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中

　　海昏侯刘贺大墓的钱库，位于北藏椁的粮库和衣笥库之间，高度在2.4米左右，长度不超过4米，宽度不超过2米，面积大约七八平方米（图1）。然而，这里却出土了400余万枚“汉五铢”，铜钱重量达到十余吨，堆积起来的高度竟然有1.8米左右。据透露，这些“汉五铢”铜钱可根据其记号特征、文字字形、尺寸重量等细分为200多个种类。因此，海昏侯墓中的钱库，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汉代藏钱最多、码放最高、品种最全、保存最为原始的一座巨大钱库（图2）。这就为后人深入研究汉代中早期的经济、贸易、交通、金融状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图1

图2

　　一、“昌邑令印”与“海昏侯家钱”

　　新近建成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中的《金色海昏》展览，首次公开了刘贺大墓钱库里储藏铜钱的一项重要秘密——使用封泥匣（图3）。这种封泥匣是用木片做成的，粗看如同木牍一般，但要厚实得多。每个封泥匣长约19厘米，宽约4.0～4.8厘米，厚约2.5～3.0厘米，出土时系在捆绑五铢钱的绳索上。封泥匣上部有填封泥的斗槽，封泥上印有“昌邑令印”（图4），木片上墨书并不清晰，隐约写着“海昏侯家钱五千”。匣内装有五串五铢钱，每串1000枚，共5000枚。

 

图3

图4

　　这就向人们透露出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这批使用封泥匣的铜钱，一定是刘贺从老家原昌邑王国千里迢迢，带到海昏侯国来的，具体时间应在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这一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

　　其次，这批使用封泥匣的铜钱，当初是储藏在昌邑王国的钱库里，并有专门的官员“昌邑令”负责管理的，具体时间应在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至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这段时间刘贺当昌邑王。

　　再次，这批使用封泥匣的铜钱，带到海昏侯国以后，刘贺并没有急于除去封泥匣，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昌邑令印”的痕迹，具体时间应在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必须指出，“昌邑令印”是汉代的官印，使用者的职务相当于县令。这是海昏侯墓中发现的唯一的官印痕迹。出土的“海”字大铜印虽然也可算作一种官印，但那是烙马印，属于马政管理专用印章，与表明官职身份的印章还是有所不同的。按照汉代的官制，县一级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当然，也有虽不满万户，但地理位置重要或者长官级别高，也有称县令的，反之亦然。

　　那么，这个掌管着昌邑王国钱库的“昌邑令”又是何许人也？

　　汉代初期的地方政权，除了郡之外，还有与之并行的王国。当时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见《汉书·诸侯王表》）。而这些王国中有一个重要属官，就是郞中令。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属官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郞中令负责诸侯王国的行政管理，相当于诸侯王的总理或参谋长，重大事情往往是诸侯王与郞中令商议定夺。郞中令的级别与万户县令相当，秩二千石，汉武帝时期减为千石，以后又减为六百石。

　　值得注意的是，郞中令所属的官员中包括大夫、中大夫郞中、中郞、侍郞等，下面还有卫尉、廷尉、少府、太仆、宗正、都尉、校尉等，其中的少府专管诸侯王国的财政收支，为钱库的管理机构。

　　这样看来，“昌邑令”就是昌邑王国的郞中令，他是昌邑王刘贺领导下的昌邑国行政上的最高长官，也是昌邑国钱库的最高管理者。

　　刘贺当昌邑王时，郞中令是龚遂，是由汉武帝任命的。从他的经历中可见其人精明强干，是行政理财的高手。据《汉书·循吏传》记载：“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郞中令，事王贺。”在刘贺继承皇位二十七天里，“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誖道”，郞中令龚遂曾经多次劝谏无效，最终刘贺被废黜。而“昌邑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余人”，只有龚遂、王吉和王式三人“以数谏争得减死，髡（kūn，音昆）为城旦。”

　　汉代的“髡为城旦”是由秦代的“黥（qíng,音擎）为城旦”演变而来。“城旦”是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名，受此刑罚秦代时服四年兵役，汉代时服五年兵役，服役期间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防敌寇。“黥”，是用刀在犯人的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再涂上墨，又称“墨刑”。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曾命令：“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到了汉代，废除了黥刑，改为髡刑。“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属于古代一种耻辱刑。所以，郞中令龚遂虽然免除了死刑，但还要服“髡为城旦”之刑，受到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汉宣帝继位以后很久，才想起了这位已经七十余岁的前朝老臣龚遂，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让他去治理那里的盗贼之乱。数年后，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chú，音锄），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由此龚遂得到汉宣帝的信任，又任命他为更重要的职务——水衡都尉，一直到去世。《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水衡都尉“掌上林苑”。上林苑是皇家禁地，管理着国家财政、农业、运输、法律等方面的事宜，那里所有的事务，都归龚遂管理。其中在财政方面下设三官：均输官（掌制范）、钟官（掌铸钱）、辨铜官（掌原料），这样，就把全国“五铢钱”的铸造、发行、回收都统一管理起来了。因此可以说，“昌邑令印”见证了龚遂这个后来管理着整个国家钱库的长官，当初不过是管理一个诸侯王国钱库的官员而已。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所有封泥匣上，除了保留着“昌邑令印”外，还书写着“海昏侯家钱”的字样呢？

　　其一，严格地说，从昌邑王国带来的铜钱，与海昏侯家钱是两部分财产。从经济学上讲，这两部分财产的性质是不同的：一部分保留着“昌邑令印”的铜钱属于继承或传承的性质；而另一部分写着“海昏侯家钱”的铜钱属于流通或赚取的性质。既保留“昌邑令印”，又写上“海昏侯家钱”，无论是在财富的计算与纳税的管理上，都使成为海昏侯的刘贺处于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主动地位。

　　其二，把继承或传承而来的铜钱相对固定起来，作为海昏侯刘贺新的家底，以应对各种自然灾害、重大变故等不时之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从而显示出海昏侯刘贺历经沧桑而锻炼出来的应变能力和理财能力。

　　二、“千文一缗”与“算缗、告缗”

　　在海昏侯墓的钱库中，细数那些完整的穿起来的铜钱，都是1000枚一串（图5）。有人解读：“是为一贯”，并说“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第一次证明，唐宋以来，‘千文一贯’的计量制度源于西汉，将最早见于宋代的史料记载前推了1000余年。”

图5

　　笔者认为，“千文一贯”的提法至少不够准确，应该叫做“千文一缗（mín，音民）”才符合史实。

　　缗，篆书也写作緍，最早是指钓鱼用的丝线。《说文解字》注释：“緍，钓鱼缴也。从糸，昏声。”《诗经·召南》：“其钓为何？维丝伊缗。”后来演变为穿铜钱用的绳子。再后来就称为“缗钱”，专指用绳（缗）穿连成一串的铜钱，1缗穿1000枚铜钱。由此进一步引申为计量单位，一缗即一串，共一千枚铜钱（图6）。

图6

　　那么，为什么不称为“千文一贯”而称作“千文一缗”呢？这与准确理解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项算缗、告缗的政策制度有关。

　　算缗、告缗是汉代的赋税制度，具体地说，算缗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汉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对匈奴进行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损失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财政濒于崩溃的危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先后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算缗令和告缗令的主要内容是：

　　1.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各以其物自占”，即各自把所拥有的财产计算出来并报官府。

　　2.凡值二缗(即二千钱)抽取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文；一般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取一算。税率在6%～3%。这叫“算缗”。

　　3.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4.“匿不自占，占不悉”，即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5.“有能告者，以其半畀（bì，音毖）之”，即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们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告缗”。

　　6.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算缗令颁布后，纳税情况极不理想，几乎所有的富人都隐瞒不报，“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命杨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告缗”风暴。其结果是，“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即全国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都遇到了“告缗”，中等富裕的商贾都破产了，而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

　　实际上，算缗、告缗是西汉政府凭借政权的力量，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产收归国有，这是一次历史上空前的抑商运动。经过这次算缗、告缗，增加了国家收入，打击了奴隶制的残余，缓和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也因此一度出现“商者少，物贵”的现象，迟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古代的“刍甍”“童甍”与现代的数学公式

　　当海昏侯墓的考古人员第一次掀开钱库的椁板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库的“汉五铢”铜钱，堆放无序，杂乱无章，锈蚀沾连，难以计数。然而，作为古今中外的任何一座钱库，都必须做到码放整齐、数额准确、清点方便、搬运有序、进出规范。为什么海昏侯墓的钱库会如此混乱不堪呢？

　　首先，因为串连铜钱用的缗，是用丝线或麻绳做成的，经过二千多年的地下埋藏和水中浸泡，大部分都已腐朽断开。倘若有一缗断开，就会有1000枚铜钱散落，致使堆放起来的缗钱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自然解体、塌陷下来。

　　其次，因为海昏侯墓建成后的二千多年内，当地经历了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公元318年，也就是海昏侯墓建成不到400年发生的豫章大地震，整个海昏县淹没在鄱阳湖中，当地民谣称：“沉海昏，起吴城。”在横向与纵向震动的作用下，堆放的大量铜钱完全被震散。

　　再次，海昏侯墓室在历次地质变迁中有局部的坍塌，钱库边上的衣笥库被盗，也使码放整齐的钱堆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当初海昏侯墓中的十余吨重的“汉五铢”铜钱是如何整齐有序地堆放起来的呢？

　　这显然涉及到一个数学问题，关系着海昏侯刘贺所掌握的数学知识。

　　据史籍记载，汉代贵族子弟的教育继承了商周时期贵族教育的良好传统，《周礼·保氏》曾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贵族子弟从小就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通五经贯六艺”。其中的“六艺”即指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数，就是算术、数学、计算。学习各种运算是贵族子弟的一项基本技能，而教材便是传世的《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内容极为丰富的数学名著，书中“商功”一章中提到了一种名为“刍（chú，音雏）甍（méng，音盟）”的五面体：“刍甍者，下有袤有广，而上有袤无广。刍，草也；甍，屋盖也。”翻译为白话：刍甍的形状是底面有长有宽的矩形，而顶部是只有长没有宽为一条棱。刍，指草；甍，指屋脊。刍甍的本意为茅草的屋顶（图7）。“商功”中有一道题目：“今有刍甍，下广三丈，袤四丈，上袤二丈，无广，高一丈。问积几何？”答案是五立方丈。这里面就运用到整数、分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面积、体积等数学运算。

图7

　　还有一种与刍甍接近的六面体，叫“刍童”：即用平行于刍甍底面的一个面去截刍甍，截面和底面之间的六面体就叫刍童（图8）。

图8

　　海昏侯墓的钱库面积为长方形，其长不足4米，宽不足2米，高约2.4米。据此分析判断，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堆放大量的铜钱，采用刍甍或童甍的方式，最为合理。不过，由于全部使用“千文一缗”进行堆放，计算起来相对容易得多（图9）。

图9

　　现在，可以梳理一下已知的条件：

　　①按照考古发掘最新公布的数据，共有铜钱400余万枚，全部以“千文一缗”来存放，共计4000缗。

　　②堆积高度为1.8米，汉五铢铜钱的直径大约为2.5厘米；那么，1.8米的高度可按照童甍的形状有序码放到72层左右。

　　③用4000缗除以72层，再乘以2，取整数可计算出梯形的上底与下底相加为111缗。上底和下底各自的缗数，存在一个互补关系。因此，假设底层即AB并排码放80缗，然后一层一层往上码，每层递减一缗，共码放72层后，最上面一层CD为31缗。

　　这样，用数学公式计算：

　　梯形面积＝(AB＋CD)×h÷2,

　　代入数字后为：

　　（80＋31）×72÷2＝3996（缗），

　　再用“千文一缗”来计算总数：

　　1000（枚）×3996＝3996000（枚），

　　取整数大约400万枚。

　　另外，汉五铢铜钱的厚薄不匀，大约在0.15～0.2厘米不等。如果按照6枚叠起来厚度为1厘米的话，那么，1000枚的厚度当在1.6～1.7米左右。1缗中每100枚有一个绳结，共有10个绳结，因此，每缗的实际长度不超过2米。梯形底排列80缗，每枚汉五铢直径2.5厘米，那么排列起来的宽度也不超过2米。据此，这个童甍形状的铜钱堆占钱库的面积，当初大约在4平方米以内。

　　古代储藏大量货币的钱库，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非常重要的财政金融命脉，也是关系到王公贵族管理货币的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工作。海昏侯墓的发掘使人们有幸看到了一座二千多年前诸侯级的巨大的汉代钱库：从库房的设置到铜钱的串连，从货币的摆放到数量的计算，从空间的利用到进出的管理，都充满着人间的智慧，不仅折射出墓主人刘贺的经济头脑和理财能力，也展示出汉代对于货币管理的技术和水平。

　　2021年4月12日于北京

　　本文参考书目：《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专辑》《五色炫曜》《金色海昏》《中国历代官制（增订本）》《文物2018.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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