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用砚、爱砚、藏砚、论砚，为一方砚台赋予了无限的人文色彩。

　　自宋以来，有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的《文房四说》；明清以后，项元汴《蕉窗九录》、董其昌《筠轩清秘录》、赵希鹄《洞天清录》中也有对砚台的精彩论述。

　　苏轼 “平生字画为业，砚为田”；米芾所作《砚史》，详载砚材26种，“对端、歙二石，辨之尤详”，并有“石理发墨为上”之论；项元汴细说了“端取细润停水，歙取缜涩发墨”的不同特点；而赵希鹄则指出时人论砚之弊。历代文人对砚台的珍视与研究，给今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代嗜砚之人中，不得不提米芾与苏轼。一纸《紫金研帖》，定格了米芾与苏轼对砚台的痴情：“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相传米芾与苏轼相交甚好，1101年苏轼从海南岛返回江南，专程到真州拜访米芾，离开时苏轼借走了米芾珍爱的文房紫金砚。该文房紫金砚与米芾家藏右军砚相同，米芾认为它尤胜端、歙砚，评其为“人间第一品”。一个多月后，苏轼卒于常州，临死前嘱咐儿子将紫金砚一起陪葬，米芾听到消息后赶忙写下《紫金研帖》，并索回爱砚。

　　米芾之后，紫金砚归于何处，史书上并无记载。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有砚铭，落款为“元章”，此砚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据考证，“元章”是米芾的字号。但此砚是否即米芾《紫金研帖》中的那方紫金砚？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

　　苏轼爱砚之深众所周知，他曾以剑换砚，连黄庭坚的拜师礼都是一方洮河石砚。清代《钦定西清砚谱》中载录了苏轼所藏“结绳砚”、“从星砚”等。去年在北京举行的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展品中有两方“苏砚”，其中一方即为 “苏轼铭端石结绳纹砚”，该砚为紫色端石所制，细腻莹润，造型为仿宋抄手式，砚堂、墨池皆饰以绳纹作边。砚左侧边下部镌一“轼”字，背履手内镌刻行书铭共97字。砚匣盖刻有乾隆所楷书御铭。专家考证，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记载，此砚系乾隆内廷苏州砚工顾继臣仿古之作，款式与《钦定西清砚谱》卷八著录的“宋苏轼结绳砚”相近。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方传为苏轼所有的“从星砚”，此砚曾为乾隆所藏。“从星砚”为长方形高台抄手式砚，一字池，其色棕褐色，墨池畔有一绿色石眼，象征月亮，云纹绕之。右侧刻有传为苏轼所写的行书铭，下钤“子瞻”篆文印一方。砚背中心斜凹，下方无边框，中列柱六十三，柱上各有眼，状如众星罗列。

　　清代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对古砚也相当痴迷，曾用“九十九砚”作书房斋号。纪晓岚藏砚丰富，每方砚上都爱题刻砚铭，他曾在一方形似荷叶的随形砚上题铭：“荷盘承露，滴滴皆圆。可譬文心，妙造自然。”其铭文或赞砚，或记事，或抒怀，以器载道，以砚为友。

　　乾隆皇帝更是古砚大藏家，清内府藏砚颇多，包括流传自前朝各代的与本朝的收藏，陈列于乾清宫东暖阁。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命内廷侍臣于敏中等人甄别所藏砚石之优劣，作成图谱，厘为二十四卷，此《钦定西清砚谱》图文并茂，勾摹具精，全书所收历史名砚，上起汉唐，下至乾隆本朝所制，其计240方，端、歙、澄泥、砖、瓦、松花石、紫金石、红丝石等诸种类无所不包。至今，《西清砚谱》著录诸砚，仍有大部分传世，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也有少量流散于海外和民间者。

　　及至民国，藏砚第一名家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其藏砚数百方，上起唐宋，下迄明清及近代，品类齐全，且有铭文者居多。徐世章藏砚十分考究，喜爱定制精美砚匣以珍藏砚石；凡重要古砚，必传拓留影。他曾聘请著名篆刻与传拓专家周希丁及已故著名文物鉴定家傅大卣师徒，在自己家中专事传拓七八年之久。徐世章1954年临终前将毕生收藏古砚及拓片全部捐献给国家，由此奠定了天津博物馆藏砚的重要地位。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