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以后，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大人和小孩之间，抛开爱、责任、义务，有没有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虽然身为母亲，但我并不奢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扪心自问，我也不想和我妈做朋友，母女之间总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代沟。我只希望，能和女儿建立真正的信任。那么友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呢？

    我最新的小说《亲爱的蜂蜜》（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探讨这件事。书中的男主角叫大熊，如果以他的口吻，整本小说用一句话便可概括——蜂蜜，你好，我爱上了你的妈妈，现在我想成为你的朋友，可以吗？大熊的恋爱对象是一位单身妈妈，和女儿蜂蜜生活在一起，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个起初被大家认为会阻碍这段恋情的小孩，竟让两位成年人都获得了珍贵的成长。母女之间的关系，比友谊复杂太多，但是大熊这个半途闯入者，却跟小女孩蜂蜜成了真正的朋友。因为他发现，当他试图了解蜂蜜的时候，其实是在试着用一个4岁小朋友的眼睛看世界——这种感觉很好，他获得了全新的视角，对自己过往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大熊在保护蜂蜜，蜂蜜同时治愈了大熊。

    对我而言，三言两语解释自己刚刚完成的小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就连解释它的创作意图，都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作品一旦完成，文本的意义是大于作者本人意志的。我只能尽力解释一下，小说有哪些我生活中的影子。我女儿现在8岁，与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让我想起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些连事情都称不上，是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某个瞬间、某种错觉、某些难以形诸语言的属于孩子的感受，以及某些时刻也许只有我才能闻见的气味……如果不是她的小手按下了这个开关，我恐怕不会知道我原来一直记得这些。童年时代的我在某种触发之下苏醒，“她”似乎藏在我意识的某处，与我的女儿遥遥相望；“她”常常一闪身就跑远了，所以我总是来不及和“她”打招呼。但是我非常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有机会重新面对往昔的自己。

    这才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把这个探讨人生的任务交给了男主角大熊。我自然知道，养大一个“人类幼崽”，其间五味杂陈。尤其是“自我实现”的诉求，与“母亲的职责”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很多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可我不想在这个故事里过多讨论它，因为我觉得说到底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也许残酷，但是我没有兴趣编造所谓“平衡”的神话。我只不过想讲讲，当我们从精神层面，将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平等地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不能平等呢？在浩瀚宇宙面前，“大人”比“小孩”早出生的那几十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此，我允许自己满足地说，我的小说把这种基于苍茫底色之上的“平等”表达了出来。文学的美，说到底还是要刻画某些“欲言又止”、某些“欲说还休”，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你能说“却道天凉好个秋”真的什么都没说吗？显然不能。

    《亲爱的蜂蜜》写得非常顺畅，原本我手上在做另一个缓慢磨人的工作，沉重的负担间隙，我觉得不如写一个轻松愉快的中篇小说调剂一下，蜂蜜和大熊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让自己始终在写作中保持愉快，我甚至放弃了制造复杂的人物冲突，我只想塑造一段虽然是虚构的，但是有人看了会相信的人生。写到信马由缰的时候，我便随自己去，3万字的预设很快打破了，接着就是6万字、9万字——最终形成了目前13万字的样子。

    有些作品从写作开始的那一刻就想与读者交流什么，但有些并不是。我必须承认，这篇小说是写给我自己的。不过幸运的是，确有读者喜欢蜂蜜小朋友，并且相信蜂蜜和大熊真的生活在北京的某个角落。对我来说，这已足够。大熊会笨拙地牵着蜂蜜的小手，迎着黄昏美好的夕阳，慢慢地沿人行道走着，走着。至于终点在哪儿，其实我也很想知道。（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