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锡良

　　今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问世一百周年。1922年，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这部后来最具知名度的作品由德国德累斯顿勒曼与舒尔策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小说以一个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女人的“自言自语”，道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种写法在当时，无疑是走在前沿的。

　　百年来，茨威格成了世界范围内被翻译语种最多的德语作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成了他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高尔基曾评价茨威格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非常天才的思想家”；罗曼·罗兰则称他为“魅力和绝望最好的描写者”。在中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极具流传度，曾多次被翻拍、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与观众见面。

　　当时的人们不曾想到，该小说问世的第二十个年头，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巴西的寓所双双结束生命。在绝命书中，茨威格说自己是“神智清醒地”告别人世的，因为他的心力在“漫长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岁月中已消耗殆尽”。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沈锡良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茨威格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革命、饥馑、货币贬值、时疫和因遭纳粹驱逐而流亡伴随了他的一生。作为传记之王，茨威格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多少与自己的命运遭际不可分割。他在《玛丽亚·斯图亚特传》写下广为流传的金句“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或可证明这点。他一直渴望用文字来建构一个纪念碑，好让后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黄金时代”（一战前的欧洲）的存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曾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映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灵感，便来自于他的名作《昨日的世界》，导演不仅在片尾字幕直接向作家致敬，还在影片的精神气质上接续了茨威格对那段岁月的怀恋。

　　普通人几辈子都不会遇到的时代动荡，他全遇见了

　　茨威格成名甚早。30岁前，他过着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见证着人类文明最繁荣的景象。30岁后，他看着自己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分裂、消亡，普通人活几辈子都不会遇到的时代动荡，他全遇见了。而他把一生所经历的繁荣和衰败，满怀赤诚和坦率，全部如实记录了下来。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父亲是纺织业主，母亲是银行家的千金小姐，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他的少年时代见证了艺术家、文学家相聚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话古论今。1899年，茨威格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求学期间，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并把极大的热情放在旅行上，为成为一个写作者而奋斗。他先写诗，在20岁时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银弦集》，第二、三部诗集和诗剧《早年的花环》《特西特斯》分别诞生于25岁和26岁。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中篇小说，23岁时第一部中篇《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问世。渐渐的，茨威格发展出一种独属于他的创作法：将谨慎的心理阐释与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出色的文体风格糅合在一起。他还任职于维也纳《新自由报》副刊，新闻记者的工作为他和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建立了联系。他也翻译法国象征派抒情诗人魏尔伦、波德莱尔的作品。1910年，茨威格出版《艾米尔·维尔哈仑》专著，奠定了其翻译家的美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茨威格身处的世界正如《昨日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好友罗曼·罗兰的影响下，茨威格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一战结束后，茨威格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他表达了希望欧洲人在战后重新过上和平宁静生活的愿望。巧合的是，1919年3月24日，茨威格入境奥地利的那一天，正是奥地利最后一个皇帝卡尔一世流亡瑞士之日，《昨日的世界》中记载了作者在边境车站和奥皇相遇的一幕。

　　茨威格只身前往萨尔斯堡，这一待就是14年。1920年1月，茨威格与相识多年的弗里德里克·温特尼茨喜结连理。他和妻子及她第一次婚姻带来的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在位于萨尔斯堡城郊卡普齐纳山旁的一座小宫殿里。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在一战后拜访过那座宅邸，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时，茨威格府上名流云集，他的座上宾有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这段时间，茨威格创作甚丰，文学成就斐然，1927年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至今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茨威格的人物性格研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体现在小说中，是尤其擅长运用内心独白、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手法，使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进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最能呈现其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代表作。

　　1928年，茨威格造访苏联，他的著作经由高尔基的力荐，已有俄译本出版。两位作家此前保持着长期的通信往来。1931年《精神疗法》出版，这是茨威格为精神疗法的先驱者梅斯默尔、玛丽·贝克-艾迪和弗洛伊德作的传记，他还将该书献给埃尔伯特·爱因斯坦。同年，他成为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脚本作者，并在1933年为他的歌剧《沉默的女人》撰写了脚本。

　　这段时间的成功使茨威格的世界主义和他梦想的“民族间精神谅解”的理念变得似乎可以实现。但他的作家朋友卡尔·楚克迈耶在回忆录中提到，茨威格曾在50岁生日时论断：“人生的繁华已享尽，接下来就是走下坡路了”。实际上，1932年前茨威格已达到作家生涯的顶峰。但与此同时，纳粹思想也已在欧洲广泛传播，茨威格的直觉十分准确，他的处境也很快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1933年，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开始了在德国的独裁统治，随即掀起迫害犹太人的高潮，其影响迅速波及到茨威格。很快，他的著作无法再在第三帝国出版；1933年3月，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火烧火燎的秘密》在电影院里上映，电影很快被禁；5月10日，在德国首都柏林歌剧院广场上，茨威格和众多进步作家的书籍被焚烧，他之前撰写脚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1935年在德累斯顿首演后不久，便因茨威格的犹太人身份而遭到禁演。

　　他鲜活的文学生命，一直伸向更远的未来

　　纳粹掌权后，茨威格开始了颠沛而绝望的流亡生活。1934年2月18日，奥地利亲德分子和纳粹分子以茨威格家中藏有武器为由，对他的住宅进行搜查。两日后，茨威格坐火车流亡英国。1938年11月，茨威格的婚姻走向破裂。

　　1939年9月3日英国宣布参战。茨威格和比自己小17岁的女友兼秘书夏洛特·阿尔特曼（“洛特”）加入英国籍。两人侨居英国期间，茨威格是在一边创作《玛丽亚·斯图亚特》一边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和洛特渐渐走近，发展成恋爱关系的。1939年，茨威格缔结第二段婚姻，之后至死没和洛特分开。

　　1939年7月，他和洛特从伦敦搬至巴斯，在那里开始写作《巴尔扎克传》。不久后，茨威格夫妇坐船前往美国，并在纽约度过了1941年的夏天。再之后，他又和洛特启程前往巴西。茨威格显然曾打算在巴西重建他的生活。尽管民风淳朴的巴西人敞开胸怀欢迎茨威格的到来，但和之前流亡英伦一样，作为一个漂泊的异乡人，他在巴西同样深感丧失祖国和母语的切肤之痛，从他与朋友的通信来看，茨威格对巴西的描述是“无根”的，最终他还是要回到欧洲文学的传统中去。

　　在巴西古城佩特罗波利斯，茨威格完成了他最为成功、也是迄今最受欢迎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小说表达了作家对欧洲严峻现实越来越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然而，在向出版商递交作品之日，正是他深思熟虑后决定结束文学生涯之时。

　　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文艺研究中的茨威格和文学作品中的茨威格，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文艺研究大多只从流亡文学的角度考虑他的作品，起初将他界定为“追求数量的多产作家”，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茨威格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作家，他说过：“有种艺术叫作舍弃。”他写完1000页的文字，会毫不客气地将800页扔进废纸篓，而只将筛选出的200页保留下来，但他却从不为此抱怨。

　　进入新世纪以来，茨威格的作品一版再版，多种传记作品层出不穷。茨威格一波三折的戏剧人生充满了吸引力，尤其是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三万封信件，既证明了他杰出的文学成就，也证实了他在流亡岁月中的悲惨命运。虽然他专注于法西斯主义危害性的研究，但他总竭力避免公开发表相关主张或参与相关活动，他毕其一生将这视为值得坚守的品质。时至今日，对茨威格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他所谓的“商业”上的成功被高看了，而他文学价值上的认可被低估了。

　　茨威格创作了数量众多、影响深远的人物传记作品，同样奠定了其杰出的传记作家地位，《昨日的世界》更为传记文学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昨日的世界》并非只是茨威格的自传和生平，他既描写了亲历的事件、人物，同时还写出了对时代的感受、对世界的看法；写出了时代的氛围和民众的心态。这不由让我想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这是在向以茨威格为代表的纪实文学表达敬意。纪实文学是历史的明镜，让我们看清过去，并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使我们得以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从某种角度看，对任何作品的解读和阐释都是对作家原著的歪曲和误解，而消除歪曲和误解的唯一可能无疑就是阅读原作本身。

　　(作者为德语翻译家，曾翻译《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