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谈《千里江山图》：我重新成为“初学者”

　　■本报记者 许旸

　　“百年来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写作，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由著名作家孙甘露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里江山图》，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孙甘露在接受文汇报专访时谈到，写作过程中，他更愿意把自己视为一个初学者、新作者。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进入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呈现它的过程。也正是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孙甘露获得了新的契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尝试接触全新的小说领域，从头至尾将其视为全新的学习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

　　作者捏土为骨、化泥为肉，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信仰坚定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以陈千里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面对白色恐怖和生死考验，以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成就了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红色传奇。孙甘露无比感念，在写作中会多次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其艰难的时时刻刻。”

　　《千里江山图》热忱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谱系，也是孙甘露酝酿多年的以文学笔触为时代存真、为人民放歌的作品。“小说对历史素材的运用，彼时人物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心理依据，时间和地点的描绘如何激发读者的想象，应使其成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环境和人物更为紧密地相互依存，而非单纯地陷入考据式的遐想。”孙甘露的小说美学观念呼之欲出——具体而微的历史内容需忠实于叙事逻辑，而非脱离生活经验陷于奇观式的炫技和展览。

　　小说真实重现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市井街巷、风物百态，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最大可能还原了中国近现代城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联系，在当代原创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将“千里江山”宏阔背景和“万家灯火”微观视角融入主题创作。

　　广泛搜集中共党史早期史料的过程中，孙甘露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风俗志等材料。他告诉记者，为了文本中一处“船进吴淞口”的表述，精确查证当时的上海水文资料后方落笔；作为背景描写卡尔登戏院上映的电影，也是通过查阅当时《申报》广告得来再化用；原文有一处关于“寒假毕业班”的描写，作家从储存的创作资料包里找出“修业证书”和“格致公学”成绩报告单，供出版社编辑把关参考……

　　业内评价，这部沉潜多年的长篇，在危机迭爆的惊心动魄中飞速推进，形成了一种激情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孙甘露调动多年文学积累和经验，洞察焦灼乱世下人物内心世界，在小说结构、形象塑造上进行大胆创新，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技法，围绕一场生死决战，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仇记共冶于一炉。

　　即使是最后部分一封信、一份档案材料和烈士名单，也构成与整部作品浑然一体的重要篇章，其中闪耀的浪漫情怀和浓缩的历史印痕，让读者在卷终经受精神洗礼，又能感受到作者致力于文本创新和艺术探索所带来的文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