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杨璐

　　“从小干革命，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中国”，这是我印象中，爷爷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爷爷名叫杨兴，是一名老红军。他14岁参加革命，先后经历川陕苏区反五路“围剿”、六路围攻、西渡嘉陵江、血战剑门关，参加过攻打宝兴、天全、庐山等战役，同时也曾三过雪山、草地，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爷爷杨兴

　　在爷爷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宝兴时，由于受到国民党薛岳、顾况同胡宗南和川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军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深山峡谷一线天，远望千里无人烟”，每隔三四天就要翻一座雪山。爷爷说，每次爬到山顶时，太阳照在冰雪上反射过来的光线都十分刺眼，加上红军已半年多没吃过盐，无粮食可吃，每个人的身体都十分虚弱，被山顶的大风一刮，许多红军战士就被吹倒了，掉入几百米、上千米的冰窖中。雪山一座连着一座，每次爬到山顶，积雪厚、天气冷，空气稀薄，体力消耗巨大，脚也被冻得失去知觉，只能一步步往前挪，艰难爬着走。但爷爷始终坚信：艰难险阻是对我们的考验，千山万水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坚信为人民而战的红军必胜。为了见证这一天，他咬紧牙关紧紧跟着队伍。雪山让很多红军战士倒了下去，身体好一点的战士将牺牲战友的遗体用雪草草掩埋一下就继续前进……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爷爷将忠诚镌刻在祖国的版图上。

　　爷爷还经常提起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的日子。他说毛主席每天开会呀、写作呀，十分繁忙，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极为严格，但从来没有发过火。毛主席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能搞特殊，劳动要比别人多”。因此，背石头、种地等劳动，警卫班的人干得最多。虽然爷爷一直跟着毛主席，但在毛主席的教育下，从来没有搞获过特殊化。

　　爷爷和张思德在一个班。当时由于延安解放区的物资十分奇缺，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生产生活自救运动，当时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的冬天十分寒冷，气温能到-26、27度。警卫班12个人，留下6名执勤，抽出6人参加大生产运动。爷爷经常眼含热泪，和我们讲起张思德的故事。张思德和另一名战士到安塞的石峡峪烧2至3万斤木炭，用于延安党中央红军战士取暖。当时张思德已经把烧好的木炭全部背到村子的路边，但他趁着另一名战士返回联系马车的空隙，想再烧一些木炭。但由于窑顶的土层中长着草根，烧窑的次数多了，窑顶就容易塌陷，最终，张思德再次进行烧炭时窑塌了，他英勇的牺牲了。

　　有一天，毛主席问爷爷：“你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爷爷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自然回答不出来，就如实告诉主席，他不知道。毛主席肯定了他能实事求是回答问题，但也语重心长地告诉爷爷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爷爷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向连里请了假，用当时延安的货币——五毛钱的光华票，买了一本国语字典。在班里战士的帮助下，爷爷很快就认识了一些汉字，后来还能读书、看报、写文章。从那时候起，爷爷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尊师重教的种子。

　　解放战争时期，爷爷曾任三边第十三旅保卫干事、西北野战军总部警卫营五连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工兵一团二营教导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医院保卫股长及甘肃省军区兵役动员部门局长、政委、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6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57年6月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勋章。爷爷离休后的工资虽然很高，但生活十分节俭，穿的是部队上发的没有军衔和领花的制服，衣领和布鞋是补了又补，总是不让我们给他买新的。在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受到学习文化、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经常将省下来的工资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每次都是几千、上万的捐。

四川广元苍溪中土乡杨兴红军希望小学红星楼

　　爷爷生活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们为老家广元中土小学先后捐款捐物170余万元，修建了“红星楼”。我们一家人的力量虽然是微薄的，却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如今，这所学校的学生依然在学习红色历史，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着红色基因。

2003年，爷爷杨兴与奶奶在兰州市中山桥合影

2008年，我和爷爷杨兴

　　如今，爷爷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爷爷的优良品德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始终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工作近20年的时间，2014年我的父亲生病去世，我忍着悲痛返回工作岗位，零差错完成直播任务，没有耽误一天的工作。因为在我心里，新闻直播是党交给我最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因为爷爷曾在弥留之际还在教导着我们，让红军精神永驻心里，让善行永驻心里，让满腔热血、奉献精神永驻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