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汉秋（1939—），福建福州人，教授，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原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传统文化。

　　摘要：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接受与回应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全新视角。现实遭际的困顿、对儒林和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切体悟，促成吴敬梓接受从明中后期王学左派、明末清初黄顾王三大思想家及清初颜李学派等所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的浸润，继承并发展了人文精神的传统，以主体精神感悟人生，以批判眼光审视儒林和社会，以探寻精神摸索出路，以小说创作宣泄激愤与悲悯，绾结于健全民族精神的公心。这种启蒙思潮的思想质愫渗透在《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中。从对王玉辉、杜少卿、沈琼枝、市井奇人诸形象的新阐释中可显现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诸如抨击以理灭欲的理学弊端，探索冲决羁络挣脱桎梏、人格自立自适精神的出路，崭露平民化、世俗化的自由平等观念等。

　　关键词：《儒林外史》；早期启蒙思潮；王玉辉；杜少卿；沈琼枝；市井奇人

　　科举仕宦之家出身的吴敬梓，所承受文化基因的底色原本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现实社会的精神危机，逼他不断进行思索、探索，现实困顿、切身体验改变着他的文化感受和汲取的方向，他的文化基因既有继承又有变异和突破。其所受早期启蒙思潮浸润的思想质愫渗透在《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中，学界对此鲜有论述，本文初次专从早期启蒙思潮的视角探视《儒林外史》。

　　一、接受早期启蒙思潮浸润的思想基础

　　吴敬梓的从外曾孙金和得自家传认定，吴敬梓以杜少卿形象“自况”（金和《儒林外史·跋》）。这当然不是自传实录，而是有取舍、有加减的文学创造。按当时的实况，吴敬梓丧父后，面对如“怪鸮”和“封狼”般的夺产族人，他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悖礼，放诞不羁。族兄吴檠、从表兄金榘兄弟贺他三十初度的诗说他：“几载人事不得意……吾子脱屣尤狂憨”，“一朝愤激谋作达……两眉如戟声如甝。”说他“狂憨”，说他“酒酣耳热每狂叫”，说他“狂疾不可治”，都不为他讳“狂”。他自己在诗词赋中也以“猖狂”“佯狂”的阮籍自比。这种“愤激”“狂”，就是由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懑而激发出来的逆反情绪。再加上亲身在乡试场的屈辱，打破了对科举拔才的信赖，他的词赋自谓“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移家赋》），“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忧愤可以抑而为沉默郁闷，也可以激而为狂放纵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就是后一趋向的突出表现，如《晋书·儒林传序》所说，他们“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以他俩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为时尚所趋奉，蔚为风气，魏晋风度成为历代不愿循规蹈矩完全受儒家纲纪秩序约束的文士所企慕的一种风范。这很适合吴敬梓此时的精神需要，成为吴敬梓所找到的精神支撑，他景仰他们，乐于仿效他们的狂放性行。他，愤而慕魏晋风度，蹇而嫉科举八股。由此吴敬梓从帷幕被掀开的一角观察儒林和社会，以“看破”的清醒看待功名富贵，逸出常轨，狂狷而豁达，以白眼睥睨群丑，以嬉笑轻蔑流俗。

　　但《儒林外史》没有把此时情状全落在杜少卿形象中，而是把部分情绪分落在世家公子虞华轩形象上。与吴敬梓本人一样，虞华轩也属故家乔木，也与以金榘为原型的余大先生是表兄弟，也请余大先生教自己的儿子。他嫉于势利恶俗，故为矫激之行，因而狂狷傲俗，他确实如作者所说，是对恶俗“激而为怒”的产物，是作者早年在故乡愤世嫉俗、狂放纵恣心态的逼真投影，假如他不能像作者吴敬梓那样后来继续接受时代进步思潮的浸润，放开眼界更深入地体察和思考人生，那就很难达到杜少卿的水平。

　　《儒林外史》继续深化：王冕亲劝朱元璋行仁义，朱元璋登基之后，两次下诏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断然逃避，拒绝出仕；庄绍光应征辟晋京朝见呈上“十策”，亲验“臧仓小人”当道，“我道不行了”之后，毅然辞爵还家；杜少卿干脆装病辞征辟，因为他看穿了“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按儒家原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儒林外史》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贤人践行“无道则隐”，显然是对“天下无道”深沉的判断！再看全书最大事件：建泰伯祠祀以古礼乐，寄托着众贤人“助一助政教”的热忱，结果泰伯祠却日益破败荒芜，“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了；礼乐大祭之后，萧云仙靖边、劝农、兴学，全面践履传统儒家和颜李学派的“礼乐兵农”，但却落得削职破产，满怀抑郁。与其相对应的则是，以五河县为代表的社会“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全书所反映的情状，从朝廷当权的太保到府州县官吏，到封建统治的墙脚土豪劣绅，在在显示“仁义”之道、“礼乐”教化，乃至“兵农”实践，在现实社会中缺乏实现的条件，全书的整体形象似在呼唤：救救精神，救救社会！

　　当自我的价值认知与现实境遇产生巨大落差时，自我意识、精神受到伤害打击，就必然要产生抵抗力，这种扺抗力首先激而为怒，表现为愤懑愤激，紧接着要产生精神抗体，要给自己找到精神支撑力量，于是引发了个体生命与社会现实关系的重新思忖，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疏离感乃至对抗感，于是萌发了超越心态与疏放心态，并从中获得精神安顿，持续着生命不屈的反抗张力。

　　从明中叶后的王（阳明）学左派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以及稍后的颜（元）李（塨）学派等等，汇聚成的时代进步思潮（学界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推涌着吴敬梓。他年轻时所效法的魏晋风度，就是以玄学的本体论为基础，致力于追求个体的人格自立。他又汲取老庄哲学中张扬个性的思想成分辅作个体的处世态度。有此基础，他对以主体为本体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王学左派情有独钟（王学流派诸多，学界所称“王学左派”指浙中学派的王畿、泰州学派的王艮及其门人传人。本文沿称）。本来吴敬梓出生的皖苏地区，自中晚明以降王学左派非常活跃，书院林立，明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分管滁州，1513年就在滁州讲学，新旧门生大集滁阳，他的得意门生钱德洪甚至说“滁阳为师讲学首地”。滁州全椒古曾称南谯，有南谯书院，创建并主其事者戚贤，曾受学于王阳明，执弟子礼，不仅甘冒贬谪之祸举荐王学后人并为王阳明辩诬，而且与深得老师心传的王畿交厚。王畿曾多次到南谯书院，并与钱德洪等同往举行“南谯会”。王学左派在吴敬梓周围广有影响，1745年暮春，吴敬梓的亲朋金兆燕还过访南谯书院故址并赋诗《过戚南山先生书院故址》。

　　吴敬梓移家南京后，进入早期启蒙思潮中心区的文化圈。他把《儒林外史》的背景假托在明代，对明代文化学术熟稔，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讲王阳明时说：“有明学术，自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白沙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有因蝎子啮顶不能奏对而罢朝见的故事，吴敬梓把它写为庄绍光因蝎子螫顶而悟臧仓小人当道，“我道不行了”的情节。《儒林外史》第八回还借正面人物蘧祐之口赞扬“新建伯（即姚江、王阳明）神明独运”，“有功不居，尤为难得”。吴敬梓的《诗说》还常引用明代人如冯复京、杨慎等不同于朱熹之说。

　　受早期启蒙思潮浸润的吴敬梓，继承发展了人文精神的传统，以主体精神感悟人生，以批判眼光审视儒林和社会，觉察到形形色色的精神败象和社会危机，以探寻精神摸索出路，以小说创作宣泄激愤，其如椽巨笔的千钧之力，倾注在如何救治儒林的精神疾患从而健全民族精神上，正是这样的公心和禀赋，才孕育出被鲁迅允称伟大的《儒林外史》。

　　作为小说，《儒林外史》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应主要体现在小说形象中，我们也主要从小说形象来辨认。

　　二、王玉辉形象呼应早期启蒙思潮对程朱理学弊端的冲击

　　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指出：“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王阳明……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

　　朱学与王学哲理上的论辩本文无裕涉论，本文主要从冲决羁络、启蒙解锢的角度考察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进步倾向。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自有其历史地位，但后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攫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并且要人们把这种“天理”当作自我完成的主动欲求，主动强制灭绝正常人的正常感情，以完全适应封建秩序。这种偏颇被扭曲利用，就产生了严重的弊端。

　　《儒林外史》以犀利的笔锋鞭挞假道学王德、王仁，他们口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仿佛是一心讲“理”的；其实他们的“理”全跟着银子转悠。八股宠儿高翰林忘乎所以说漏了天机：“敦孝弟，劝农桑”的儒家道理只不过是说着好听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不能“当真”。他们都是假纲常以行污的伪道学。对于他们，犹可说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那么嘴不歪又如何呢？马二先生和王玉辉都为人端方，都是其各自领域的真信仰者，其典型意义更深刻。揭其伪较易，察其真之误就需要更高的站位。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能够透过其真信者批判其流弊本身的祸害。《儒林外史》写生活在“程朱阙里”徽州的王玉辉，就是中了这种弊端的毒而演出怂恿女儿绝食殉夫的悲剧。王玉辉按照理学弊端的理念修礼书、课女，其女成了像稍后的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的受害者。王玉辉初闻女儿绝食殉夫，“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过后，父女常情之良知苏醒，精神痉挛伤心不已，当王三姑娘神主入节孝祠，阖县绅衿在明伦堂大张筵席，同声称赞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时，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表明他不是“礼教吃人”人肉筵席上的食客，他并不想以女儿的生命为自己沽名钓誉，他与那些借循理以邀名或售奸的伪君子品性是不同的。他是真心服膺理学，不但以理教人，而且以理律己，即使这样做将损害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需要作出极大的牺牲，他也要强制自己忍苦殉教，至虔至诚，结果成了中毒巨深而又受害剧烈的牺牲品！王阳明《传习录》说：“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王艮讲究爱身、保身、尊身，要爱护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王玉辉在女儿死后，见老妻悲恸，他的自然良知进一步苏醒，“心下不忍”，出外排遣，但怎么排遣也排遣不开：“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如天目山樵评点，这真是“追魂摄魄之笔”!前面的“仰天大笑”和这里的“热泪直滚”是表和里两个层面的聚焦之点，“热泪”是良知自然真情的真实流露，“大笑”则是“以理灭欲”的理学弊端观念的强制。以封建理念来强制压抑自然天性，终难免于矫情，“仰天大笑”是强颜装笑，但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痉挛。这种不自然是“以理灭欲”本身的不自然，而不是其人品质的虚伪。当他回归常态时，良知也回归原位，热泪终于漫上强装的笑脸“直滚出来”。从矫情的笑到真情的哭，从理学教条的强制到良知真情的苏醒，层层剥露，展现人物外在观念与内在良知的激烈搏斗。“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就准确地掌握住王玉辉形象的典型意义，赞叹说：“描写王玉辉的天良发现，何等深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推崇钱玄同序中的说法，并概括为：“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应当说这两位大家对王玉辉形象特质的体认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可以更科学地阐说：吴敬梓正是从良知与理学弊端的冲突这一裂缝撕开去，通过王玉辉情感的痛苦痉挛，形象地、有血有肉地显示出，以“天理”灭“人欲”、以理学教条压抑人性良知，是违反自然的；正常人性、人情、良知是灭不了也不当灭的。吴敬梓指摘的锋芒是透过王玉辉个人指向理学流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玉辉形象可视为对早期启蒙思潮冲击程朱理学的回声和呼应。

　　三、杜少卿、沈琼枝挣脱羁络的“奇”“狂”“豪”——早期启蒙思潮的人格化特征

　　从全书的总倾向看，《儒林外史》前半部主要生动地描摹唯功名富贵是求的偏执欲念下的精神危机，后半部则主要着力于探索挣脱桎梏、精神解放的思路。凭着思想者的敏锐，吴敬梓在感知礼乐文化之无奈的同时，思想的锋芒进入新的领域，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其历史地位已进入早期启蒙思潮的范畴。

　　杜少卿的“奇”“狂”“豪”，迄今未被重视，更未被理解。从早期启蒙思潮来看，就容易理解了。

　　王学左派等为冲破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一方面要标新立异，求奇、尚狂、慕豪；另一方面秉承百姓日用即道的信念，他们的求奇注重从人间日常生活中来。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产生了“常中见奇”的审美观念，这对吴敬梓的创作有深刻影响。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回目“杜少卿平居豪举”，“平居”是常，“豪举”是奇，“平居豪举”就是“常中见奇”，不是以非现实或超现实情节来显现奇，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显现不平常——奇。传统社会上层人的品格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富”和“贵”上，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回专为杜少卿立传，首先就写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封建社会贵贱、尊卑、主仆等级分明，他却不然，王胡子说：“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王胡子不解地认为这太“出奇！”杜少卿的社会交往也不拘尊卑，“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

　　以上是对贵贱，对财富呢？张俊民说他“不管甚么人求着他，大捧的银与人用”。杜少卿新做的一家人穿的一箱秋衣，刚送来还未及打开箱，杨裁缝跑来说母丧无钱购棺材衣服，求借四两银子。他恰身边无钱，就把可当得二十多两银子的整箱新衣都给杨裁缝拿去用，还要特别叮嘱：“杨司务，这事你却不可记在心里，只当忘记了的。”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真风流，继承发展了魏晋风度，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真性情，鄙弃琐屑的世务、无心身外的财物。再瞧他对又“富”又“贵”者如何：富商汪盐商酬生日请他去陪尊贵的县主王老爷，他嗤之以鼻，拒之千里。不久王知县被摘了印撵出衙门，杜少卿闻知立即请他来家里住。臧蓼斋问：“你从前会也不肯会他，今日为甚么自己借房子与他住？”杜少卿回答：“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如果说胡屠户对范进的“前倨后恭”反映了世风之常，那么，杜少卿的“前倨后恭”与势利世风恰成反照就显奇。似此，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杜少卿淡泊富贵的极致是摈弃功名，他的“奇”带有“狂”的色调。中国明清统治者运用封建社会长期积累的功利体制机制的经验，把“富贵”与“功名”相绑。在明清科举时代，功名常用以指称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八股科举制度既是官员选拔制度，是获取功名富贵的官定阶梯，因而又深刻影响了人文和教育的内容与体制。程朱理学经官定为八股科举立论出题和评判的标准，其为官方统治思想得到极大的强化和普及。士想要追求精神解放、个性舒展，在明清时代首先就要冲破互为表里的程朱理学弊端和八股科举樊笼的羁縻。明中叶后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正是如此表现的。《儒林外史》承其烈焰，以形象表现人格自立、精神自适的追求，自然就竭力掊击八股制举业。一方面，深刻揭示它对儒林的精神戕害，生动塑造了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一系列令人痛心的腐儒形象，他们陷入统治者设置的功名富贵的“彀中”，丧魂失魄，失却士之为士的独立思维能力，更有被功名富贵所异化而失德劣行者，他们布满朝野上下，构成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照，写出一些淡泊功名者，最突出的是杜少卿，他和作者本人一样“独嫉时文士如仇”，一触即发，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臧荼对他说举业的好处是可以做官，他便嬉笑怒骂道：“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后来还装病辞征辟，一总拒绝参与一切科举考试。凡此不赘言，此仅阐发杜少卿在鄙弃八股科举羁縻的同时，如何冲击理学弊端的禁锢。

　　为打破官定哲学的一统天下，王阳明提出“学贵得之心”的主张，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就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所得而私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在当时起到“震霆启寐”的作用。连有不同见解的顾炎武都承认：“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以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王学左派学者，就是敢于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敢于“学贵得之心”的狂者。王畿倡言“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泰州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何心隐也强调要有独到之见，“见人之所未见者”。《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强调的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同他们一脉相承。

　　历史进入清朝，程朱理学庶几又恢复统治地位，康熙曾“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列”，抬入孔庙从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诗集传》被钦定为教科书，是科举考试立论的根据和标准答案，就是在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之时，乾隆五年、六年（1740—1741年）都曾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与程朱牴牾或标榜他人之处”，“即行销毀，勿得存留”。在那时，敢于“肆诋程朱”，不仅是“奇”，而且是“狂”。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环境中，吴敬梓《儒林外史》“狂”到敢于揶揄马二批举业选本皆依据朱熹的《四书或问》和《朱子语类》，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和小说中的杜少卿都写了一部《诗说》，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竟敢蓄意提出不同于朱子的见解，与朱熹唱反调。他点名说“朱子读《女曰鸡鸣》……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这不是在追寻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而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不是吗，你瞧：在南京游览姚园，众目睽睽之下，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大笑着，情驰神纵，示威似地走了一里多路。在当时这堪称“奇”行“狂”为，唐突了那个时代的封建礼俗，挑战了积久的生存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表现出敢“狂”的勇气。所以小说第三十三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以“狂”定义他的特质。

　　吴敬梓解经强调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这是人格自立、思想解放在治学上的表现。他的《<尚书私学>序》又强调“俗学于经生制举业外，未曾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又批评“俗学”“固陋”，赞扬作者江昱“不在宋儒下盘旋”，其指向是明显的。冲出功名富贵的体制和机制，冲出陈言的窠臼，冲出势利的世俗风气，就是“狂”，就是豪举。

　　“个性解放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泰州学派和李贽的身上……其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精神的形象标志。”这种“新精神的形象标志”我以为突出表现为“特立独行”的“奇”“狂”“豪”的特征。他们的“狂”，是对王阳明提倡“狂者胸次”的发挥，“狂”是主体意识自觉的张扬踔厉，王阳明自少年即有“任侠之气”，自谓自南京以后，“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明儒学案》记“狂者”作“狂者胸次”）。王学左派主将和李贽都以狂者自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条说他们是以适性顺情而“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的“狂士”。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就是一位“狂者”，38岁那年，戴着纸糊的“有虞氏之冠”，穿着自制的“老莱子之服”（王阳明就“好服古衣冠”，《儒林外史》里的王冕也自制古衣冠），到南昌去见王阳明，招摇过市，轰动全城。过三年又坐着招摇车，“车服悉古制”，打着旗子，北行传道直入京城。王阳明的另一高足王畿，青年时代就放浪不羁，“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极力张扬“狂”，并把“狂”同“真”、同“道”相融通，在《与阳和张子问答》中他说：“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处虽是狂者之过，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何心隐被称为“何狂”，甚至被径直称为“狂”，“其行类侠”。

　　明万历年间出彩的李贽是王艮之子王襞的弟子，他以嬉笑怒骂的笔法，讥讽“鄙儒”“俗儒”“迂儒”，痛笞假道学；同时赞赏“名儒”（《儒林外史》展出的儒林种类颇类之）。他确是著名的狂人，焦竑说：“以为（卓吾）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王学左派理论滋养和影响了晚明文坛，主“性灵”说的袁宏道深受李贽启发，主“至情”说的汤显祖在《答邹宾川》里自述得益于泰州学派罗汝芳之学。不愿受封建习俗约束的才子加浪子式的人物出现得更多，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到的唐寅、祝允明，与文徵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他们就被视为“狂逸不羁”，表现了吴中的狂诞士风。袁宏道自己好“奇”，也激赏徐渭“奇”：“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也。”徐渭是很有叛逆色彩的，他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势，不仅被视为“奇”更被称为“狂”，他和吴敬梓一样仰慕阮籍，自称“恨不颠狂如大阮”“猖狂能使阮籍惊”，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令人想到后文所述季遐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自喻“青藤（徐渭）门下走狗”，崇拜至极。郑板桥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自遣》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当时就有人把郑板桥比作阮籍。他们这些人构成了明清时代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征的“狂人”谱系，他们鄙夷权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为超逸封建秩序而血脉偾张，他们比魏晋名士已经前进了一步，为中国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

　　李贽学说标志着早期启蒙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统治者视李贽为“背弃孔孟，非毀程朱”的“异端”，诋其“猖狂”，《四库全书总目·别史类存目》说“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李贽崇尚真、奇，在《自赞》文中自称“狂痴”，他认定：“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在《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中斩钉截铁地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唯有狂狷，能够发现先儒之“破绽”的人，才能成为“豪杰”。在《焚书》卷二《书答》中他激赏泰州学派，说“心斋（王艮）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说罗近溪（汝芳）“真正英雄，真正侠客”，说何心隐也是真英雄，并赞称他们“一代高似一代”！

　　李贽自己既被称“狂”同时也被称“豪”及“豪”的近义语：袁中道《李温陵传》说李贽“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嗟乎!才太高，气太豪……”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能赤手以搏龙蛇”，从褒义视之不亦“豪”乎！

　　在他们的奇、狂言行背后，往往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蕴含，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各有其涵蕴，但“奇”“狂”“豪”作为生命状态的某种特征，其气禀常有相通融的因素，盖系因场域语境、维度视角不同，为各凸显其不同侧面而用的异称：要跳脱一统的陈言，就要标奇立异，就需彰显其奇异；要逆袭冲决统治思想的禁锢，就要有狂者胸次，就需突出其狂狷；正面品格的“狂”就会溢出“豪气”，官方观念斥其为异端邪说，同逆同冲者就赞其为豪杰、英雄、豪侠。“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狂狷之豪气溢于言表，自撰联云：“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侠气”与“狂名”是互文见义的。

　　这就可让人理解，既“奇”且“狂”的杜少卿，何以会被更加频繁地称为“豪杰”：第三十一回回目称他“豪杰”之后，回中韦四太爷两次称他“豪杰”，回末联语总结又称他“豪杰”。下一回回目则称他“豪举”，回末联语称他“俊杰”“英贤豪举”。再下一回迟衡山赞他是“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季苇萧夸他是“天下豪士”，韦四太爷当面说“你是个豪杰”。到第三十七回，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杰，天下共闻。”并特别点明是“不应征辞的豪杰”。第四十一回又由沈琼枝引述其父的话“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唯恐人不理会。

　　作为小说形象，杜少卿的“奇”“狂”“豪”，是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声，涵括了更多的时代新质愫，表现了一些与统治思想制度相悖离，与旧礼俗不协调，为庸众所不解的新性格。冲破庸常显现出“奇”，逆袭羁络表现为“狂”，“奇”中有“狂”，“狂”则显“奇”，沛然有豪杰之气。吴敬梓早年就向往魏晋风度之“狂”，到了早期启蒙思潮的中心区并进入文化圈后，与此思潮所鼓荡的“狂”，一拍即合。他早年的“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辞征辟后，诞狂不羁的作风里增强了个性解放的自觉，他宣称自己“麇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辞掉“爵禄之縻”，摆脱了功名富贵的羁縻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追求人格自立、精神自适的宣言。他在“以任放为达”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注进了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启蒙思潮质愫，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由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要冲决沉重的封建桎梏，就不能没有狂者精神，就表现出豪气，就是豪杰。

　　沈琼枝既不甘为妾，又只身进入宋府，有贞操失守的危险，是时人妇女观的大忌，连黄小田和天目山樵的评点都认为进府是“荒谬”。殊不知这不是作者的“败笔”，这是作者着意要把她写成人间生活版的车中女子、红拂式的女侠。她不是不知山有虎误入虎山行，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仿佛是成竹在胸主动闯入宋府兴师问罪！表现出蔑视富贵、不畏权势及不可亵玩的主体精神、“豪侠”气概。离开宋府她又只身进入市井独立营生，什么理学的清规、妇道的戒律、庸众的疑惑、流言的中伤、喇子的讹诈、官衙的追踪……她都夷然罔顾。只有杜少卿理解她、敬重她，表现出奇人之间豪杰精神的投契。沈琼枝形象的“稀奇”侠气反映出作者的矜奇和侠气。

　　作者吴敬梓是很有豪气的，好友程晋芳说他早年就“性复豪上，遇贫即施，不数年而产尽”。一直到他逝世前二年，江昱还写了首《访吴敏轩留饮醉中作》，末四句云：“陈定生，吴次尾，豪气元龙四公子。风流剩有默岩孙（敏轩为玉随侍读曾孙），好供清淮泛烟水。” “豪气”句是用典，《三国志》卷七《魏书·吕布传·陈登》等篇载刘备极赞陈登（字元龙）的豪气，在传统诗词文中遂成为“有扶世济民之志”的壮怀豪气的代表。江昱把吴敬梓与陈、吴并提，统赞其豪气。正是这样的吴敏轩才不听“至契”程廷祚的劝阻（见程廷祚《与吴敏轩书》），而毅然决然支持沈琼枝形象的原型人物的奇行，并塑造出女奇人以及下述市井奇人的形象。

　　四、市井奇人——体现早期启蒙思潮的平民化世俗化

　　泰州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下层农工商阶层，比魏晋名士更接近平民百姓，王艮出身劳苦，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反诘说：“山林田野夫岂可无格物穷理、讲学明道、修身治行，而为振古之人豪者乎？”王畿倡言“四民异业而同道”，讲学时，“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他们有平民化、世俗化的倾向，也折射出市民阶层的某些意识和诉求。他们主张从市井细民的普通生活中去发现奇。吴敬梓也把探索的视野拓展到市井，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他发现“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市井四奇人中的季遐年是居无定所的贫民，而“字写的最好”，作为书法艺术家，他特别尊重自己的个性，“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犹如王畿所说“不从人脚跟转”，犹如徐渭“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他“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他取了一管败笔，蘸饱了墨，把纸相了一会，一气就写了一行。”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李贽“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徐渭的运墨风致被称为“狂墨”，“狂挥墨欲流”。季遐年的做派有似他们，高扬主体精神，率性而行，行不为利，高兴写就写，“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不慕富贵，藐视权贵，真个像前述徐渭式的狂人，也与楔子里的王冕同调。“施御史的令孙老爷”不识起倒，叫他上门写字，他赶上门去，迎着脸大骂道：“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他任真放诞，敝衣烂履，不修边幅，不计贫贱，身无长物，每日得了笔资，吃了饭，剩下的就送给素不相识的穷人，很像杜少卿摆脱钱财俗务的羁绊，体现出慷慨超脱不为物累的洒脱。

　　王太是卖火纸筒的小贩，见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大国手在下围棋，穿着褴褛的他也挤上去瞧，大老官嫌弃地挤兑他“你是何等之人”，胆敢来下棋！结果他三两下就把大国手杀败，在众人大惊中他哈哈大笑。这是一场小贩挑战大老官的胜利，潜意识中存在反抗的因素，折射出小市民争取自身地位的意识。

　　荆元是手工业者裁缝，他说：“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这与王畿倡言的农工商贾“异业而同道”如出一辙，进一步明显表露市民争平等的意识。他又说自己“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讲求尊重个性、满足性情，讲求内在精神的自足，讲求得到精神自由和快乐。

　　市井奇人都有独立营生的能耐，能够自食其力，不依附别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过着精神自适的日子。如荆元所说：“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正是由于摆脱经济依附性，所以可以人格自立、精神自适地发展。此中盖已渗入了城市商品经济中市民的意识，至少是其萌芽。这种生活情趣具有摆脱封建束缚、抵制权钱异化、冀求人的自由发展的积极因素。从中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自由平等思想（不是从西方舶来的）正在脱茧而出！连生活在20世纪并深谙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胡适先生都称赞：“这是真自由，真平等。”

　　吴敬梓确是与其所处时代进步思潮同步的伟大文学家，其思想价值，为“五四”新启蒙的主将所赞扬。近代启蒙思潮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功绩之一在于“人的重新发现”，其内涵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权利和意志。这对于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尊重个人权利的封建观念来说，是价值观上的巨大变化，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20年，胡适的《吴敬梓传》说，吴敬梓的用意是：“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强调的正是“人”和“人格”。同年，在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中，陈独秀说吴敬梓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位重要倡导者，都从人文精神现代化的视角，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儒林外史》，可见吴敬梓的努力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冲击封建积习的突出特征。

　　原文刊发于《江淮论坛》2023年第1期，编发微信时有删减。

　　原文引用：李汉秋.《儒林外史》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应[J].江淮论坛，2023，（1）：156-163.