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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自古都是“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走仕途“兼济天下”是主流价值观,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途。
唐代是诗的时代,全民崇尚诗歌,朝廷科举,也开创以诗取士的先河。不会写几句诗,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没听说过诗歌,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大唐子民。
书读的好,诗写的好,能考中进士,可以当官,但未必能当好官。时也,势也,命也,运也,才也,遇也。李广难封,冯唐易老,造化弄人,英雄气短,自古屡见不鲜。
王维一生三次入仕,两次辞职,一次被俘,可谓跌宕起伏。有人形容他一生的仕途是:青年时顺风顺水,中年时穷山恶水,老年时沉溺山水。
一跌跟头八年多
唐开元三年,王维十七岁,离开家乡河东的蒲州(现在的山西永济)闯荡长安,成为“京漂一组”。凭借诗歌、绘画、音乐多才多艺赢得京城知识界和王公贵族的热捧,一时风头无二,誉满京华。
开元七年,二十一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举解头;开元九年,二十三岁的王维一举考中进士,还拿了状元。朝廷量才使用,任命王维为太乐丞,也就是皇家乐队队长。
作为状元郎,安排这个职位,虽不算位高权重,但却是非常适合王维的角色,刚好发挥他艺术长才,用现代语汇说,就是“人岗高度匹配”。况且,这是个专门侍候皇上的职位,算是近臣;天天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的工作,也很高雅体面。
少年得意,风光无限,一切顺风顺水。
皇家乐队,人才荟萃,但也是“水深王八多”的地方。年轻的太乐丞新官上任,哪知道山高水深?本想大展拳脚,烧上三把火,不料,一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惹恼了圣上唐玄宗,使王维跌了大跟头: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
二月中举,三月上任,七月被贬。春花秋落,这太乐丞的椅子,屁股还没坐热乎,满脑子的理想还没来得及实现,就折了!
这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史书语焉不详。只有《集异记》里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
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在其所著《唐诗论丛》里指出:唐有“五方狮子舞”,为天子享宴之乐,“五方狮”即青、赤、黄、白、黑五色狮子,伶人所舞黄狮子,只是其中之一,王维或以为不逾制,不料竟以此获罪。
《王维传》的作者毕宝魁写的是:岐王设宴,酒醉后点名要看“黄狮子舞”,王维虽觉不妥,但在座有他的顶头上司太乐令刘贶点头,他也不敢出头阻拦,结果受连累。
黄狮子舞,是专门为皇帝定制的,任何人不得随便演出和观看。这个规矩我想王维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此前他已经在长安王公贵族之间游走多时,尤其是岐王、宁王、薛王、玉真公主与他交情很好,这些皇家礼仪他不会不知道。
王维是个头脑清醒、做事理性、性格偏于淡定的人,不会激动起来头脑发热,他考中状元也没有留下“一日看遍长安花”之类得意忘形的诗句,尤其是他此前敢在宁王面前写《息夫人》,劝谏放走那个卖饼的美夫人,那么岐王要看“黄狮子舞”,这样的僭越行为,他身为太乐丞,职责所在,不会不劝阻。
我看这个事件,不是被人算计,就是被手下“高级黑”了。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新官到任,例行公事,要听取各个部门汇报,掌握情况。年轻的太乐丞到任,总有不服气的老江湖心里犯酸,就给他摆台阶、出难题甚至设套。几个老油子先以“要向新官汇报演出为名”“操练起来”,然后背地里再让人举报“有人擅自舞黄狮子”“事关僭越”。
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新科状元到乐队当队长,演艺人员都想露一手绝活给新领导当“见面礼”,博得好感。舞黄狮子的伶人,自认为这是自家绝活,只是内部汇报演出,不算违规。于是就暗地里操练起来,准备给新领导展示一下。不料,被人举报,王维躺着中枪。
总之,皇帝大怒,严加追究,王维中招,自认倒霉。
有一些研究者分析,说这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可大可小,王维是状元,又有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这些人当后台,只要解释清楚,或者求他们出面讲情,不至于处理这么重。
其实,这是不了解此事的蹊跷和唐玄宗的心思。唐玄宗是靠政变成功把自己老爸推上皇位,又迫使老爸退位让贤于自己。自己走过的路,生怕别人效仿。再加上与王维交好的宁王本就是太子,是迫于无奈让位给自己的,哪能不防?
所以,这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就戳痛了唐玄宗的心思,也引发了唐玄宗对几个王公的猜忌。岐王、宁王、薛王,已经背上暗中支持、居心叵测的黑锅,哪还敢再为王维说情?
如果王维毫无背景,就是一介屁民,也许唐玄宗还会体谅“年轻人没经验”,从轻责罚,但正因为他与这些王公贵族过从甚密,才更应“敲山震虎”。
史书的语焉不详,正是因为这些曲折隐晦没法说。
王维懵了一阵后,也想明白了。写了一首诗,卷铺盖走人:
微官易得罪,
谪去济川阴。
执政方持法,
明君无此心。
闾阎河润上,
井邑海云深。
纵有归来日,
多愁年鬓侵。
这首诗的题目,《全唐诗》《河岳英灵集》,用的是《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今人选本多用《被出济州》为题。诗里写道:我这样的小官吏,莫名其妙就获罪了,被贬到济水南侧的济州。执法者是按规矩办事,皇帝也没有责罚自己的意思。济州这个地方城墙临近黄河,街巷又靠近海边。纵然有一天我归来长安,恐怕年纪也大了,鬓角也似霜染一样。
好似无怨无悔,实在“一肚子委屈”,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里说:“明君”句,亦周旋,亦感愤。
唐时的济州,治所在卢县,也就是现在山东仕平西南,下辖卢县、平阴、阳谷、东阿、长清五个县。王维就任的这个司库参军,就是个管仓库的头儿,具体就是管理仓廪、庖厨、财务、市廛等。
一个才华出众的状元郎,一个名满京城的文艺青年,一个曾经穿着锦绣礼服,带着白手套,在皇宫里组织高雅盛大演出的音乐天才,如今到偏远地方去看管仓库,这个反差,简直就是“垂直打击”。
地方官场虽不比朝廷复杂,但却是阵线分明、利益直接,王维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不站队、不贪利、不抢功,工作之余,看山看水访乡贤,写了不少山野贤士的诗歌,如《崔录事》《成文学》《郑霍二山人》《济州过赵叟家宴》等。
期间,也有好友、洛阳才子祖咏路过看望,使王维大受感动,先后写了《赠祖三咏》《喜祖三至留宿》《齐州送祖三》三首诗。
最难风雨故人来,情到深处诗自成,王维在诗中掏心掏肺诉衷肠:“结交二十年,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不枉故人驾,平生多掩扉。行人返深巷,积雪带余辉。早岁同袍者,高车何处归。”“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
清人冒春荣赞曰,“诗以自然为工,工巧次之。王维《终南别业》《喜祖三至留宿》,此皆不事工巧极自然者也。”
熬到了三年秩满,王维等着朝廷召回。谁知道自己早被皇帝和吏部大员们忘记了,济州刺史看王维清高自矜不肯攀附自己,当然也懒得向上面汇报。王维只好在这里干瞪眼。
好在济州刺史换人,来了个裴耀卿。裴耀卿也是天才少年,曾在长安县任职,知道王维的才名远扬,到任后与王维很投缘。恰逢皇帝要到泰山封禅,王维又是管理仓库物资的官员,裴刺史很倚重王维,王司库也“士为知己者勤”,规划路线、设定库点、储备物资、组织配送、严把质量、突出特色,忙得四脚朝天。
唐玄宗封禅结束,对宰相张说品评沿途各地接待工作,夸奖济州招待最妥帖、组织最有序、也最少扰民。
皇帝夸奖,刺史光鲜,王维也算“与有荣焉”。
不久裴耀卿调离,又来了个刺史,与王维不是一路人,谁看谁都不顺眼。王维感到窒息,五年的苦熬看不到光明。思考再三,写了一封辞书,挂冠而去,脱离官场,自由闲居。
路过汜水,快到洛阳时,王维百感交集,吟诗一首:
广武城边逢暮春,
汶阳归客泪沾巾。
落花寂寂啼山鸟,
杨柳青青度水人。
这首诗题为《寒食汜上作》,诗中所写的广武城,位于郑州荥阳县西;汜水源出郑州巩县,流经荥阳而入黄河;因为作者辞官的济州在汶水之北,故作者自称“汶阳归客”。落花寂寂,杨柳青青,沉寂五年,孑然西归,闻鸟啼而泪沾巾,望洛阳而心感伤。
顾璘、谢榛对此首诗赞扬有加,顾璘说“此对结体,最要意尽,否则,半截诗矣。”谢榛说:王摩诘“广武城边逢暮春……”与“渭城朝雨”一篇,皆风人之绝响也。
好诗都是心中泪,从此三年成草民。王维辞职后,从洛阳,到长安,又到淇上。
开元十五年,二十九岁的王维结婚了,本来想以“爱情和家庭”温暖自己官场失意的落寞,不料结婚一年,爱妻亡故。此后,终生未娶。
官场失意、情场伤心,王维孤身一人四处游荡,成为草野之人。
未敢翻身又碰头
唐开元二十九年,离开朝廷八年后,王维又回到京城。
此时京城文艺界已经淡忘了他这个文坛宿将、过气明星;早年亲善他的王公贵族,也各怀心思,不再争相拂席待为上宾了;官场故交,也都忙着追求上进,无暇念这个“旧僚”。
只有自己的亲弟弟王缙,此时正在武部任员外郎,积极为哥哥奔走,找到宰相张说通融。张说是个礼贤下士的贤相,又素知王维才名、声望,就推荐王维到集贤院下属的秘书监担任校书郎。
集贤院是个清水衙门,主要是搜集、整理、校勘图书,撰写修订历史。校书郎是个正九品的小吏,具体从事文字工作,事不多,权没有,无压力,有保障。
在这里,王维结识了他的知音和恩公张九龄。张九龄当时从桂州都督调京不久,刚好担任集贤院副知院事兼秘书少监,是王维的顶头上司。
张九龄是诗人,也是政治家,文采风度、胸怀气度,无论在士林,还是在官场,都是有口皆碑。对王维的才名、人品,张九龄也早有耳闻,俩人一见如故,关系相处融洽,很快就“亦师亦友”。王维重燃希望,打算在张九龄的领导下好好干。
可是时间不常,张九龄母亲病危,回乡探视,接着母亲去世,在家丁忧。
张九龄的离开,使无所事事的王维,心里空落落的。
此时,好朋友孟浩然来办公室拜望,相谈甚欢。不料,唐玄宗闲逛到集贤院,王维慌忙让孟浩然躲到屏风后面,自己迎接圣驾。
谁知唐玄宗毕竟是英明君主,看见桌上放着两杯茶,就问王维:有客人?王维只好老实交代:朋友孟浩然来访,因为没有身份,躲避于屏风后。唐玄宗倒也大方,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朕早闻孟浩然诗名,就是那个“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很有气势嘛,出来见见吧。孟浩然慌忙出来跪拜皇上,唐玄宗就问起最近有什么新作,孟浩然情急之下,也没有多想,就说昨日刚成一首,唐玄宗让“诵来听听”。
孟浩然摇头晃脑吟诵:
北阙休上书,
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
……
听到这里,唐玄宗打断说,“卿不求仕,朕也没有弃卿,奈何诬我?”
孟浩然这才意识到选错了诗,碰了钉子。急忙解释,也无济于事。唐玄宗拉着脸走了。
本是天赐良机,却被孟浩然自己演砸了,孟浩然只好离京回乡。
王维写了一首《送孟六归襄阳》,劝他“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孟浩然也写了一首《留别王维》,感叹“当路虽相假、知音世所稀”。
八年前那场“伶人舞黄狮子”的旧案,已经让王维吃尽苦头,至今余悸犹在。这次违规在办公室接待私人朋友,又碰上皇上驾临,孟浩然又慌中出错,拂逆了圣意,惹得唐玄宗扫兴而去。王维心里好似灌铅一样沉重,与其再次被贬谪滚蛋,还不如趁早辞职走人。这样至少不会连累别人。
二次入仕,在校书郎位置上仅仅干了一年,王维又辞官闲居。
关于孟浩然这一段偶遇皇帝的“轶事”,有各种版本流传,有的是孟浩然去见宰相张说,有的说是去见宰相张九龄,有说是去见王维。我觉得张说、张九龄属于朝廷高官,在衙署私自见面几乎不可能。在集贤院这个闲散衙门私见王维,合乎身份地位,合乎私人关系,合乎情理逻辑。
命运多舛,何以解忧?寄情山水,诗情画意。
辞官后,王维游览了华山,写下了气势磅礴的长诗《华岳》;登顶终南山太乙峰,写了千古名篇《终南山》,“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让无数诗人竞折腰。
游完长安附近山水,王维又西出咸阳,过太白山,经大散关,走黄泥岭、黄花川、褒谷、斜谷、子午谷到达剑阁,再沿西南方向穿绵州、汉州,到达益州。一路写诗、画画,精品连连。留存的诗以《晓行巴峡》最为脍炙人口,“晴江一浣女,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把巴峡山光水色描摹得悦动眼前。宋代《宣和画谱》记载,有王维七幅《剑阁图》、四幅《蜀道图》,构图气象万千,笔墨疏阔精湛,尤其是独创的“皴搽点染”笔墨技法,惊艳时人,传承到今。可惜这些画都失传了。
次年暮春,王维又从重庆沿长江而下,来到荆州地界,拜望老朋友孟浩然。两个倒霉蛋,回忆偶遇唐玄宗的种种狼狈,相互打趣自嘲。
王维还特地为孟浩然画了一幅肖像,并在画上写了一段落款:维尝见孟公吟曰“日暮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挂席数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余因美其风调,至所舍,图于素轴。
这幅肖像画在唐代很有名,被许多画师争相临摹。只是如今原作已经看不到了,孟浩然的原诗也看不到全貌,只有王维题款里这几句“遗珠”。
幸遇恩公再回朝
从开元十八年去官,四处游历,一直到开元二十二年,王维才回到东都洛阳。
那年关中大灾,皇帝东巡洛阳,文武大臣都跟随到洛阳办公。
这时,赏识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张九龄和裴耀卿,都已入朝为相,执掌朝廷大权。朝廷政治面貌也焕然一新,大有励精图治的意思。
王维感到“端坐耻圣明”,入仕为官求功名、匡扶社稷济苍生的梦想再次复燃,他写了一首《上张令公》的诗给张九龄,投石问路:
珥笔趋丹陛,
垂珰上玉除。
步檐青锁闼,
方幰画轮车。
市阅千金字,
朝闻五色书。
致君光帝典,
荐士满公车。
伏奏回金驾,
横经重石渠。
从兹罢角抵,
希复幸储胥。
天统知尧后,
王章笑鲁初。
匈奴遥俯伏,
汉相俨簪裾。
贾生非不遇,
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
言《诗》或起予。
尝从大夫后,
何惜隶人余。
诗是敲门砖,前十六句用各种典故,绕着弯夸奖张九龄政绩卓著、任人唯贤,夸他执政有方、风度俨然、大国外交、威伏四方。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分寸。后六句才开始委婉求推荐:“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最后表态:“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如果起用我,不挑拣岗位,不在乎官阶,就想跟着您老干一番事业。
求职的诗,写的不卑不亢:你是个贤明公道、令我尊敬的人,受您的感召,我愿意跟着您出力干事,不计较职位。
投递了求职诗,王维又开始去洛阳附近登封的嵩山,与好朋友李颀、卢象相聚。几个人诗酒田园,风轻云淡,写了不少唱和诗。王维写了一首《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
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
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
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
归来且闭关。
写自己悠闲的心态,归隐的心思,但荒城古渡、落日秋山的情景描写,又透出伤感和沉郁。“归来且闭关”,一个“且”字,很值得玩味,透出王维此时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的心理隐秘。
开元二十三年三月,张九龄举荐王维担任右拾遗。王维离开嵩山,赶往洛阳上任,第三次回到朝堂。
右拾遗隶属中书省,级别是从八品上,掌管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算是级别不高、位置重要的官职。回想过去自己第一次从政担任太乐丞,第二次从政担任校书郎,都是技术性的“吏”,这次进入权力中枢,才算是真正参与政治的“官”。
欣喜的王维,踌躇满志,一定不负韶华、不负恩公。提笔又写一诗,感谢张九龄的推荐提拔。这时张九龄已经晋封为始兴县伯,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所以诗的题目就是《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
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
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
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
守仁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
安问党与仇。
所不卖公器,
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
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
曲私非所求。
这首表达感谢的诗,写的很特别,几乎不像是王维的风格,也几乎看不出感激涕零的意思。
开头四句很突兀,“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我宁愿清贫淡泊,做乡野草民,也不肯为一官半职奴颜屈膝巴结权贵。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这不是求人当官还拉硬屎吗?
接着四句,更进一步自我表白:“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我虽然是个凡夫俗子,才能一般,但我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宁肯一辈子不当官,我也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能丧失人格。这是求人办事吗?这是感谢的样子吗?
我估计要是唐玄宗听孟浩然吟诗,听到这里,早就拍桌子了。
但王维笔锋一转,开始赞美张九龄并甘愿为其所用,“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听大家都说您老先生是大君子,用人唯贤,不结党营私,所有行为和谋划都是为了苍生社稷。赞扬人,这个高度,这个境界,才真正是在夸奖一个贤明的宰相,而不是我自家的恩公。
夸赞过后,就要表态输诚,“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我弱弱地问您,我这样的可以做您的下属吗?感激您秉公举荐我,偏私也不是我的所求。
最后这四句,有自谦、恭敬、感恩,又有知音、知遇、报答,更有彼此默契相守的气节、操守、境界、品行。
全诗写的光明磊落,气韵轩昂,体现了献诗者与被献者相互之间的高风亮节和高度默契。但读起来又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开始读的人心惊肉跳,中间读的人心花怒放,结尾又读的人击节叹赏。
干谒诗,在唐代很盛行,写诗求人,写诗谢恩,很正常,杜甫留存下来的干谒诗就有二十多首。但像这样纯用议论、剑走偏锋的绝无少有。
我猜想,如果不是熟知张九龄的品行操守,王维也断不敢出此“险招”。
据说,张九龄看到这首诗,很惊喜,直夸王维真是人才,对“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反复吟诵,说“这是对我的褒奖,也是鼓励啊!”
王维在洛阳兴高采烈地干了七个月右拾遗,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在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手下当差,心情舒畅。
这年十月,唐玄宗回西京长安,文武百官又扈从回京办公。王维第三次踏进皇城,张开腾飞的翅膀。
十一月,风云突变,唐玄宗、武惠妃、李林甫、太子的错综复杂纠葛,使屡屡犯颜直谏的张九龄、裴耀卿,一起被罢相,李林甫当了宰相。
王维又一次面临命运的十字路口。
朝堂也是隐居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张九龄的罢相,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上(指唐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绒、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可以说张九龄的罢相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唐玄宗从英明君主转为昏君的转折。自此,他把自己一手缔造的盛唐毁掉了。
就说那个后来毁掉盛唐的安禄山,还没成气候时,张九龄就认为他是个乱臣贼子,对裴耀卿说,将来作乱者,必然是这个“杂胡”。开元二十四年,刚好安禄山违犯军令被他的上司张守珪逮住,报送朝廷处治,张九龄批示“斩首”,只可惜唐玄宗骄傲自大,为示皇恩,释放了安禄山。
安史乱起,唐玄宗才知道后悔药买不到了。
对于王维来说,张九龄的罢相,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人格上失去了偶像、诗文上失去了知音。更主要的是他对唐王朝的开明政治产生幻灭感。
王维研究权威、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曾说,“王维的干谒张九龄,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个人的投靠,实际上他是作为张九龄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而要求参加工作的”。
上天给了王维满腹才华、一身正气,但却没有给他命运的公平。
状元及第当太乐丞不到半年就被贬出京城。
担任校书郎一年又因故去职。
这次好不容易进了中书省,才七个多月,就又遇到政治靠山倒台,面临被清算的尴尬。
王维又一次萌发挂冠而去,退隐山林的念头。
他拜见恩公张九龄,汇报思想。张九龄是老道的政治家,他知道王维这类人,自持有才,自诩清高,不屑于与奸佞小人为伍,但也有软弱不敢斗争、不会斗争的缺点。一遭官场挫折,就消沉,一遇不喜欢的人,就逃避。退隐山林,就是逃避和掩饰。他说,你辞职走人,刚好给人以口实,说你我是同党。况且,人家巴不得你主动腾位呢,好人多占一个位置,坏人就少一份力量。大隐隐于朝,小隐于山林,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懂。
受此教诲,王维打消了归隐山林的念头,开启了“亦官亦隐新模式”。一边如履薄冰地在朝堂上当他的右拾遗,一边倾心佛教,焚香参禅。看他诗文唱和最多、来往密切的朋友圈,就知道他的心思已转到禅宗。
这一年,王维的恩公张九龄又一次遭贬,离开京城到荆州任长史。
张九龄走后,王维人都好像被掏空一样。
王维写了一首《寄荆州张丞相》的诗,表达自己的思念、感恩和尊崇。
这首诗的题目,就很扎眼,很勇敢。当时李林甫大权独揽,朝政黑暗,监察御史周子谅犯颜直谏,被当廷杖责而死,满朝文武都“容身自保,无复直言”。血雨腥风之下,王维还敢直接称罢了官的张九龄为丞相,这样几乎接近明目张胆的叫板,可见王维这个文弱书生很有几根脊梁骨。
所思竟何在?
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
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
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雁,
何由寄一言。
我怅望着荆门,思念远方的恩公,举世无知音,也只有您赏识信任我,我会终生报答您的恩情,您离开京城后,我也正打算学习农桑、终老田园,目送南飞的大雁,我一肚子的思念竟不能带走一言。
王维名气大,交游广,他认识的人很多,认识他的人更多,但他在诗里却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这让当权的政敌知道不是恨得牙痒痒?
这首诗与其说是怀人相思之诗,不如说是政治宣言之诗,全诗透着着勇敢和无畏、忠诚和深情,字里行间有人格的光芒在闪烁。
张九龄收到这首诗,回诗一首《答王维》:
荆门怜野雁,
湘水断飞鸿。
知己如相忆,
南湖一片风。
人生知己,斯世同怀。君子相交,一片清风。
两首诗,两座丰碑,一段佳话。
亦官亦隐二十年
朝堂政治气氛压抑、窒息,他不肯同流合污,又不能拂袖而去。王维逮住机会就出差,一有空闲就参禅,以此来散散心、透透气。
开元二十五年秋,王维主动报名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凉州,为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做判官。
辽阔的西部边疆,给了王维一个新的天地,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气写了一系列边塞诗,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神来之笔,就诞生于这次塞外之行,《使至塞上》《出塞作》《从军行》《老将行》《陇西行》《陇头吟》等边塞诗一时风行,让文坛震惊,使诗歌圈子的人刮目相看,想不到一直以“佛系”示人的高人王维,竟写出如此慷慨、酣畅、硬朗的边塞诗。
边疆之行,也让王维和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建立深厚友谊,崔希逸死后,王维为崔的夫人李氏写了一篇《西方变画赞并序》,为李氏父亲超度亡灵、追祝冥福;还为崔希逸第十五女落发为尼撰写《赞佛文》。
开元二十八年,王维以监察御史兼补选使的身份又到桂州出差:“知南选”。
桂州,就是现在的桂林。知南选,是个什么差事?唐代选拔官吏最初都是全国集中到京城统一选拔,后来觉得这样路途太远、劳民伤财,就逐步改为长安、洛阳、桂州三个地方,划区分别选拔。主考官都是五品以上的大员,王维就是个监督视察的角色。
这一路往返,王维写了不少山水诗,有名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就是写于这个时期。
中途他跋山涉水兴冲冲地拜访两个至亲好友,得到的都是噩耗。
一个是张九龄,自己的政治偶像、人生知己、仕途恩公,病亡,六十八岁;一个是孟浩然,被人“王孟并称”的文章知音,盛唐山水田园诗歌顶梁柱,早前因为朋友来了猛喝酒,引发旧病而亡,五十一岁。
王维悲痛不已,写了《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
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
江山空蔡州。
我推测,以王维和张九龄的关系和情谊,还应该有哭张九龄的诗,只是王维的诗在唐代宗时,就“十不存一”,可能失传不见了。
不过这次南行也有意外收获,他在南阳遇到禅宗的神会大师,相谈甚欢,神会大师特意邀请王维为禅宗六祖慧能撰写碑文。这个碑文刻碑后一直立于广东云浮市新兴县国恩寺内,今天还保存完好。
知南选回京后,唐天宝元年,王维升任门下省的左补阙,升了官的王维,好像没有鼓足干劲,而是开始购置辋川别业,编织自己的田园梦境。不知是更洒脱了,还是更消沉了。
天宝五年,从榆林、新泰出差回来后,王维改任侍御史,迁库部员外,此时,他一个好朋友苑咸正在宰相李林甫身边当秘书,是李宰相的红人,看他天天不思进取,放着自己这层关系也不知道运用,就借着讨论梵文佛理写诗嘲笑他:
莲花梵文本从天,
华省仙郎早悟禅。
三点成伊犹有想,
一观如幻自忘筌。
为文已变当时体,
如用还推间气贤。
应同罗汉无名欲,
故作冯唐老岁年。
诗的前面还写有一段序言:“王员外兄,以予尝学天竺书,有戏题见赠。然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枉采知音,行于雅作,辙走笔以酬焉。且久不迁,因而嘲及。”
王维看到苑咸的诗,也深知好朋友有意牵线斡旋、帮助提拔之意,他也知道官场的“如用还推间气贤”的潜规则。但他没有顺着这根橄榄枝往上爬,而是嬉笑着回诗一首:
何幸含香奉至尊,
多惭未报主人恩。
草木岂能酬雨露,
荣枯安敢问乾坤。
仙郎有意怜同舍,
丞相无私断扫门。
扬子解嘲徒自遣,
冯唐已老复何论。
诗的前面,王维自己也写了一段序言:顷辄奉赠,忽枉见酬,叙末云:“且久不迁,因而嘲及”。诗落句云:“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亦解嘲之类也。
大家都是聪明人,嬉笑、嘲笑、自嘲之中,把各自的心思都抖落清楚了:我能混到朝廷做个小官,已经很知足了,久不升迁就像草木的枯荣,是自身的问题,哪敢怨天尤人呢?虽然朋友你有意帮助我,但我不想让朋友为难,也不想再走门子求升迁了。
对张九龄,王维上赶着去干谒、求推荐、不挑不拣的要参加工作。对李林甫身边的红人抛来的橄榄枝,他却嘻笑婉拒。他不是“应同罗汉无名欲”,而是有自己的政治原则,道不同不相为谋。
天宝五年,王维改任侍御史,迁库部员外,天宝七年迁库部郎中,天宝九年母丧回家守制。天宝十一年丁忧结束,拜史部郎中。天宝十四年迁给事中。
从一个“从八品上”的右拾遗,到“正五品上”的给事中,王维在官场熬了二十年。无功无过,不党不私,亦官亦隐。从风华正茂的三十七岁熬到鬓角斑白的五十七岁。
王维这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历史记载、野史趣味、自己诗文、朋友酬唱,几乎都没有提到他的政治作为。也许是乏善可陈,没有大功,没有大过,尽职勤勉而已。
从艺术上看这二十年,王维的诗歌创作越发老道成熟,空灵出世、娴雅高古的高人气象臻于完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人闲桂花落,夜景春山空”、“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这些传诵千古的名句,看起来云淡风轻,可谁知道是多少内心的煎熬伴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参悟出来的?又有多少泪水混合墨水才力透纸背?
大难不死惹争议
唐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四川。王维扈从不及被安禄山俘虏,并强行任命为“伪给事中”。王维喝药弄哑嗓子,装哑巴,不就任那个“给事中”,被囚禁在洛阳普提寺。
囚禁中,王维写了一首类似囚歌的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怀念朝廷,表示气节。
唐至德二年,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凡投降安禄山的朝廷官员三百多人,分六等定罪,王维因为这首凝碧池的诗,受到唐肃宗宽宥,刚好王维的弟弟王缙平叛有功,任兵部侍郎,上表皇帝请求削去自己的职务,免于哥哥的处罚,就又官复原级,“责授太子中允”。
在当时,这样被囚禁而软扛到底的,也算是少有的忠臣。再说一个囚犯也不是你想死就能死得了的。王维那首诗也影响很大、很正面。当时的诗人、史学家,也没有攻击诟病王维大节有亏,倒是王维自己常有自责。
但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为兴盛时,王维这个事,就上升到“失节”高度。尤其是朱熹,倡导“存天理、去人欲”“殉身蹈义”,他说“王维以诗名于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
到了元代,外族政权压榨中原汉人,文化心态变化,王维这个事又被人翻出来示众,醉心理学研究的吴师道说“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位居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
清代研究王维的专家赵殿成就此事专门辩驳:“乃论者以其不能死禄山之难,而遽讥议其诗,以为萎弱而少骨,抑思右丞之服药取痢,与甄济之阳为欧血,苦节何殊?而一则竟脱于樊笼,一则不免维絷者,遇之有幸有不幸也。普施拘禁,凝碧悲歌,君子读其词而原其志,深足哀矣。即谓揆之致身之义,尚少一死,至于辞章之得失何与?而亦波及以微词焉,毋乃过欤?”
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在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作序时,有一段专论:“右丞以遗世之高致,而见污于禄山。至今遗议未已,松谷为之洗其沉冤,足比于眉山之雪太白。予谓是时天子入蜀,东宫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间自脱,向行在耳。岂知托病不遂,竟遭维絷。斯烈士于患难之际,所以致戒于委蛇也。虽然,右丞风期高雅,绝非尘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节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于生平波荡之后,籍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诉其飞跃之不幸,斯则论世者所弗宽也。得吾说而存之,未必不与松谷之说互相发也。”
近代,闻一多则说王维“像一个反抗无力而被迫受辱的弱女子”。范文澜则说王维“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
安史之乱,王维大难不死,又官复原级,一是得益于他自己原则底线没有破,气节守得住;二是得益于他的朋友裴迪,冒死来看望他并带走他的那首诗,大肆宣扬;三是得益于他的弟弟王缙,甘愿为哥哥削职赎罪。
后世的诸多争议,并没有设身处地研究王维的处境和处世方式以及性格特点,都是借题发挥,拿概念套古人。按完美标准去强求,总希望他能自杀以殉节。按圣人和烈士来苛责别人,按常人甚至小人宽容自己,是自古以来伪道学的通病。
王维不能说是什么“大英雄”、“大忠臣”,也不是什么“大奸贼”、“大叛徒”,他就是一个“常人”,一个“普通官僚”。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能做到的也只能如此。夸他,骂他,褒他,贬他,似乎大可不必。
他只是个艺术天才,他虽然有匡扶社稷济苍生的志向,有政治热情,但并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甚至都谈不上有大作为的官僚。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艺术贡献足以彪炳千秋,政治上的乏善可陈也无可指责。
曲终人散留余音
经此一难,王维的身体、心气都急剧衰老,本就大隐隐于朝的王维,更是心如止水。
他在写给从弟司库员外王絿的诗里感叹自己仕途的不顺心、不得志、无欢乐、无成就:“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
他在《题辋川图》的诗里调侃自己:“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全诗呈现的是对衰老、对名利、对仕途的大彻大悟,又隐隐有一丝无奈的苦笑。
他开始做官场乃至人生的退出准备。
先是上表唐肃宗,请求把自己心爱的辋川别业捐出来作为寺庙,以“上报圣恩,下酬慈爱”。
又上表皇帝让出自己的“职分田”,以其全部收成煮成大锅粥,救济受灾百姓。
唐上元元年,王维最后一次升官为尚书右丞,级别为正四品下。他上表请求皇帝免去自己的职务,把自己弟弟王缙调回京城。
唐上元二年五月,王维得知肃宗批准了自己的《责躬荐弟表》,授王缙为左散骑常侍,弟弟正在回京路上。他撑起衰迈之躯,用颤抖的手写下《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
六月底,王维安详地走完了自己六十三岁的人生,病卒。妻丧不娶,寡居三十年,无子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