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钢

　　我在河南日报当了20多年记者、编辑，采写发表了一批重大先进典型报道。感恩这一份荣幸，使我接触了社会各界一批佼佼者，太行山区农村的裴春亮是其中一员。

　　与他相识，已有十来年。最早是在一次餐席上，人们向我介绍裴春亮，这一位民营企业家，在父老乡亲的恳求下，毅然中止个人在城里发展的坦途，重回穷乡僻壤小山村，当选村主任，并为全村乡亲捐建一座新村……依稀记得当时，这位年轻人“叨陪末座”，和气内蕴，他很安静，只是谦逊地微笑点头与人交流。

　　直到2014年初，中宣部部署宣传先进典型裴春亮，我受上级指派，才第一次采访了他，在河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青春栋梁——记河南省辉县市裴寨村“70后”党支部书记裴春亮》。但对那篇报道，我自己并不满意，采写匆忙，流于表面，遗憾没能写出“将灵魂锉磨出血痕”的感觉。

　　退休后，我又接到一些写先进典型人物的邀约。可是，对重复老一套写法，兴致已疲软，也产生一些惶惑，所以都推托了。却以一种宏观视野的“广角镜头”，写了纪实专著《“星云团”之光——走进“新乡先进群体”》。我多次报道过“新乡先进群体”成员，也包括裴春亮。“新乡先进群体”是中原沃土孕育的一个独特现象、一个精神硕果，历史上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本书获得了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那年夏天，春亮来电话，他已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先后入选中国最美“村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华慈善人物……我们相识的时间不短了，可以有一本书了。

　　后来，裴春亮又连续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殊荣。

　　进辉县市裴寨村采访第一天，村支书裴春亮领着一群村干部在村头迎候，见面就说：“王老师，您写写我们裴寨村吧！让咱村里人都谈谈，有故事，有想法，写下来留给子子孙孙。”

　　那一下子，我被击中了，心中不禁叹服：“裴春亮啊，有文化！你调动了我！”……这位村支书，虽然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因贫穷而辍学，却常有神来之思，恰恰点中“穴位”。他的提议，为这次写作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在担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报告文学领域，先进典型人物纪实文学这一门类，活跃在时代前沿，但同时，也有一些作品形成了基本“套路”，习惯于主题先行、形象拔高、概念化、脸谱化……所以笔下描摹的，不是长在大地上的一棵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是砍削得光溜溜的一段段完美的“木头”。我自己也生产过“木头”，但我向往“大树”。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涌现了不少农村先进典型，成为享誉全国的楷模。但对他们的报道，由于篇幅所限，也是观念所限，往往着眼于这棵“大树”本身的枝干、纹理、形态，而难得深入到一棵“大树”底部的根须和土壤，深入到一个先进典型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大地……这次机会来了。

　　裴春亮是千千万万中国村支书中的一个优秀典型，裴寨村是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块生动“拼图”。作为一个见证者，能够回到一个先进典型的生命原乡，探析村庄，研究人物，完整呈现一棵“大树”究竟是怎样长成“大树”的，深刻呈现一个先进典型究竟是怎样成为先进典型的，这是我的幸运。

　　于是有了这本书，202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一村之长》。这本书潜心求变，希望让先进典型人物纪实文学“落地生根”，恢复生活和生命的本原，这一创新无疑很难。在全国报告文学的书架上，我还没找到可堪依照的样本。构思过程中，想到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著作《江村经济》，想到了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想到了女作家萧红的散文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渐渐确定了一种“田野调查式”的纪实文本。

　　中国自古从农耕文明走来，一个中国可以看成一个村，一个村可以看成一个中国。一个村庄，可以是小小的原点，也可以是高高的巅峰。《一村之长》的创作主旨，就是着眼于中国行政区划中的最小“细胞”、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单位——“村”，以太行小山村裴寨村的百年生存奋斗史为背景，以裴春亮回村带领干部群众15年脱贫攻坚史为框架，“连根须带泥土”端出一棵“大树”，提供21世纪初期中国村庄和中国村支书的一份“原生态”标本，从而透视改革开放深刻复杂的时代进程，总结村庄治理现代化的探索经验，也为全国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呈上一份献礼。

　　报告文学作者，必须面对来自各个方面、各个维度的审视，而我心中的叙述倾诉对象，首先还是裴寨村父老乡亲。他们也许处于读者链的最低端，但我想为他们写，让他们读，让他们读得懂，从中摸到村庄的根，找到村庄的魂。

　　《一村之长》恪守一种纯粹的纪实品质，拿出记者的看家本领，力求采访全面、素材翔实，因为这是作品的历史价值所在，这样才能让这本书尽量活得久一点。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文学创作，不可能像小说、散文创作一样随心所欲，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戴着镣铐”也渴望舞出精品：比如长篇文学作品的结构，应是一种体现“秩序美”的“建筑学”，从一团乱麻到眉目清晰，要捋得清、拎得清；比如创作效果，最好是既“流泪”又“出汗”，情感抒发催人泪下，理性思辨令人出一身透汗……

　　写《一村之长》，直接采访100多人，书中出现人名约250人。农民谈话的习惯，往往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看似不讲逻辑，其实又很有内在的逻辑。而太行山区方言不太好懂，尤其一群当地人热烈交谈时，我用笔记录，一边怕打断话头失去原汁原味，一边又要辨听方言，这样采访真的很累。第二次采访时，突然出了一身荨麻疹，原因应是皮肤过敏，可我觉得也是太拼了激出来的。

　　《一村之长》出版过程有所删节，但一部60万字的书稿，毕竟留存了当今村庄和村支书的一段真实饱满的生命信息。我最庆幸和感激的是，采访所到之处，都获得了太行山人朴实淳厚、诚挚坦率的回应。这是一串长长的采访名单，没有他们每个人的生动，就没有这一部史实的精彩，他们永远在我眼前鲜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