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唐王朝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这年的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这是一个奇异天象，《资治通鉴》有郑重记载。

　　第二件，关中地区前一年遭遇涝灾，使得粮食供给出现紧张，《旧唐书·玄宗纪》记载“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

　　“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赋于无衣，六军从卫，以临东诸侯，息关中也。”（《京兆伊张公德政碑》）这年正月，皇帝李隆基东巡洛阳，文武大臣都跟随到东都洛阳办公，以减轻长安地区的负担。

　　第三件，宰相班子更替。《旧唐书·玄宗纪》记载：“五月戊子，黄门侍郎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张九龄为中书令，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从上一年十二月张九龄的“起复旧官，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到现在的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三宰并行，共襄朝政。新一届宰相班子组阁完成。

　　这三件大事后面，发生一件小事：离开官场，闲居六年的王维，在这年秋天，也来到东都洛阳，与自己的内弟崔兴宗“相待洛阳扉”。

　　张九龄和裴耀卿，是王维敬重的两位政治家，如今入朝为相，朝廷政治面貌也焕然一新，大有励精图治的气象。

　　王维看到了希望和机遇，似乎感到命运在敲门。他写了一首《上张令公》的诗给张九龄，投石问路：

珥笔趋丹陛，垂珰上玉除。

步檐青琐闼，方幰画轮车。

市阅千金字，朝闻五色书。

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

伏奏回金驾，横经重石渠。

从兹罢角抵，希复幸储胥。

天统知尧后，王章笑鲁初。

匈奴遥俯伏，汉相俨簪裾。

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

　　在王维的诗歌作品中，这一首诗，艺术上乏善可陈，无论是唐诗选本还是王维诗歌选本，都没有选入这首诗。

　　但在王维的人生命运中，这一首诗，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首诗。正是凭借这首诗，王维引起宰相张九龄的青睐，得以“重出江湖再回朝”。从此他虽历经沉浮，但再也没有离开官场。

　　对这首诗，后世读者议论纷纷，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种是贬低。认为王维这么求人援引要做官，与他的“高人”风度不合拍。

　　一种是疑问，为什么王维不写给自己的老上司裴耀卿，而要写给与自己没什么交情的张九龄？

　　一种是猜测，同样是写给张九龄的干谒诗，就艺术水平而言，这首诗并没有孟浩然的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高，为什么孟浩然落寞而归，王维却“一枪命中”？

　　第一种意见，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最具代表，他在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里，就直言王维“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求人援引做官，这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盛唐时期，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济世报国的风气，所以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钱起等都写过干谒诗。李白是“遍干诸侯，希求汲引，观其《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谀人、自炫，言辞无所不用其极，令人读之生厌”（陈贻焮《唐史论丛》）。杜甫留存的诗中有三十首干谒诗，不少诗写得“自夸”与“自卑”集于一体，表现出急于求成的“谦卑”。

　　再者，仕与隐，只是一种人生选择，并不矛盾，更无好坏高下之分。并非隐士就是高雅，出仕就是低俗。

　　王维选择重新出仕为官，是一种正常的人生选择，写诗求人援引，也是官场的惯例，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用道德评价。

　　第二种疑惑，王维与裴耀卿同是山西蒲州人；王维在济州当司仓参军时，裴耀卿是济州刺史，算是王维的顶头上司；从后来王维为其写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也可推知他们之间关系很好。按常理应该投书同是宰相的裴耀卿“求官”才对。但王维为什么偏偏选择张九龄干谒？

　　我们不妨这样分析：正因为王维与裴耀卿有这层关系，才需要避嫌，以免被人拿住把柄，特别是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也许这个干谒张九龄的事，就是王维和裴耀卿商议的“套路”。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王维的好朋友韦陟，此时正受张九龄器重，担任中书舍人。深知张九龄喜欢延揽文学人才，也知道张九龄对王维的才名颇为看重，所以建议干谒张九龄，他可以从中斡旋。

　　第三种的“一枪命中”问题，我们可以细细读这首诗，看王维是如何“以诗干谒”，敲开宰相的大门：

　　前十六句用各种典故，绕着弯夸奖张九龄政绩卓著、任人唯贤，夸他执政有方、风度俨然、大国外交、威伏四方。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分寸。

　　后六句才开始委婉求推荐：“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最后表态：“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如果起用我，不挑拣岗位，不在乎官阶，就想跟着您老干一番事业。

　　干谒诗，是一种特殊题材的“求职信”，它的核心在于“精准发力”：写给谁？什么时间写？写什么？怎样写？都要费心思量。夸人要诚心而恰当，不能说过头话，拍马屁不能出响声；自我介绍要自信又不能自吹，更不能狂妄；求职要委婉不能“伸手要官”；表态要谦虚又不能猥琐。

　　从效果论，以成败论，王维这首诗，都是干谒诗的“典范”。

　　诗外的功夫，选择写给谁、什么时候写、怎么写，体现了他的官场经验和政治智慧，其谋划周到、周全。

　　张九龄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少年成名的天才，他的成长道路、为政理念，形成自己的用人标准：“诗文精神”“博学之士”。王维自身条件是合乎他的择人标准，所以写诗给他干谒，对路子。

　　张九龄刚任宰相不久，正是延揽人才、组建自己团队、推行自己为政理念的时候。这个时候递上“投名状”，恰其时。

　　张九龄身为宰相，如何恭维？必须按照一个政治家、一个“贤相”的样子来赞颂，精准定位，合乎身份。

　　诗内功夫，也非同一般。王维的诗，一开始就生动描绘张九龄的宰相风度，有事实、有典故，有虚有实，从他的风度、他的德行、他的声望、他的文采，一一赞颂。恭维得有分寸、上档次。

　　干谒诗中自我介绍是难点，如果说得少、说得不充分，怕人家主公“不觉得你是个人才”；说得过了、吹得大了，又怕“惹人讨厌、说你狂傲”。

　　王维这首诗后六句，先以贾谊、汲黯自比，安心处于逆境，不怨愤、不牢骚。接着用了两个典故，“学《易》思求我”，用的是“非我求蒙童，蒙童求我”（《易·蒙》）；“言诗或起予”一句，用的是《论语》里“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这两句诗把王维自己才华学识的自信、甚至自负都巧妙地表达出来，且藏而不露。

　　最后两句的表态很重要，心态、姿态，都是“崇敬您的为政风度和人格”，甘愿追随您，不计较职位高低。

　　干谒诗，写得不卑不亢，坦然大气。

　　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张九龄举荐王维担任右拾遗。沉寂六年王维离开他隐居的嵩山，赶往洛阳上任，再次回到朝堂。

　　右拾遗隶属中书省，级别是从八品上，掌管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算是级别不高、位置重要的官职。回想过去自己第一次从政担任太乐丞，只是技术性的“吏”，这次进入权力中枢，才算是真正参与政治的“官”。

　　欣喜的王维，踌躇满志，一定不负韶华、不负恩公。提笔又写一诗，感谢张九龄的推荐提拔。这时张九龄已经晋封为始兴县伯，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所以诗的题目就是《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首表达感谢的诗，写得很特别，几乎不像是王维的风格。开头四句很突兀，“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我宁愿清贫淡泊，做乡野草民，也不肯为一官半职奴颜屈膝巴结权贵。

　　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这求人当官还端架子？

　　接着四句，更进一步自我表白：“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我虽然是个凡夫俗子，才能一般，但我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宁肯一辈子不当官，我也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能丧失人格。

　　这哪像是感谢的样子啊。

　　当年唐玄宗听孟浩然吟诗，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就拂袖而去。估计要是看到王维这样的诗句，早就拍桌子了。

　　但王维笔锋一转，开始赞美张九龄并甘愿为其所用，“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听大家都说您老先生是大君子，用人唯贤，不结党营私，所有行为和谋划都是为了苍生社稷。

　　赞扬人，这个高度，这个境界，才真正是在夸奖一个贤明的宰相，而不是我自家的恩公。

　　夸赞过后，就要表态输诚，“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我弱弱地问您，我这样的可以做您的下属吗？感激您秉公举荐我，偏私也不是我的所求。

　　最后这四句，有自谦、恭敬、感恩，又有知音、知遇、报答，更有彼此默契相守的气节、操守、境界、品行。

　　全诗写得光明磊落，气韵轩昂，体现了献诗者与被献者相互之间的高风亮节和高度默契。但读起来又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开始读得人心惊肉跳，中间读得人心花怒放，结尾又读得人击节叹赏。

　　我猜想，如果不是熟知张九龄的品行操守，王维也断不敢出此“险招”。

　　据说，张九龄看到这首诗，对“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反复吟诵，颇为惊喜。（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