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3月份，因为年轻的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我译的《温柔之歌》的作者蕾拉·斯利玛尼来访，平素并不热衷开会和旅行的我，恰好在北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并且在几次公开活动之间有比较多的空闲。之前在电话里，我向柳鸣九先生申请，希望他能允许我拜访他一次。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向他汇报，或与他商谈。提出申请只是在柳先生因为一本书联系了我之后，我在接到电话的一瞬间产生的冲动。搁下电话后，发现柳先生竟然答应了，我才觉出一点紧张来，不知道只是在纸上彼此见面，又差了十万八千里——地理上的，时间上的——的两个人，是不是会在见面的时候感到尴尬。

　　《法国文学史》(修订本)柳鸣九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因为惴惴不安，在征得柳先生同意之后，我约上了当时也正在北京出差的学妹一同去。柳先生的家在社科院的宿舍，我不辨方向，那天找到柳先生所在的单元好像颇费了一点功夫。柳先生家的阿姨把我们接进家门之后，穿过老公房狭窄的通道，就来到了柳先生所在的房间。柳先生那时也是病后初愈，已经不方便走动了。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里，电脑屏幕亮着，上面的字很大。在谈话的间隙，他还间或从电脑上调出一点内容要给我看，敲击起键盘来不是那么灵活。房间里放着的一大排书柜我倒是并不陌生，应该是在各种照片上见到过。柳先生向我展示了他主编的很多套丛书，都放在专门的柜子里。

　　那天其实聊了很久。我甚至还有幸被柳先生留下来吃晚饭。他带着长者的宽和告诉我都准备好了，我没敢拒绝。可那天究竟谈了些什么，或者吃了些什么，我除了一点模糊的印象，都记不确切了，只依稀记得菜式清淡，不多，却也有待客的精心在里面，应该是他嘱咐照顾他的人特地从外面买来的，甚至好像还有饭后甜点。我们的谈话也一样，虽然没有什么陌生人的尴尬，但也始终淡淡的，只有在他评点现在外国文学研究界或者翻译界的现状时，或是讲到自己正在做、将要做的事情，才时有激昂出现。这份平淡，于他是前辈权威见到晚辈的淡然，而于我，是紧张，也是终于见到了因文字生出过无穷想象的人的释然。

　　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柳鸣九先生的晤面。奇怪的是，在这个影像高于真相的时代，搅扰柳先生一个下午，还吃了饭，竟然没有拍照片。幸亏有人见证，否则我都怀疑是出于向往已久的幻觉。

　　而最终我也没有能够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译稿交给他，因为我搞不清楚翻译版权是否还在自己手上。他认真地叮嘱我不能签翻译的独家版权，似乎我也没有听得进去，说到底是怕麻烦。我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不那么珍惜自己的文字，一旦交付出去，就不再愿意多费脑筋。现在想来，见面后倘若他还有一点空想起我，应该是觉得我这样的晚辈实在蠢得无可救药。

　　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一次见面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朝圣，心愿已了，就只剩下了满足，再也不求其他。对柳先生的想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便已然开始生根发芽了，埋藏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如果说，问到在傅雷之外，还有谁把彼时还未能成为专业读者的我引进了法国乃至法语文学的大门，或许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柳鸣九先生。柳鸣九先生的译文之前往往都有他写的长长的序言。我应该就是随着柳先生的序言进入杜拉斯的《长别离》和《广岛之恋》的；也随着他的译文初识加缪和萨特；随着他编选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进入了广阔的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世界，知道有“新小说”，有“存在主义”，还有“荒诞”；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他的《法国文学史》而有了最初的，对于法国文学历史的总揽式了解。

　　现在想来，正如柳鸣九先生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那样，六百多万字的《柳鸣九文集》里，他对于法国文学的批评文字在量上要远超其翻译。柳先生之所以让我产生了想要一睹真容的念头，大约总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不受他人——例如原作者，或者其他意义上带有权威光环的人——挟制的主体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柳先生的文笔瑰丽而恣意，有时候甚至会让人有种不应该的感觉，觉得看了他的序言或者批评文字就够了，真正看了原作倒也不过如此。

　　年轻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期待，可能就是有柳先生那样的文字。真诚、感性，充满了想象的空间，却总是能够戳到作品真正的“痛点”，在原作之上腾跃，与原作“平起平坐”，至少在气势上。

　　但或许需要到今天，我才能真正掂量出柳先生对于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同时也是对法国文学来世的生命的贡献。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2016年完成的《中国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柳鸣九”这个名字竟然出现了134次。从20世纪60年代关于萨特、关于“新小说”的选译、编译与批评，到改革开放初期对经典作家和作品——例如罗曼·罗兰、《红与黑》、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等等——的重新定义，再到八、九十年代对20世纪法国作家的发现和深入了解，柳先生都是引导者。柳先生的名字，与萨特、纪德、塞利纳、杜拉斯、罗布格里耶、尤瑟纳尔、莫迪亚诺、勒克莱齐奥等等都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就是以柳先生主编和组织翻译的漓江出版社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以及他自成一体的序言揭开序幕，这话并不为过。

　　记忆里，最近一次遇到柳先生的文字，而且一个字一个字用心读过来的，是柳先生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译文集》写的序言。专门写的序言并不长，但惊人的“雷点”到处都是。比如说，“按我现在的理解，当时（指20世纪40年代）李健吾的世界文化视野要比傅雷大，对外国文学作品、文化学术坚实内涵的敏感度也胜于傅雷，显示出他是研究家型的翻译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者”……又比如，谈及“化派”的翻译所遭受的指责，他不无讽刺地说这些“攻击”往往来自“在国外待得时间久，自恃精通该国语言的硬译高手、直译高手”。而在序言的最后，他竟然还幽默了一把，说“不久之后，中国译界将出现新的重大事件，它将标志着中国译界两种思潮的合流”。

　　我便又想起了那次见面时，柳先生讲起他不屑的现象与人时的神情。只是，2022年12月15日之后，世上再无柳先生。

　　（作者：袁筱一，为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