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支山禽（国画）谢稚柳

　　徐建融

　　“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我的人生是在寄园奠定的基础”——这是谢稚柳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们学生辈面前，更使我们充分领略到谢老尊师重道的风范。

　　寄园的主人也是谢老的老师同时还是谢老哥哥的岳父钱名山先生，是常州学派的殿军。清代中期由庄存与、刘逢禄开山的常州学派，虽然只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支“别动队”（梁启超语），但到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却逐渐闹出了大动作。尤以学以致用和志道游艺的精神，迥别于同时的乾嘉学派和浙东学派。谢老的艺术人生，既与常州学派有着渊源的直接关系，则其有别于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的最主要特色，自然也在这两大精神。

　　“我不是为当鉴定家而研究鉴定，我是为了画画才去研究鉴定”——这是谢老经常挂在嘴边的又一句话，尤其当有人称他是“鉴定家”时。

　　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书画鉴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的经验派和以启功先生为代表的文献派，无不以广搜深挖、博览抉微的功夫，在断续纷乱、茫然无绪的蛇灰草线、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地侦缉、发现、比对、排除……最后串联成最大可能自圆其说的“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作出真伪的判断。一如乾嘉学派的开山阎百诗之考证古文《尚书》：“府君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其子阎咏语）“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阎若璩自述）今天的公安刑侦，基本上也是使用这样的方法，而在技术上运用了更先进的工具和手段。这，便是“为了当鉴定家而研究鉴定”者的风格路数。徐、启两位先生以后的鉴定家们，无一不是走的这条路子，而且，借助于电脑、大数据、云计算的高科技，使传统的书画鉴定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谢老的鉴定，所走的则是董其昌等以书画实践的体会而“望气”的路子。论广搜深挖、博览抉微的侦缉功夫，除非顺手牵羊，他基本上是不下的。我们看他《鉴馀杂稿》中的几篇经典文章，如《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论李成〈茂林远岫图〉》等等，无不是“望气”而得的真知灼见，而绝无今人鉴定文章中必不可少的罗列不同作品中同类图像、文字所作的细节比对之类的“证据”。这一鉴定方法，更合于常州学派重在得“圣人之真言”“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庄存与）和“学问主文章义理之大者，不拘拘于训诂考据之微”（钱名山），而上接韩愈的“所志唯在其意义，至名数阴阳未尝一得门户”和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的学以致用传统。

　　“圣人之真言”“文章义理之大者”“意义”“知之”的是什么呢？就是“观其大略”于“是不是千里马”。“古籍真伪”“训诂考据”“名数阴阳”“不知”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求甚解”于“玄黄牝牡”。“学而时习之”又是什么呢？“学”就是得其真言、大者、意义而知之；“习”就是把所知用于自己的所事中去。

　　尽管谢老的书画鉴定，没有今天大多数鉴定家像刑事侦察那样殚精竭虑、抽丝剥茧地建立的“证据链”，但他的每一次重要鉴定所得，都被用到了他自己的书画创作中，极大地提升了艺术的境界。

　　他研究鉴定敦煌壁画，不仅完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开山之作《敦煌艺术叙录》，而且把唐画“恢宏博大”“气度高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技法，“独到的观察力，独到的概括性”汲取到了自己的人物画创作中来，一洗明清人物画的酸颓，“真足以令人意消”！

　　他鉴定《烟江叠嶂图》，不仅把一件大家都看假的王诜精品，从冷摊上抢救到了国家的宝藏之中，更在自己《金华道中》的写生时，成功地移植了“烟”图中的丛树蓊翳，使现实的生活洋溢着传统的清气照人。

　　他鉴定巨然的《万壑松风图》，从中借鉴了“退笔焦墨信手散点并用淡墨直点”的点苔法，用于自己江南山水的创作，苍茫华滋，别开生面。

　　他鉴定徐熙的《雪竹图》，穷究“落墨法”，完成了1970年代后个性画风“以放荡易工整”的大转型。

　　他鉴定柳公权的《蒙诏帖》、张旭的《古诗四帖》，则推动了其书风由陈老莲的清逸，一变而为“在用笔上直立笔端逆折地使锋埋在笔画之中，波澜不平的提按，抑扬顿挫的转折，导致结体的动荡多变”，如垂天鹏翼乘风回翔，长江浪涛汹涌澎湃！

　　陈佩秋老师多次对我谈道：“我对临了多少古画，但放手而画，全是自己的面貌，看不出出之哪一位古人；老头子从来没有完整地对临过一件古画，但放手而画，一看就是这个老莲，那个王蒙，这个郭熙，那个巨然。”我表示，这正是常州学派学以致用的传统在谢老“为画画而研究鉴定”中的充分反映啊！当代的几位大鉴定家，与谢老鉴定风格的不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尤其清楚。像启功、杨仁恺等先生，也都下过大工夫研究鉴定《古诗四帖》，但张旭的书风同他们的书法可以说毫无关系。

　　“我的专业工作是国家的文博事业，书法画画只是我个人的业余爱好”——这是谢老经常挂在嘴边的第三句话，尤其当有人称他是“书画家”时。

　　寄园的讲学，以《孟子》《春秋》《二十四史》为主课。但不同于唐文治、章太炎在无锡、苏州的讲学专注于经史的义理训诂，钱名山对学生除了讲解经史的经世致用，更引导、启发学生在文艺方面的修养熏陶，包括诗词、书画、鉴赏等等。弟子中个个文艺才华出众，更不乏与并世第一流诗人、词客、书家、画师相轩轾者。致使“好色甚于好德”的人，误认为寄园是一所文艺学苑，以诗词书画为主课，专门培养文艺人才的。但事实上，志道游艺，寄园的道义高标，从来就没有为文艺名声所掩，而是由孔子而韩愈、欧阳修、钱名山及其弟子，一脉相承，器识为先，初衷不移！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韩愈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欧阳修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据德依仁，莫外乎此。则“士者，事也”的所应“事”，当然是“政事”也即国家政府所安排的工作；艺术，在“工”固然可以专职，在“士”，止可游之而不宜职之。所以，尽管以“期成大儒”为目标所培养出来的寄园弟子中多有文艺成就卓然者，但他们“志道”的工作选择，第一位的是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包括谢老，民国时便供职于于右任的监察院任秘书。其次则是教育、医疗，而没有一个是以文艺为专职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老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文博事业中，征集、收藏、鉴定、研究，对上海博物馆建设的蔚为大观，实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在北京、上海两地各成立一个中国画院。谢老参与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工作，但1960年画院成立后，谢老还是回到了博物馆中，不做专业的画家。1962年，国务院授命国家文物局组建中国书画鉴定三人组，谢老为其中之一；至1966年工作未完成而中断。对此，谢老一直耿耿于怀，因“不能为国家摸清书画文物家底”而深感遗憾。直到80年代初，时机成熟，他便向国务院提议重启全国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

　　其时，谢老个人的书画创作以“落墨法”和“张旭风”为标志，正进入一个层楼更上的薄发期；而艺术市场也开始正式启动，谢老的作品被排在最高收购价之列。所以，当时不少人为他的此举感到不值，但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从1985年到1992年整整八年。每到一地，除正常的文物鉴定工作之外，他还有繁重的额外任务，就是要完成一串长长名单的应酬画，都是为方便工作所必须的当地人情。谢老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挥毫不辍，庶使皆大欢喜。甚至对宾馆、食堂的服务员也一视同仁。自然，这中间免不了大量“出门不认货”的草草急就。习惯成自然，八年下来，把全国的书画家底摸清了，可是，“自己的画从此画坏了”。幸好的是，书法的创作是不忌“急就”的，尤其是寄园的书风，更一贯地讲究“疾书”。所以，谢老的书法不仅没有写坏，而且由放荡的草书，转入到端庄的行书，境界更显堂皇。包括谢老本人，于此际也经常表示：“我喜欢写字，写字比画画更开心。”

　　后来，八年鉴定成果中的精品被编为《中国绘画全集》30卷，由文物出版社等彩印出版，谢老为全书作总序。谢老命我代笔，并为我详细地讲述了鉴定中的甘苦。我问他是不是为“自己的画从此画坏了”后悔？他表示不仅不后悔，而且很自豪。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欧阳修所说的“士君子自当以功业行实光明于世，亦不一于立言（文艺）而垂不腐”的志道游艺论。

　　噫！学以致用、志道游艺——微夫子，吾谁与归？

　　（《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将于2022年11月29日至2023年2月14日在上海程十发美术馆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