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0多年前，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一大批散居海外的华人拿起手中的笔进行白话新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同频共振、遥相呼应，海外华文文学由此而生。逾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海外华文文学也逐渐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然而，不管海外华文文学如何扎根当地，本土意识如何增强，只要还是运用中文创作，“中国性”都是其本质属性。

　　“中国性”（Chineseness），也可译为“中华性”。“中国性”的根基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之上。正如悉尼大学华裔教授洪美恩所言：“‘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象社群’的核心……是统一和集体身份的基石所在。”百余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不断发展，现代性也是其主要属性。本土性、“中国性”以及现代性交织在一起，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

　　“中国性”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属性，虽在不断变化，但始终流淌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就目前海外华文文学最主要的两大板块——东南亚华文文学板块与欧美澳华文文学板块来看，前者最为活跃的是新生代作家群，后者则以新移民作家群唱主角。东南亚华文新生代作家群是指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批华文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第三代、第四代华裔，尤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作家居多，大都具有留学中国的经历。他们的创作既有对中华民族历史与南洋先辈历史的双重开掘，也有对南洋本土尤其是华人社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如陈大为的诗歌《治洪前书》《再鸿门》发掘中华文化传统，对鲧、庄子、屈原、项羽等历史人物予以新的诠释；林幸谦的散文《中文系情结》以质疑、反省的姿态，从华夏民族文化源头上复苏中文的活力；还有钟怡雯的散文《我的神州》、黎紫书的小说《流俗地》、伍木的诗歌《携子观舞龙》等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寻觅属于南洋华裔的中华文化传统。

　　新移民作家群主要指改革开放后去往欧洲、美洲、澳洲，开始以“留学”身份居于他国，后来在当地定居的大陆移民，以卢新华、少君、黄宗之、刘荒田、苏炜、张翎、陈河、林湄、虹影等为代表。他们怀揣梦想，来到异邦，在故土与异邦交织的想象中开始了文学创作，“中国”与“海外”成为新移民创作的双重语境。张翎的小说《金山》《劳燕》《余震》，黄宗之的小说《阳光西海岸》《破茧》，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等，既有对海外华人漂泊历史与命运的书写，又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开掘与想象，还有中国与海外复杂语境的交叉叙述，指向民族传统、人性善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层面。

　　不难看出，目前最活跃的海外华文文学两大群体，他们的创作不论涉及“现实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在时间上多指向“过去”，这种对传统的发掘与传播，无疑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对“当下的中国”，他们的写作显得疲乏无力，或是较为淡漠。海外华文文学实现新突破的方法之一，无疑是以开阔包容的世界性眼光，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国性”内涵与外延的新拓展。

　　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作家可以经常回中国看看，或旅游观光，或走亲访友，或寻根问祖，或会议研讨，深入中国社会的细部，体验中国的“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等“新四大发明”，与中国文学界和普通群众增强交流接触，感受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和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火热激情。

　　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如果能情系祖（籍）国，奉献世界，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新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彰显华文文学“中国性”的新质，对于推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全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朱文斌，系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浙江省高校文艺评论联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