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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官话方言内部接触的力作
——评《苏鲁交界东部地带方言接触研究》
作者:王健
古往今来,人口流动、空间毗邻等因素导致方言之间的接触从未间断。在交接区域,不同类型方言相互影响,往往形成方言的过渡地带。其中,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具有一些过渡性特征。深入研究过渡地带的方言,对进一步认识方言发展演变的深层机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江苏北部曾经历“由吴入官”的方言变化。苏北地区南与吴方言相接、北与冀鲁官话相交、西北与中原官话相邻,是典型的多方言交界地带。南部江淮官话与吴方言的接触研究已产生一批重要成果,如Richard VanNess Simmons、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2006),王健《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2014)等。但是,苏北北部与鲁南的方言接触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王恩建、唐浩和张学城深入苏北鲁南地区,科学开展方言调查,系统归纳这一区域方言特征,出版《苏鲁交界东部地带方言接触研究》一书,填补了该地带方言研究的空白。该著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注重方言调查,获取大量第一手语料。李荣先生(1995)曾经指出:“方言研究以调查为主。不调查方言就谈不上研究方言。离开调查,方言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搜集新的语料,才能打开眼界,提高认识。”三位学者精选21个方言点进行实地调查,历时三年,采访发音人百余人次。在规范调查的基础上,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系统整理。语音部分详细记录归纳每个方言点的音系,同时提供同音字表,成果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词汇和语法部分系统描写了具有代表性的语义和语用现象,并提供了《北风与太阳》《牛郎与织女》和《狼来了》三个长篇语料,具体展现这一区域方言接触的基本面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词汇部分,该著将词表按普通话、苏北东部方言、鲁东南方言分栏对照描写。例如:被动标记,普通话用“被”,苏北、鲁南都用“叫”;处置标记,普通话用“把”,苏北、鲁南也都用“把”。苏北鲁南接触地带的词汇异同一目了然。
二是注重分类比较,揭示区域特殊方言现象。语音方面,例如赣榆门河镇(河东)方言里,鼻辅音[m]、[n]、[ŋ]可以自成音节。其中在老派方言里[m̩]音节辖字相当多,遇摄、流摄唇音字“母木目模幕亩穆牧慕募暮沐墓牡睦某谋”都读[m̩]。再如赣榆方言里,来自古来母的今读[l],如“路连吕嫩”;来自古日母的今读[ɭ],如“二儿耳而”。有这种现象的方言点包括班庄镇欢墩埠村、班东村,塔山镇官庄村、土城村,黑林镇黑林村、吴山村等。像边音声母的舌尖前音[l]和舌尖后音[ɭ]这种对立现象,在汉语方言中并不多见。语法方面,苏晓青《东海方言研究》(1997)、唐浩《江苏省北部方言里“很”的特殊用法》(2016)、葛平平《 江苏东海方言与“很”有关的句式及其形成》(2021),都研究了苏北方言里“很”的用法。该著指出,在苏北鲁南交接地带也有此类方言现象。“很”跟在动词/形容词后,组成“动/形+很+(名)”格式,表示程度深,例如“时间拖很了”“水热很了”“他花很钱了”;直接与名词组合,组成“名+很”或“很+名”格式,表示数量多,例如“河里鱼很了”“河里很鱼了”。这对解释普通话里“很+名词”这一语法现象具有启发作用。
三是注重区域研究,总结交接地带方言特征。许井岗《苏鲁毗连地区方言语音研究》(2017)、冯青青《苏北方言语音研究》(2017)等对苏北、鲁南地区的语音分别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但侧重点不在方言接触上。区域性方言语料有描写技术上的困难,研究难度大于单点方言研究。虽然语音可用单字音进行对应描写,词汇能以义类为框架进行描写,但也常见各方言点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的现象。各方言点在语法范畴、语法手段等方面并不一致,使得区域语法特征描写尤为困难。方言交接地带研究本质上就是区域方言研究。如果要揭示区域方言特点,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布点调查,同时尽力在统一的框架下加以描写。该著在充分考虑布点均衡的基础上,在一些相对复杂的地带调查更为深入,这样更能展现交接地带方言的“过渡性”。例如,塔山镇官庄村见组字全读[k kʰ x],同属一镇的土城村洪音读[k kʰ x],细音读[tɕ tɕʰ ɕ]。邻近的班庄镇欢墩埠村、班东村、夹山村的中古见组字今读为两组,一组是[k kʰ x],另一组是[c cʰ ç],过渡性特征显而易见。
苏北鲁南这一交接区域内有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和江淮官话三种官话次方言,交界地带方言接触频繁;而历史上这一地区又是古吴语的北端,有一些吴语的遗留成分,因此是研究方言接触的理想地带。交界地带方言无论在语言、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都具有多样性特征。和单一地点的方言研究相比,交界地带方言研究在记录整理和归纳分析上难度更大。这也许是不少方言研究者不愿意涉及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王恩建、唐浩和张学城的《苏鲁交界东部地带方言接触研究》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学术贡献应予以肯定。
(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