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来脑海里一直出现一种幻觉，就是惯常地惦记着母亲寒冬里的冷暖。这源于对母亲那种深深的感情。我自幼跟着母亲相依为命在偏远的山村生活到20岁，离开父母上大学直至工作成家立业，我都不在父母身边，以至惦念父母成了一种惯常。20世纪80年代，书信成了一种惦念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家里装了固话，打电话代替了书信，本世纪初有了手机，电话和短信又取代了固话，父亲比母亲早走了十二年，对母亲的嘘寒问暖就变得更加频繁。虽然目睹母亲的离去，脑海里却常常产生幻觉，回不到母亲不在的现实。

　　母亲是个十分顽强的人，无论对待逆境，还是对待生命，都十分坚强而又充满信心。我想不出更多的词语来形容，只能举几个例子。

　　12月11日，母亲气喘急诊，核酸阴性结果出了才得以住院。入院第二天舒缓了一点，就闹着要出院，在家人劝说下还是坚持到第四天才出院。出院时阳了。家里紧急购置了制氧机、血氧仪用上，坚持了几天，这期间她能自己上洗手间，穿换衣服，吃饭。半夜里还经常起来整理自己那个贴身袋子里的东西。90出头的年纪了，家里备了轮椅、拐杖、防摔帽子，她坚决不用，认为这样丢人，暂时用不着。这样强撑了一周，12月23日到医院做了CT，结果显示比11日入院时有好转，心肺渗出的积液基本吸收了。但母亲状况很差，才又紧急入院，在急诊室等待一个多小时后才吸上氧，很艰难第二天转入心内病房。通过强氧和球蛋白治疗，血氧、血压、心率都在正常范围，也能喝点汤粥之类，再加上一些肠道营养液，总算挺过来了。但是要强的性格也是母亲致命的缺点，能说话了，能用力了就抓住病床围栏要起来，要回家。一用力体能就消耗尽了，血氧、血压、心率就迅速下降，每分钟呼吸次数快速上升，通过一番救治才恢复各项指标。28日本来医生已交待出院事宜，当天还喝了两次粥，谁知晚上9点多，体温突然升高，各项指标迅速下降，医生对家属说，她年纪这么大，心肺功能指标已经差到了极限，建议不要进ICU了，（指插管、电击、上呼吸机之类）她受不了，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家属同意用药物保守治疗（主要用治疗肺部感染的抗菌药物），到了晚上11点多，母亲很辛苦，生命危急关头，母亲的意识很清晰，看到医生、亲人就用手抓，嘴里叫着“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就晕死过去了。各项指标急剧下降，心电图逐渐变成了一条横直线。哥哥迅速帮母亲脱掉病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和袜子。那时候母亲的身体还是暖暖的，手脚腰脖都很柔软。接着护士过来做一次死亡心电图，说这是死亡认证的必要程序，出死亡证用的。我在旁看到仪表上的线条偶尔有些小起伏，便对护士说，还有生命迹象。护士边打印心电图边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打印出来的图表真的是一条横线。接着护士麻利熟练地办好了相关手续，让亲人在“新冠病人遗体即刻火化同意书”和“遗体交接单”上签了字，楼下便有两位穿着防护服的人员上来，我们目送母亲被送往太平间，走向了去往天堂的路。

　　去年8月，母亲住的房子楼下住改商，大兴土木，打墙、钻洞、推土一起上，20世纪80年代末建的老房子被震动得像要塌下来，正在厅里看电视的母亲惊恐地迅速起身，要到房间里躲避，起来没站稳就倒在地上，后脑勺碰到了木制沙发的尖角血流如注，她一只手拿毛巾捂住流血的头部（已经流了一百多毫升），一只手打电话给亲人。120过来拉到医院抢救，在破裂的头皮上打了五个铁钩子。从摔倒抢救到一周后拆铁钩子，90多岁的母亲没说过一声痛苦，整天笑脸，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20世纪90年代末，母亲已经将近七十岁，觉得心里闷得慌，我们便带她到省城广州一家顶级大医院做检查，24小时心电图和血压、“踩单车”运动状态心电图，又做MR心脏血管检查，医院确定是冠心病，需要马上“通波仔”，在心脏血管放置两个支架，5万多元。母亲一听坚决不肯做，第二天就回县城和父亲过他们的退休生活。那段期间母亲活动更加频繁，经常“玩失踪”，心血来潮不告诉任何人就坐火车回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广西老家，找父亲的叔伯兄弟婶嫂玩，没留下任何口信，又没有手机，到晩上又坐火车回来。有时候坐班车（大巴）到离县城70多公里的娘家，看望自己的叔伯兄弟婶嫂，很晚才又坐大巴回家。急得父亲和在县城工作生活的儿女们四处寻找，奈何不得。

　　母亲这种顽强和任性的性格，在我的童年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底，母亲在单位被“批斗”几次后，携着刚入小学一年级的我回老家生活了十几年，直至1979年恢复原职。从城市到偏僻的乡村，母亲的适应能力很强，她把生产队春耕夏种生产撒石灰、犁耙田等男人干的粗重活全包揽了，令村里的男人们对这个城里来女子刮目相看，女人们更觉得不可思议。山村寒冷的夜晚，床上铺垫的已经不是棉被，而是编织起来的干稻草垫子。母亲把煤油灯放在床上，躺着教我唱《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我们不小心把煤油灯碰倒了，滚烫的玻璃灯罩倒在母亲的手臂上，冒出一股烟雾，母亲用万花油涂抹后，又继续教我唱歌。文革初期，父亲在广东工作的县城两个月杳无音信，信件、电报、电话全无，急得母亲连续三天凌晨一点出发，走三十多里夜路，到达离老家最近的一个四等小站，才赶上第三天（第一第二天列车停开）凌晨三点开往广东县城的列车。黑夜里与母亲同行的，只有六七岁的我，和护送我们翻山越岭去火车站的家里养的大黑狗。

　　母亲还在村里办起了第一间幼儿园，教孩子游戏、写字、唱歌，成了家乡那片乡村的一件新鲜事。

　　我经常把当年的一些往事重提起来，目的是活跃年迈母亲的脑力思维。去年有一次我问母亲，当年为什么要把生产队里那些粗重活包揽了？母亲说，干这个活全生产队工分最高，又可以早点收工（别人还要插秧），何乐不为！话语中依然透射出她那顽强的意志与对生活的信心。

　　母亲的一生是一个平凡人的一生。2023年1月上旬的一天，她终于到达了天堂，与亲爱的父亲在一起。

　　（作者：丘克军，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