油印册子的分量和背后的道德文章。

　　离开学校后，我撰写王维的诗歌研究论文。张老师送别我们时演唱的《阳关三叠》情景立马浮现在我眼前，我第一个选题就是《渭城曲》到《阳关三叠》的演变及其传唱。

　　为此，我还写信求教他王维的《阳关三叠》古曲歌词和曲谱。人表老师，很快就回信，并以超出我想象的细致，把曲谱、歌词手抄附后，不同版本及争议的地方，都一一标明。

　　走上社会，在工作岗位上常常遇到古典文献，业余学习也喜欢看一些古代文史书籍。遇到疑难，我总会第一个想到这本书，它好像一把金钥匙，总能打开我前进路上的难关，搬开拦路虎。有时，同事们问我这么快就弄明白疑难问题，有何法宝，我笑说我有“葵花宝典”啊。

　　有一段时间，我在宣传部门工作。刻蜡版油印材料是日常最频繁的苦活，也是一项技术活，部门里只有一个四川老太太会干这个，实在忙不过来。领导看我年轻，就要我也刻蜡版油印工作简报。我此前从未干过这个活儿，从哪学起？我忽然想起我的“葵华宝典”，我立马翻开这本油印书，观摩学习字体、字划、字距、行距、笔划轻重、油墨浓淡、天大地小等，照猫画虎地干得有模有样。那位老同志看到我刻的蜡版，很惊叹：“没想到哇，你个龟儿子还藏着这一手，为啥子不早点出手帮帮我？把老子累个半死！”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们几位同学发起返校拜节活动。全校只有我们中文专业的一拨学生返校拜节，在校内师生中引起轰动。座谈会上，张人表老师的发言很短，但我看得出他的自豪和隐隐然的得意。

　　散会后，张老师特意问我最近写什么？有什么问题？并说，即使你离开学校了我还是有教无类、有求必应。我谈到我是如何把他那些油印的课页装订保存，如何时常利用它解决难题，他夸张地瞪大双眼做“愕然状”：“竟然有人保存这个？我自己都没有这个了，它真的有用吗？”我也向他汇报了当年学生们的议论：“那么大的学问只是用来编这个油印册子可惜了，应该有学术著作才对。”他听后哈哈大笑，“我的著作就是你们这些成才的学生！”

　　此后，我工作换了几次，行业、地点几经更改，求教少，联系也少。来京后，几乎断了联系。

　　后来，一位留校的同学来京，我才得知张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从书柜里翻拣出这本书，看着发黄、发脆的课页，耳边时隐时现地响起张老师那湘味浓郁的普通话，他唱给我们的《阳关三叠》这时也回响在我的心头，我找出当年他写给我的《阳关三叠》的词曲和古琴谱，凝视着，发烫的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现在有了网络搜索查询，各类古代汉语的专业网站解决疑难问题更便捷，这本书的工具作用已经淡化，但他的哲学意义和精神传承，却随着我的阅历增加和读书渐多越来越凸显，乃至于成为我的圣经。

　　当年张老师说的“熟悉工具”而不是“探讨学术”；看你“学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学的”什么；还有他说的“针对性、适用性、贴近性”等，这些当时半懂未懂的话，如今回味，振聋发聩，使我触类旁通，悟通了许多人生课题，也使我从中学会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研究工作、写作公文、会议讲话时，我都下意识地考虑是否有针对性？是否有贴近性？是否有适用性？力求像张老师这本书那样：盯住人，抓住心，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

　　在与人交往中，遇到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人淡如菊的人，我会天然亲近，引为同类，视为知己；遇到口吐莲花、高谈阔论的人，则唯唯而退，本能地敬而远之。

　　有了一官半职后，我时时会想到张老师的那句话：我的著作就是你们这些成才的学生，力图像他那样倾心培育青年职工，并总结了“选苗子、定位子、压担子、搭台子、扶梯子”的心得。

　　对亲朋好友的子弟，我也常常好为人师。一位朋友的女儿擅弹古琴，一次她在弹奏《阳关三叠》，我就随口跟唱了几句，她很诧异问我“你怎么会唱这个古曲？”我拿出当年发表的文章给她看，帮她更全面理解这首古曲。她很吃惊，说一首只有四句的诗歌，你竟然写出六千字，这么多资料怎么弄来的？那时候没有百度吧？我跟她讲了张老师和这本书的故事，听完后她沉默了许久。

　　2019年10月，我参观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看到许多珍藏已久的古版书，尤以宋代刻版为经典。展出中有《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是宋咸淳廖莹中世綵堂刻本，刊刻精美，被誉为神品。还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是范家世代相传的北宋钦宗以前刻本，弥足珍贵。看着林林总总的稀世珍品，我曾闪念遐想：“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蜡版油印是何物，我那珍藏的油印书，假以时日，没准儿也就成为典籍了”。

　　一本手抄本，一本油印本，这两本书，是我所有的书籍里最不起眼的丑小鸭，但却是我最疼爱的心肝儿宝贝，40年我爱若珍宝，形影不离。

　　她们俩，是我大学生活的历史见证，又是伴随我成长成熟的重要支柱。她们俩，好似扎进泥土中的老树根，滋养了我枝繁叶茂的知识体系；她们俩，就像两条裹满泥巴的粗腿，让我脚踏大地，行稳致远；她们俩，犹如催动我起航的风帆，让我冲过多少急流险滩。

　　我常想：如果没有她们俩的陪伴，我的人生又将是个什么样？

　　（完）

　　补：写完此文，心生感慨，凑成打油诗一首。

　　一梦不醒痴到今

　　谁说书香不醉人。

　　集腋嫌少裘未成，

　　积沙无多塔基深。

　　渐行渐远频回望，

　　越走越累情更真。

　　满目沧桑徐娘老，

　　馨如幽兰香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