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日的阳光坦诚而洒脱，它照着依旧葱郁却已初现斑斓的树叶，与此同时，又在地面上留下斑驳的树影。

　　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树荫下亲切地交谈。我听得出她们说的是俄语，伴随表情和肢体的“补充说明”，似乎是在回忆什么——虽然我上中学时学过俄语，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能偶尔听懂一两个单词。为了不露怯，我只好躲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她们。

　　瞿独伊爱跳舞，精彩的表演总会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坐在轮椅上的女士，是中共“五老”之一林伯渠的长女林利教授，她时而微笑，略作回答；时而和旁人打招呼，说“hello”。坐在长椅上的女士，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离休前，她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工作。

　　微笑、摇头、拍拍肩膀……两位老人仿佛在重温人生的某些阶段，仿佛回到了在苏联的少年生活。突然，一幅列维坦风格的油画在我面前定格，吸引我看了许久……

　　二

　　“瞿老太”——只有我这样称呼她，这是尊称还是戏谑，我也搞不清楚。四十年前我对她说：“我叫您阿姨吧，仿佛把您叫老了；我叫您大姐吧，辈分又给弄错了。虽然您比我年长二十多岁，但既唱歌又跳舞还游泳，比我都活跃，到底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那就叫我瞿老太，就这么叫……”她爽快地大笑起来。

　　瞿老太生于1921年11月5日。1928年5月，年仅六岁的她跟随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妈妈杨之华秘密来到莫斯科，由于瞿秋白已先期抵达，所以在“六大”前后，他们一家三口有了一段短暂相聚的时光。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小独伊先是被送到一家孤儿院，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而后住进森林儿童院，最后才在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儿童院安顿下来。1930年夏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时，忍痛把小独伊留在了这里，并委托友人鲍罗廷夫妇帮忙照看。瞿老太告诉我，国际儿童院里既有像她这样的中共领导人的孩子，也有来自日本、波兰等几十个国家的孩子，大家经常在一起玩耍，相处得十分融洽。

　　工作不忙的时候，瞿秋白和杨之华会来国际儿童院看望小独伊。一次，他们俩给小独伊带了些糖果，小独伊欣喜地看着漂亮的糖果，抬起头来问爸爸：“我可不可以把糖分给小朋友吃？”爸爸说：“当然可以！”话音刚落，她就高高兴兴地去给小朋友分糖了。

　　在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从小就培养每个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小独伊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无私奉献”不仅成为她的坚定信仰，更成为她一生的行为准则。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北地区出现过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当时我国的经济相对落后，便号召大家捐款捐物。我所在大院的住户，基本上都是1978年之后住进来的老干部，大家慷慨解囊，倾力相助。一天早晨，我见瞿老太从收集站出来，赶忙迎上前问她：“您捐什么了？”

　　“李何的皮大衣！”她说。

　　我惊讶地瞪着她：“那可是文物啊，您怎么给捐啦？”

　　“受灾的群众需要啊！”

　　李何，瞿老太的丈夫，他们俩同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创建者。李何文笔出众，瞿独伊精通俄语，建社初期人少事多，采访、写稿、编辑、发稿等工作，就靠这两位年轻人完成。每当瞿老太向我述说这段往事，脸上都洋溢着激情。我上小学、初中时正逢中苏友好的“蜜月期”，读过许多苏联小说、看过许多苏联电影，所以在听瞿老太述说时，我极易受到感染，仿佛自己就在现场。有好几次，我们俩哼着《喀秋莎》和《小路》在小花园里漫步，沉浸于浓浓的回忆。

　　我深知，她捐献的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爱心；我遗憾，国家因此少了一件珍贵的文物。不知李何那件在苏联工作时穿的大衣，到底分给了哪位群众？如果是位老人，或许他还会穿一阵儿；如果是位年轻人，或许他会因大衣样式的陈旧而迅速厌弃……我真想把这段往事讲给那件大衣的新主人听。

　　四

　　版画在中国的发展有两条脉络：传统木刻版画一脉及新文化运动后学习、借鉴珂勒惠支的西方版画一脉。得益于蔡元培、徐悲鸿、林风眠等先驱的推动，现代美术教育自二十世纪初便开始在中国发展，无论是国立北平艺专还是国立杭州艺专，都开设有版画专业。

　　美术创作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由于鲁迅先生“率先垂范”，一大批版画家涌现出来。众所周知，瞿秋白和鲁迅是“文友+战友”的关系，许多版画家都以此为题材进行过创作。

　　十年前，北京电视台原资深导演、摄影师武宝智对我说：“周令飞回来了，我想约你们认识一下。”我说：“好啊，我爱人在参加政协会议时结识了周海婴。对了，应该把瞿老太也请来。”

　　商议好具体的细节，我去请瞿老太参加这次会面，后来我又想起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杨先让，他创作过鲁迅和瞿秋白的版画——鲁迅的嫡孙、瞿秋白的女儿、创作鲁迅和瞿秋白版画的艺术家在一起，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那次会面的场景十分温馨，大家交流得坦诚而愉悦，还留下了许多合影。

　　本文作者孙燕华（左）及爱人李燕（右）在小区内与瞿独伊偶遇时的合影

　　五

　　“独”字在人们的交流中经常会用到，在古诗词里见的就更多了，但由于其特殊的含义，很少用在人名上。“您的名字是谁给起的？”我问瞿老太。“是爸爸给起的。”她笑眯眯的，满是童真和幸福。我说：“用‘独’字起名是需要魄力的，我只知道一个‘独秀’。”“嗯，爸爸非常爱我，”她说，“他在写信的时候总称呼我为‘小独伊’，在信的末尾总是落款‘好爸爸’……”

　　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一书，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对许多珍贵的照片、书信、诗稿和文稿进行梳理与解读，使读者深入了解这位革命先行者纯真的内心世界和对伟大理想的不懈追寻。就是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好爸爸’给女儿的信”。

　　犹记得几年前，我和爱人一同参观一个油画展，展品中有一幅瞿秋白的油画像。当我们在它前面站定，竟异口同声地说：“瞿老太真像她爸爸！”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瞿老太，她笑了，对我说：“我妈妈也和我说过，你怎么越来越像你爸爸了？”

　　是心灵感应吗？我无法解释。

　　瞿独伊原名沈晓光，生父是沈剑龙。1924年，杨之华与沈剑龙离婚，同年11月与瞿秋白结婚。1925年的春天，杨之华把三岁半的沈晓光接到上海与瞿秋白一同生活，瞿秋白对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视如己出，还给她起了一个颇富深意的名字——独伊。我能理解作为文学家、翻译家的瞿秋白的内心是多么宏大、多么富饶，他在前妻王剑虹病逝后遇到了真诚又美好的杨之华，有着博大爱心和高尚修养的瞿秋白深爱着杨之华，也深爱着她的女儿。

　　我说：“我在初二时读过《茨冈》，是一个很旧的译本。”

　　“那就是我爸爸翻译的。”瞿老太回答道。

　　“新文化运动”后，有许多外国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由于译者的身份不同、对中文的掌握程度不同，将同一本书译出多种风格是很正常的事。这本《茨冈》之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它充分展现出译者的修养与情怀。

　　能够写出“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瞿秋白，深爱着瞿独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六

　　因为我父母都是非常出色的老师，所以我一直将老师视作自己最理想的职业。社会动荡变迁，直到三十六岁我才如愿登上讲台，成为美术教员。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小我就守在他身边，看他如何教学、如何辅导学生、如何点评作业……得益于年少时的熏陶，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美术教员的教学活动开展得相当丰富，其中有一项是我认为最有意义，也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带领学生们拜访革命前辈，听他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拜访次数最多的人，就是瞿老太。

　　瞿老太给学生们讲的故事有她小时候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有在新疆与军阀盛世才的残酷斗争，有她用俄语向全世界播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有她在苏联筹办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经过……她讲得十分激动，学生们听得十分认真。

　　瞿老太生性活泼，平日里爱好唱歌、跳舞和游泳。访问临近结束，我总请她给学生们唱个歌或跳个舞，学生们在惊讶之余，流露出钦羡的目光。

　　回到学校，我让学生们写日记，如实记录自己的感受。有一篇日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孙老师带我们走进一幢五层的住宅楼，敲开二楼的一个单元门，开门的是一位瘦瘦的、和善的老人。孙老师介绍说，这就是瞿奶奶……当时我非常惊讶，在我的想象中，瞿奶奶应该是白白胖胖的，家里有司机、有厨师，住很大的房子，没想到这位革命烈士的后代就住在这么一个普通的洋灰地的单元里。”

　　这个感受很真实。当时的社会已经开始流行“下海经商”，人们的攀比心态越来越重，生活的“代沟”越来越大。

　　后来，我把这个学生写的日记告诉了瞿老太，她大笑起来：“我要司机干吗？我要保姆干吗？有小时工每天帮我擦一擦地已经很好了！”

　　我知道，那会儿的她很忙，尤其是在瞿秋白的名誉重新恢复之后，有许多后续的整理工作都需要她来完成。我由衷佩服她强大的记忆力和充沛的精力，还有那双永远充满笑意的、澄澈而清纯的眼睛。

　　我忘不了她。

（原标题：我眼中的瞿独伊）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孙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