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 刘思

　　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于每一位诗人而言，如何安置自己心中的家乡，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书写主题。于李白而言，故乡是与明月对举的孤独沉思；在杜甫笔下，故乡是漂泊中的家国忧喜；在海子那里，故乡是原型式的诗意栖居；而对余光中来说，故乡是隔着距离的深深愁绪……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诗人，吴颖丽的诗总是围绕和故土母题有关的一切进行思考、求索，她的诗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矫揉造作，始终显露出坦率真诚的美的气息。作为一名走出故乡的远行之人，她既对故土怀着深深的眷恋，又能以积极明朗的态度直面现实人生，从淡淡的愁情中绽放出明艳向阳的花朵，带给读者丰富而充满希望的审美余韵。

　　例如，在《曾经明亮的生活》一诗中，作者从“我”这一主体出发，以个体拥抱生活，以畅言达情的姿态进行直抒胸臆的表达，诗歌的情感基调是欢快明朗的。开头处被重复运用的“热爱”，是诗人心中“明亮生活”的因缘，而“热爱”直接指向的是行走的生活，即从平野和田埂到山川和牧歌，地点的转换背后是人生轨迹的延长、视野的扩大和心灵的充盈。在“这点”和“那点”之间，远行之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天高地阔的自然壮丽之美，与此同时，“天之高”“地之阔”何尝不是人生在横纵双向上本应被扩充的模样？人的生活并不该有被规约的界线，诗人也正是在远行的经历中感到，心灵仿佛被“穿透”了，眼中一切是明亮通透的，自由之下仿佛可达无垠之处。诗中所用“穿过”一词，机警生动，使得与之相关的前后文顿时鲜活起来，这一语言的使用与同为女性抒情者的希腊诗人萨福曾在诗中描绘过的“痛苦穿透我/一滴/又一滴”形成了手法上的呼应与情感上的对照，由此一来，读者对诗歌情感的体悟便更深入了一层。

　　远行之途，是否只有对未知的遥想？诗人据此提出“过去”在人的生活中被如何安置。过去与回忆，不是有意识地被叠放在某个已命名的空间，而是在当下甚至在未来恍惚其影。可以说，过去永远鲜活地存在于现在中，是此刻赋予了逝去之物以意义。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提出“重复理论”，用“柏拉图式的重复”与“尼采式的重复”意指真实性上的摹仿性重复与内在形式与本质上的逻辑重复，并指出两种基本的重复现象具有既相互对立又互相缠绕一体的复杂关系。由此看，过去在当下的显影既有物质实体的现实关联，也有内在逻辑的情感呼应。在此诗中，“无名的小站”“列车”“小窗”和“灯火”勾起了远行途中的“我”对过去的回忆，往昔以偶然的方式重复于当下，“你”从个人历史尘土中“复活”。或许，和“你”有关的记忆与小窗灯火的布景有所联系，我们曾经也在窗下点灯夜谈，因此“我”怀念起“你”。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黄昏的村落下，列车上车窗与灯火营造出的幽静安宁使“我”的心在奔波的旅途中获得了片刻的澄净空明与沉穆静思，这样的情感体验似乎一直埋藏在心中那片久未驻足过的空间，如此看来，“你”或许是“我”的故友，但更像是“我”的故土，那块生养我、带给我安宁和平的土地，无论“我”走到哪里，心中始终牵怀的依然是那份最初的纯粹与美好。

　　最后，无意识的情感波动使“我”意识到，心灵归处是故乡。拨开生活的表象，借由无意识的自由联想，“我”得以更接近本质与真实，明白了所爱的不是远行的新鲜感，也不是风景下张扬的自由与崇高，这样的生活固然明亮生动，但不及所谓的“曾经”。那里有“我”从何处来的答案，有“我”何以为“我”的根源，有“我”应往何处的密语。那些逝去的生活依然在记忆中明亮，并将如灯盏般照亮“我”未来的路，教“我”去热爱、去体悟。诗人们从故乡来，回故乡去，看似循环的轨迹，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其中的过程。那丰富的情感告诉我们，要不畏伸长枝叶，亦勿忘扎稳心灵的根。

　　又比如《花神》一诗，诗人用“花神”这一具有原始色彩的意象结构全诗，表达一种意识深层下的体验与感受。如果从原型的角度出发，“花神”接近于大地母亲原型萌芽出的意象，代表包容、宽怀、慈爱和广博。诗中的“花神”即是以慷慨的赠与者形象存在着，“赠我以随风轻扬的暗香”，“轻抚我的梦乡”，给予诗人温柔轻渺的愉悦感。如果说此诗是诗人投入自然、享受自然之美以及与之统于和谐的绝佳例证，那我们也能从中挖掘出这一赞美行为背后的人文价值。换句话说，“花神”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情感的归属，甚至是理想家园的建构。进而推想，那“温柔光顾”“悄然驻足”的，或许是诗人在心灵深处对家园故土的呼唤与回归。

　　而在《额尔古纳河的清波》中，作者的因梦而起，同样是她在无意识中对故土的回归。梦中的额尔古纳河代表着“我”的出发地、“我”最初的家园，同时这条绵延流淌的河也化身为一个包容博爱的倾诉对象，静静地倾听着“我”的呓语。它的清波是一面来自过去的镜子，折射着作者当下的心灵处境。这其中“我”依然“秀发如漆”，过往的一切“从未老去”，象征着作者“恋母”的情结，渴望一切都回归到未被破坏的状态。同时，“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如今的自己又有所不同，“我”是浸润在过往中的、不断从中汲取勇气的新的生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观照自我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故土，在距离中，“我”看到了滋养我的河流何等的充满力量，懂得了它曾经宽厚的养育及其带给我的无法抹去的影响和意义。正是有如此有力的支持，“我”才得以无所畏惧地跋涉千里，与路途中的一切困难波折作坚韧的斗争，“愿与所有的冷热欣然相遇”。总的说来，额尔古纳河的清洌滋润了“我”的人格，使“我”能始终坚持自我原则，不与世俗合污，它的宽厚则养育了“我”的脾性，使“我”在纷扰的世事中不过分计较得失，宽以待人，忠厚而不失威严。全诗通过梦中“我”与额尔古纳河的相遇、梦中的所见所得以及梦后置此梦于现实中产生的体悟，抒发了“我”对故园深厚的感情，表现出远行之人与故土之间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诗人能通过升华个人情感，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以此坚定自身立场与信念，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还乡”方式，也更深刻地提出了个体如何在不断改换的环境中立身处世的重要命题。

　　从故乡影、故乡形到故乡情，吴颖丽用诗歌向当代人生动地诠释了如何追寻远方、平衡当下与过去，并最终回到故乡。还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固守某一片土地，而是在情感上认同过去，找寻初衷与自我，索取的同时给予回馈，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乡土情结不仅是人与土地的联系，更是人与记忆、与文化、与自我的联系，在情感上脱离故土的人便会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般早早地走向毁灭。由此看来，吴颖丽的诗歌可作为当代人改善自身精神状态、调整自身文化处境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