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不理旧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用来形容王朝更替时期的帝王之选。前朝无道，百姓涂炭，这账就是要记在前朝上，这也是前朝覆灭、新朝兴起的合理性所在。而李世民在关乎百姓福祉的问题上恰恰是认“旧账”的。因此，他的仁爱，既有一种“百姓所系，吾责所在”的责任感，又有一种“四海之内皆朕赤子”的博大情怀，其境界远远高于封建时代的其他帝王们，这使他和大唐的魅力，温暖而光芒四射。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北方的突厥迅速崛起。李渊和李世民一度采取了策略性的妥协，却没有换来突厥的收敛。颉利可汗乘势屡次南下侵犯中原，掠去中原汉人、牛马、财物无数。直到贞观时期，站稳了脚跟的李世民才组织了反击，打败了东突厥，俘获了颉利可汗。太宗派人用金银财物将被掠去的汉民赎回，光是在贞观五年，就赎回男女八万人。

　　这样的事情，李世民并不是一时兴起或者偶尔为之。国乱民遭殃。隋朝末年骚扰北方边境的不止是突厥，铁勒部、薛延陀等北方部族，分支繁多，劫掠边境居民的事情屡有发生。到贞观后期，薛延陀被灭，铁勒部也归顺唐朝，唐朝在薛延陀故地及其属部置六府七州，铁勒各部也大多归入都督府州。太宗要求派使者到燕然等州，与当地官员一道，将被掠夺的人用财物赎回，供给粮食让其回到原籍。当薛延陀盛时，室韦、乌罗护、靺鞨等部族都受其压迫奴役，三部百姓有被薛延陀掠去的，李世民也下令将他们赎回。百姓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隋文帝曾以三十万之众进攻高句丽，不胜，损失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从大业八年到大业十年，对高句丽发动了三次战争并御驾亲征。或因指挥错误，或因内部叛乱，或因被对方出尔反尔所欺骗，均未能获胜，损失近百万之众。唐初使节到高句丽时，看到当年被高句丽俘获的隋人，无郡不有，“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李世民听到这些隋人的遭遇，竟痛哭流涕，发誓：吾发数万卒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诛灭东夷丑类，救吾子民于水火！贞观五年，他派使臣到高丽，收隋朝阵亡将士尸骨埋葬并加以祭奠。后李世民御驾亲征，大败高句丽，使得这些幸存的、被奴役二十余年的隋人终于回到了家乡。

　　李世民并非是种族主义者，或者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于敌国军民，只要放下武器，他都能以仁慈之心相待。他亲帅军队征伐高句丽，攻克辽东城后，白岩城守军请求投降。但因内部不少人反对投降，同时不远处的乌骨城同意派援兵前来增援，守将很快反悔。太宗恼怒其反复无常，下令得到这座城便将城中男女及财物全部赏赐给士兵们，唐军士气大增。眼看要攻下城池，守将不得不再次提出投降。唐军将领李世勣见太宗将要接受对方投降，便带领几百名身穿铠甲的士兵请战，说士兵们之所以不怕飞矢流石的袭击，不顾生死，正是贪图俘获其男女财物，如今城池唾手可得，为什么要接受他们投降，而辜负士兵们的杀敌决心呢？

　　太宗下马答谢李世勣说，将军所言极是，然而放纵士兵杀人，虏其妻小，朕实在不忍心。将军手下有功的将士，朕会用府库里的东西封赏他们，这样可以从将军手中赎得一座完整的城，这才说服了李世勣。于是太宗在水边设御账，接受白岩城一万多军民的投降，没有杀戮，没有羞辱，仍然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赏赐给多少不等的绢帛，驻扎在白岩城的其他城堡的士兵，都予以抚慰，供给粮草，听任他们去留。

　　好一个“不忍心”！他曾经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后来，他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应该是李世民对其他部族仁慈宽厚的思想基础。李世民推己及人，将本族推至他族，“将心比心”“爱之如一”，令人感佩。

　　李世民灭掉东突厥后，对东突厥的降众并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相反“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设都督府管辖，仍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将军，还选拔了一些突厥首领入朝为官，对被俘的颉利可汗，也归还其家属，厚加赏赐。这些举措产⽣了巨⼤影响，各部族纷纷来朝，拥戴李世民为“天可汗”，筑“参天可汗道” ，向唐朝进贡。由此可见，这“天可汗”是打出来的，更是仁爱来的。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