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博览群书》杂志2022年第9期，原题为：“王夫之对岳飞批评错了吗”，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

　　《读通鉴论》和《宋论》是王夫之（人称“船山先生”）的两部名著。盛名之下，也有微词。比如，船山评论历史人物，向蒙苛责之讥。

　　这位辞世于清兵入关近五十年后的老人，以明遗民自居，不承认清朝。他著述等身，遗言却禁止子孙刊行。近两百年后，底定大乱的曾国藩、国荃兄弟在金陵主持整理《船山遗书》，其学方大显。但即便是对王夫之倍加尊崇的曾国藩，也认为他评论古人过于“褊刻”，“使处国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如果船山当政，在他眼里，恐怕普天之下找不出一个可用之人。

　　难道这个百多年来征服了无数学人的智者，心灵的隐秘角落有块阴霾，使他完全忘掉了作为儒学之本的恕道，在七十高龄定稿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中，像愤青般唾沫四溅，恣意贬低古人？

　　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注意到，同样在两论中，王夫之对“苛”深恶痛绝。比如他说，宋代的理学家们，“以其律己之严，责愚贱之不若”，拿对自己的高标准，来要求大众，是受了法家的毒害（《宋理宗六》）。船山强调，君主应当“求诸己而已”，至于“舍己而求诸人”，乃“申、韩之敝帚也”，那是法家的害人玩意儿（《宋太祖三》）。

　　在同样成书于晚年的《四书训义》中，王夫之一而再再而三地郑重指出，发表言论得慎重。于情于理可以说的话，也应当“慎持之而不易出，若有所忍焉”，尽量克制，不随便出口。如果不得不说，“简而确，断而不繁，有所止而不流”，言简意赅，就事论事，不枝蔓，不发挥（《论语训义·颜渊篇司马牛问仁章》）。他担心，士大夫自恃真理在手，“以道义自居”，“与世相亢”，摆出一副对抗流俗的姿态，“道义成乎偏激之意气”（《论语训义·子罕篇子曰衣敝缊袍章》）。因此，对古人歆羡、今人盛赞的宋代士大夫政治，船山持否定态度，将士大夫政治发端的仁宗朝视为北宋亡国之源。

　　那么，船山本人洋洋洒洒，写就了两部总计70万言的史学巨著，其中充斥着“穷其恶而极其诛”的 “非贬古人”之语（《赵烈文日记》），极尽批判之能事，又该如何解释？

　　澄清这一困惑，必须回到《读通鉴论》和《宋论》中的具体案例，详细考察王夫之“非贬古人”的方式、依据和目的。一系列不同性质的案例，或许能帮我们打开一扇理解这位哲人的门。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岳飞。

　　在《宋论》高宗第12篇中，船山认为，岳飞遇害，本人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对一位几乎没有瑕疵的完人，王夫之尚且如此，不正是“褊刻”的确证吗？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船山的论述。这一篇首先指出 ：历代宰相统兵作战，立下赫赫武功的，除周公外，没有别人也；而武将在战场之外，享有崇高声望的，历史上连一位也未必找得出来。

　　武将赢得非军事声誉，有三种途径。第一，军纪严明，不骚扰百姓，甚至主动嘘寒问暖，民众会赞不绝口。第二，虽身为武将，但文质彬彬，和士大夫交往表现得很谦逊，甚而诗酒唱和，读书人自然倍加推崇。第三，积极参与朝廷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坚持正义，声援君子，反对小人，在官僚中就能收获口碑。

　　王夫之认为：“岳侯（对岳飞的尊称）之死，天下后世胥为扼腕，而称道之弗绝者，良由是也。”历史上被冤杀的武将很多，军事奇才韩信死得也很冤枉。为什么大家对岳飞之死特别痛心，独独对他称颂备至？就是因为上述三方面岳飞都做得非常好，声誉卓著。韩信不过是能打仗——也许比岳飞还强，但缺乏岳飞拥有的伟岸形象。

　　接着船山笔锋一转，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唯然，而君子惜之。”唯其如此，有识之士替他惋惜。正因为表现近乎完美，岳飞“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进不能实现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夙愿，退不能避免冤死的厄运——“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碰到秦桧这样的奸臣，岳飞倒下了，但即便没有秦桧，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和众人一样，王夫之认为岳飞之死是南宋命运的转折点。但极其与众不同的是，他将悲剧归结为岳飞做得太好了，甚至刽子手秦桧似乎也可以因此减轻罪责。

　　下面船山用了1200字加以解释。他先引用《周易》：“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办大事，不能急躁。得先赢得周围人的谅解和信任，否则一定会有人使绊子，结果不仅是个人遭遇挫折乃至不幸牺牲——仁人志士不惮为国捐躯，而是危亡中的国家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尤其武将统率千军万马，握着枪杆子，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立大功的机会多，遭暗算的概率也大，保护好自己，争取他人的支持，更不容易。

　　接下来王夫之专门讨论武将的难处。靠血缘坐上龙椅的皇帝往往不具备雄才大略，能力比不上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军。心知肚明的皇帝自然会担心，会猜疑，怕控制不了将军们。而一位手下聚集了众多英雄好汉的将军，屡战屡胜，敌人闻风丧胆，天下人自然顶礼膜拜，忘了将军上面还有天子。这种情况下，这位将军丝毫没有警惕，又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品质，体恤老百姓，尊重读书人，礼贤下士，于是庙堂与江湖众口一词，竞相称赞。

　　将军还没有醒悟，羡慕读书人的儒雅，生活中处处向文人看齐，并借诗文咏叹被压抑的豪情壮志，身后自然聚拢了一批浮躁的粉丝，争先恐后用笔墨吹捧将军，为他鸣不平。流风所及，街头巷尾也出现了种种民谣，传颂将军的爱国情怀，为他壮志未酬感到悲伤。这能不让平庸的君主和他身边的小人为之侧目吗？

　　更有甚者，君主有不良嗜好，任用的大臣中有奸人，决策有错误的时候，在朝的文官们无法说服君主作出改变，病急乱投医，寻求将军的支持，而将军铁肩担道义，出面表态，力图挽救朝局。这只会使皇上对他猜忌更深，奸臣们欲去之而后快的心情更为迫切。

　　“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未之有也！”像这样子，想要保护好自己，从而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是不可能的。

　　澄清了武将的可能失误，船山又援引汉唐历史，分析成功案例。汉初立下大功的武将，只管打仗，只负责执行命令，中央决策是萧何、张良这些文人辅佐刘邦做的。周勃、灌婴之所以能在吕雉死后，安定刘氏之天下，恰恰是因为没文化，不像随何、陆贾这些文人那样风度翩翩，能说会道，所以刘邦、吕后都比较放心。要不然，别说吕后当政时不会轻易放过周勃、灌婴，恐怕刘邦就容不下他们。

　　和岳飞更有可比性的，是郭子仪——安史之乱后挽救李唐的第一功臣。在王夫之看来，郭子仪虽是不折不扣的一介武夫，却是有大智慧的仁者。他清楚李泌、崔佑甫是贤相，但并没有和他们结交，以成“君子之好”；他同样清楚宰相元载、宦官鱼朝恩是奸邪，但也没有加以揭发，不招惹他们。

　　郭子仪功劳太大，受到了唐王朝的猜忌。他的兵权被夺，取而代之的是曾经的副手李光弼。李氏风格和郭子仪迥异，执掌军政后郭氏立下的规矩往往被废弃，但郭子仪很淡定，并没有发挥影响力，背地和李光弼较劲。另一个唐廷特意提拔以制约郭子仪（还有李光弼）的，是他曾经的下属仆固怀恩，对此郭氏也没有任何不满表现，甚至主动让位于昔日部曲。

　　削夺兵权三年后，一度因军情紧急，郭子仪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复出机会，很快又因为受猜疑被罢。他依然安之若素。不久，吐蕃大军攻入长安，唐代宗仓皇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郭氏临危受命，收拾散兵游勇，再次挽救了唐王朝。船山称颂道：

　　以废斥之余，一旦跃起，而卒拯吐蕃之难。以是动，而动罔不利也 ；以是求，而求无不得也。

　　郭子仪低调慎重，坚守武将本分，不介入政治，面对不公淡然处之，不仅保全了自己，最终也迎来了为国效力的机会，一举定乾坤。

　　郭子仪的反面是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居功自傲，不堪忍受皇家猜忌，仆固怀恩勾结外虏，反叛朝廷，最终身败名裂。而李光弼要不是死得早，恐怕也难免这样的下场。

　　岳飞是郭子仪的另一种反面，高尚的反面，但还是反面。王夫之感慨：“岳侯诚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赵氏之宗祊，而胡不讲于此耶？”岳飞啊岳飞，你有凌云壮志，欲拯救赵宋王朝，怎么能不冷静地好好思考，怎么能不向成功的前辈郭子仪学习呢？

　　有了以上一番正反两面的剖析，接下来船山才进入正题，具体讨论岳飞的处境。

　　赵宋家法，素来以猜忌武将著称。宋高宗更是亲身经历过身边武将的叛乱，一度被囚禁，被迫让位给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他对武将的态度可想而知。皇帝如此，宰相呢？秦桧独掌朝纲前的张浚，虽是正人君子，但气量窄，疑心重。而和岳飞共事的武将，同样名列中兴四大将的张俊、刘光世都曾是他的上司，资格老得多，无法接受岳飞和他们平起平坐，耿耿于怀。至于阴险的秦桧，就不用提了。总之，南宋政权的重要人物，理解、支持岳飞的寥寥无几。

　　危机四伏的状况下，岳飞没有韬光养晦。他高调宣传、执行军纪，甚至将拿了百姓一束麻捆割来喂马的杂草的士兵斩首示众，对军队驻地或经过区域的民众体贴入微，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纷纷给岳家军送来种种慰问品；他高调仿效文士风流，延揽读书人，和士大夫如漆似胶；他高调支持朝廷上掌谏诤之职的谏官们，公开互相推崇，力辨和议之非；他高调阐明自己的立场，一身正气，绝不容丝毫侵犯，与奸臣势不两立；他高调地在怀疑他培植势力的张浚面前，直率地指出诸将领的不足，当场翻脸后，极有血性地扔下军队，一个人步行到庐山，给去世不久的母亲守孝。

　　以上所论种种，就事论事，岳飞都没错，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了罕见的正直和英雄的柔情。但船山评论说：“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卫社稷也，庸可得乎？”

　　一个武将，出色地履行了本该由宰相、谏官、馆阁（皇家专门培养的文学侍从）和地方长官（就关爱百姓而言）履行的职责，集一众文官的优点于一身。他的魅力，让士兵倾倒，让民众倾倒，让文人墨客、清流名宿倾倒。但这只会让皇上对他更为猜疑、忌惮。他卓尔不群，立身极正，却毫无必要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岳飞的生命，不只属于他个人，船山称之为“社稷之身”，这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危、普天下千千万万人的极其宝贵的生命。真正的智者，能屈能伸——屈，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

　　岳飞遇害时，才39岁。王夫之感到极度惋惜，甚至为此设想了一个美好结局：如果他能像郭子仪那样，收敛锋芒，“知难勇退”，不和秦桧争一日之长短，完全可以等到老贼的死。秦氏死后六年，那位写下“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大金君主完颜亮，悍然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兵临长江。这时的岳飞，一定会像郭子仪那样，成为高宗君臣心目中挽救危局的不二人选，迎来施展宏图的良机。完颜亮南下，后院起火，堂兄弟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趁女真内乱之机，岳飞不难收复黄河以南的宋朝故土。即便不能一举将金人逐出中原，还我大好河山，至少南宋政权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样，苟延残喘，直至被蒙元吞没。

　　最后，船山的结论是：

　　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悠悠之歌诵，毒于谤讪，可畏矣夫！知畏之，则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有识之士会为岳飞深深叹息，更对当时称颂岳飞的那些人痛心疾首——正是他们的歌颂，把岳飞送上了风波亭。有时，比起恶意中伤，赞扬反而是更致命的毒药。明白了这一点，如何消祸患于未萌，就再清楚不过了。

　　这就是王夫之对岳飞的“苛责”——岳飞原本可以实现救国理想，他犯了错误，对自己的死，岳飞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想象，会有人反驳船山：分明是宋高宗、秦桧混蛋，怎能把账算到岳飞头上？

　　王夫之论史，不是作为中立的第三者，以超脱的“客观”态度评判古人。他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从当事人的愿望出发，试图阐明，当事人怎么做才能实现其美好愿望。

　　打个比方，车祸发生后，交警会来确定事故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这如同现代史家习惯的历史分析法：寻找导致某一事件发生的诸多因素，并大致确定不同因素的不同“贡献”。但另一方面，对发生车祸的当事人来说，面对交警是不得已的选择，真正重要的是避免车祸。而要避免车祸，事后分割责任的思路没有太大的意义——司机必须时刻准备好，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如果现实很糟糕，很多人不遵守交规，你怎么办？有人会开斗气车，但斗气的结果可能导致车祸，即便对方负全责，也后悔莫及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要避免车祸，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谨慎行事，抱怨乃至怒斥不道德的司机没有意义，谴责不解决问题。

　　不是王夫之苛责，是现实太残酷、太苛刻。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自己做好准备。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不正因为人太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吗？如果人人质朴善良，早就天下太平，根本不会出问题了。有志之士渴望承担起责任，解决国家、民众的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面对非常复杂，甚至凶险的环境。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人，应当做好随时遇上混蛋、坏蛋的准备。

　　正是充分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充分意识到岳飞具备了力挽狂澜的能力和意志，船山才站在岳飞和未来一定还会出现的岳飞般的英雄的立场上，为他们实现梦想出谋划策，提出了貌似严酷到不近人情的极高要求。这不是局外人缺乏同情心，妄加苛责，而是比他人更透彻地理解岳飞处境的结果。从根本上说，王夫之的史论不是要对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说三道四，而是希望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如果岳侯有机会在天国读到王夫之的评论，一定会泪流满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攻政治史、经学与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